史可法无疑是一个民族英雄，但是否人如其名、名符其实呢？答案却是否定的。比起李广、岳飞、文天祥、郑成功甚至宋末同样驻守扬州的抗元英雄李庭之来，史可法只显〈名节〉，不见功绩。
南明重臣史可法，是一个地道的理学儒帅，只因为李自成攻占京畿、国君自杀，便从理学标准出发，弑君之仇，不共戴天，始终将李自成当作头号敌人，而根本不顾稍后满清入关，民族征服已成为首要危险的形势。在史可法的错误指挥下，南明政权白白浪费了一年（1644年三月至1645年三月）的时机，既没有乘虚出击满清，又没有及时加强防御，进退失据、战守皆废。及至满清击溃李闯，倾力来攻，江淮崩溃，扬州已成孤城，明军士气低落，兵少将寡，根本无能抵御十倍于己、拥有大炮的清军，此时死守扬州，如同坐以待毙。面对这种形势，清醒的统帅一定会放弃在扬州与敌决战，及时将主力撤出扬州，保存实力，将大部队化整为零，沿途袭扰清军。而野蛮的满洲人不战而下扬州，可以让扬州人民免遭屠戮之灾（多铎占领新城后，再次致书史可法诱降：“若好让城，不戮一人）。但是史可法完全为儒家忠臣标准的教条所左右，思维僵化，指挥明军坐以待毙、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他明知道满洲人极端野蛮邪恶残忍，抵抗会遭致屠城之祸，却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搞无谓的牺牲，史可法完全把〈忠孝节烈〉放在了扬州人民的生命之上。被俘后，由于敌人有尊崇之心，史可法明知道如果自己投降，完全可以促使多铎打消滥杀无辜百姓的念头，史可法却一心要〈成仁〉，他把个人的名节看得比扬州城一百万人民的生命更重要。
比起史可法在扬州的事迹，一个横向对比的鲜明的例子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中，1781年，困守约克城的英军统帅康沃利斯，在突围无果、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为避免军民无谓的牺牲，率八千英军向美法联军投降，把耻辱留给自己，把实实在在的福杫留给广大部下和约克城的广大居民。相比之下，康沃利斯将军是多么的人道和理性。
史可法以其中规中矩的行为成就了儒家理学的楷模，但这带来的实际效果却是南明永历政权的迅速败亡，明朝在南方的抵抗从此陷入群龙无首状态、彻底分崩离析。可以说，史可法的愚蠢理学教条行为，葬送了明朝的最后一线生机，还大大的累害了扬州人民。
儒家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儒家理学的〈忠孝节烈〉用来鼓励个人上进、指导个人的洁身自好，或许有些积极意义；但用来指导国家事务，则是完全荒唐的。败局已定，顽抗只会殃及无辜、更加悲惨。生命权是一切权力的基础，人权高于主权，一切为了某个目标要人送命的理念都是站不住脚的，更何况为了所谓的个人〈名节〉而让国家、人民无谓地遭受更大的灾难呢？那只能是彻头彻尾的愚蠢！ 可见，儒家和儒家理学价值观的羞耻标准，实在是反生命、反人权、反理性的剧毒猛药！儒家崇尚的虚荣，到了〈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地步；儒家理学定下的羞耻标准，更是到了〈求取名节、坑杀活人〉的地步，成为一把不折不扣的〈以理杀人〉的精神屠刀。
〈以理杀人〉的儒家理学不仅埋葬了崇祯王朝，也葬送了明朝象南宋一样对抗金国一样，形成南北对峙局面的生机。
诚然，史可法坚定抵抗外族征服、不畏牺牲，这种精神值得中华民族永远景仰，但是他恪守儒家教条的虚荣和愚蠢，由此造成的惨痛失败和巨大的无谓牺牲，始终在他那民族英雄的光环上投下浓重的阴影。
可是，今天，有人还要挖掘和刻意提取史可法身上负面的东西，以维护一小撮不法分子的专制统治之用。今年五月，中共突然一反僵贼泯时代刻意淡化、贬低史可法、岳飞英雄形象和历史地位的做法，在扬州大搞弘扬史可法精神的活动，大树〈忠孝节烈〉观，但同时对三百六十年前在扬州罹难八十万冤魂讳莫如深、只字不提。
中共翻出儒家糟粕，灌输反人道的愚忠思想，借以维护其反动统治之图谋一目了然。同胞们对此应保持警惕，免得在弘扬中华文化的时候，误中中共的贼计。
曾节明 星期三 2005年6月8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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