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八路军，则拥有六十万行动敏捷、作战骠悍的游击部队，竟然是坐视日军对中国从北到南、全方位的攻势。在日军一号作战的攻势期间，八路军乐为缺席的旁观者，是造成中国抗日战争历史悲剧收场的最大原因之一。因为在盟国中，最后支持中国的政治力量，就在这场作战中崩溃，从此他们转而认为，中国没有实力可以痛击在亚洲大陆的日军。因此中国遭到雅尔达密约之阴谋陷害，从此成为了不可挽回的发展。在抗战面临最严重危机的时刻，中国除了要遭到美国与英国内部反华势力的打击之外，自己里面还进行全方位的内斗，如何能够抵挡日军最后倾全力出击的攻势呢？
谨以此文祭奠那些长眠在衡阳这块血沃土地上的国民党第10军将士。
抗战时期著名的重庆《扫荡报》曾在自己的社论中这样写道：“衡阳，这一度成为全世界注视中心的城市，在我们的抗战史中，曾占有辉煌之一页。提起衡阳，称得上家喻户晓，无人不知；在国外，这个城市与中国军队英勇善战的英名永远流传。”当然，给衡阳带来如此盛誉的，是方先觉将军率领的国民党第10军官兵为保卫衡阳而进行47天浴血奋战的英雄壮举。本文试图就衡阳保卫战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一些粗廓的探讨，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使衡阳的抗战精神重放异彩，激励后人。
1944年，日军为了逆转它在太平洋战场上急遽失利的厄运，“内心极度焦灼”的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杉山元上将上奏日天皇，提出了“打通大陆作战”的设想，并得到了天皇裁可。后来日大本营遂将此作战命名为“一号作战”，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一号作战”的主要内容是先攻占平汉铁路之南段，进而打通湘桂及粤汉铁路两线，摧毁中美空军基地，防止美国B－29重型远程轰炸机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日军称这次作战“确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一连串的大军作战。”这次作战，无疑也是已成强弩之末的日军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跳”。
衡阳这一地方，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1944年8月12日《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就曾经谈道，衡阳“是粤汉、湘桂两条铁路的联结点，又是西南公路网的中心，它的失守就意味着东南与西南的隔断，和西南大后方受到直接的威胁。”衡阳的飞机场是我国东南空军基地和西南空军基地之间的中间联络站，它若失手就使辛苦经营的东南空军基地归于无用；从福建建瓯空袭日本的门司，航空线为1425公里，从桂林去空袭则航空线要延长到2220公里。衡阳位于湘江和耒水合流处，依靠这两条河，可以集中湘省每年输出的稻谷3000万石，还有丰富的矿产于此集中。这些对大后方的军食民食和军事工业是极端重要的，它的失守会加深大后方的经济危机，反过来却给了敌人以 ‘以战养战’的可能性”。这篇社论继续谈道：“英美人士对于衡阳战役亦抱着很大的担心”。他们指出：衡阳比长沙更为重要。他们忧虑：如果衡阳失手，战争将会延长。他们忧惧大后方的经济危机。
由于衡阳一地战略位置的显要，自然而然地使它成了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所必须夺取的目标，所以国民党重庆政府方面和蒋介石本人对衡阳一战也甚为关注。 1944年5月29日夜晚，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驻守衡阳的第10军军长方先觉，说：“此次会战关系国家民主存亡，衡阳得失尤为此次胜败关键，希望安心死守，余必督促陆空助弟完成空前大业。”可见，国民党和蒋介石方面也是把衡阳一战看成是“关键”，他们也是不愿意轻易放弃这座不大却非常重要的古城的。衡阳一战的重要性也就由此可见一斑。
日军以为在长沙会战中，已经将华军第九战区的防御系统，予以彻底的击溃，虽然没有围歼中国的主力兵团，但是华军在受到重挫之后，已失去再战的能力，对于日军进行长距离奔袭衡阳的作战，横山勇更以为把握十足。事前衡阳在日机猛烈的轰炸之下，衡阳市区已成一片焦土，因此横山认为，日军可以出其不意地迅速攻占衡阳。但是横山没有想到，由方先觉所率领的中国第十军，却在衡阳进行一场惊天动地的阵地保卫战，差点把横山的完胜攻势，搞成凄惨的大败仗。
长沙失守后，蒋介石为确保衡阳，决定在渌水至衡山地区采取“中间堵、两边夹”的战略手段，将长沙地区之敌，屏障于禄水以北，蒋介石电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迅速调整部署，以达成以上战略目的。蒋介石电令大意为：
一、令第10军守卫衡阳城。
二、令欧震将军率第37军、暂编2军，在禄水至衡山间沿铁路线和湘江两岸正面占领阵地，堵住南侵之日军。
三、令川军王陵基第30集团军所部第72、第58、第26三个军，和川军杨森第27集团军所部第20、第44两个军，在湘江东岸由东向西进攻醴陵地区之敌，令王耀武第24集团军所部第73、第79、第99、第100四个军，和第4军一部，在湘江西岸，由西向东攻击，与东岸川军形成对击夹攻之势，斩断向南进攻之敌。
由于战场形势急变，蒋介石的战略企图变成了“画饼”。薛岳接到蒋介石电令时，第九战区仍在执行“各部队索敌攻计”命令，实际上是各部队均处于被敌追踪攻击状态，根本无法收拢部队，组织实施蒋介石的战略计划。由于薛岳把第九战区的残余的部队，集结在湖南与江西交界的一带，企图等日军深入之后，反击日军的侧后。但是薛岳的这个布阵，却遭到日军主力兵团向东旋转的多路围攻，因此不但无法发挥侧翼包抄日军的效用，反而让南方的衡阳阵地，出现兵力支援分配不足的危机。日军在攻占长沙的同时，横山勇对衡阳发动长距离的奔袭突击，日军第六八师团（佐久间为人）与一一六师团（岩永汪），沿着湘江东西两岸，分途包抄衡阳；第六八师团的决死突击队，在六月二十六日半夜，攻占了美军在华最大的空军基地衡阳机场，得到了日皇亲自的传令嘉奖。直到6月 23日，薛岳才与各部取得联系，下达各自的集结地点和攻击目标，但这时的战场形势已大大变样，为时已晚了。
还在进攻长沙之前，（火田）俊六大将即向各师团长指出，进攻衡阳最为担忧的是中国远征军的回援和六、九战区部队形成拳头，使日军不能从长沙南下。要求各兵团务必注重进攻速度。横山勇的作战方案中更是规定：在攻取长沙的同时，即以炮兵、坦克、铁道部队快速向南推进，以急袭和强袭手段，迅猛插入衡阳地区；要乘中国军队尚未部署好之前进攻。根据这一战略意图，中路日军第一线兵团第68、第116师团，在第二线兵团围攻长沙城时，便沿长沙东侧继续南下，其意图好像是为了阻击从衡阳北上增援长沙的中国军队，实际上另有它图。
当日军第58、第34师团等部刚攻下长沙，已经过一定休整和补充的第116、第68两个师团，立即从株洲附近沿湘江两岸向衡阳推进，其行动之神速令人咂舌，如同平地兴起的狂涛向南汹涌卷去。湘江东岸，第68师团，在佐久间为人中将指挥下，疯狂南进。在衡山地区与守军打了两天，便于6月23日清晨抢渡（氵米）水。23日夜间，进抵衡阳东南郊区的泉溪，并连夜渡江。24日白天，该师团主力，冒着中美空军飞机的轰炸扫射，继续强行渡江。渡江后，日军即向衡阳机场进攻，26日占领机场。湘江西岸，第116师团与东岸日军齐头并进。6月23日到达衡山地区，迅速突破守军防线，于6月26日抵达衡阳附近，并迂回到城之西郊。同时向南突进的还有第13师团。该路日军在长沙城被攻下时，从江西边镇上粟市地区突向南进，穿过萍乡、攸县、安仁等县境，在衡阳东北方，担任对井岗山地区中国部队的警戒，以保证向衡阳城进攻的日军的侧背安全。这三个师团的日军，都是在中国军队企图中间堵、两边夹的部队尚未部署到位时，就顺利地突过了险峻地域。犹如排球场上打出的一个漂亮的“时间差”一样。
当日军快速部队在衡阳郊区的进攻打响一天之后，第27、第30两集团军才在渌水以北的湘赣边境山地集结起约十五个师的兵力，向醴陵地区出击。但是，这十多个师的部队，尚未充分展开，即遭到日军第3、第27、第34几个师团的先行攻击，“拳头”尚未举起，就被冲散。湘江西岸的王耀武集团也没料到日军南下来得如此之快。本来要调集各军与东岸川军夹击敌人的，可是现在，他还未来得及集结部队，东岸部队就被冲散了，而且日军已经在攻衡阳城了。因而，在此夹击日军已失去意义，便令第 100军和第74军各一部，跟着日军屁股后头向南追击，又令其他各军迅速向安化、新化、宝庆地区集结，准备去解衡阳之围。
日军围困衡阳的部队先后向孤城发动了三次规模巨大的攻坚作战。
日军一号作战计画长衡会战
6月28日， 日军一攻衡阳城。
日军奔袭衡阳的两个师团，对衡阳完成钳形包围，同时日本飞机对于衡阳守军的阵地，进行全毁性的地毯式轰炸。日军认为单是这样的打击，以及优势的兵力与火力，衡阳已是日军的囊中之物。日军第68师团在南面，第116师团在西面，同时向衡阳城发起急攻，意在一举拿下该城。第10军军长方先觉、参谋长孙鸣玉将军率领所部预10师（师长葛先才）、暂54师（师长饶少伟）、第3师（师长周庆祥）、第190师（师长容有略），守卫衡阳城。
第10军自抗战以来，转战大江南北，将士英勇善战，屡建功勋，是一支以打防守战著名的精锐之师。在三次长沙会战中，该军都担任守卫长沙城的任务，在整个战区的会战中起砒柱中流作队，三次都在十数万日军包围之中，沉着应战，力挫日军锋芒，为第九战区主力的集结、反攻赢得了时间。在常德会战时，刚由预10 师师长升任第10军军长的方先觉将军，奉命率部北上增援，在常德南面给敌第3师团以重创。日军对方先觉的评价是：“方先觉是1941年秋冬第一次和第二次长沙作战时死守长沙的猛将（当时是第10军预备第10师师长），在1943年初冬的常德作战时任第10军长，曾向常德南侧增援，具有与我第11军，特别是与第3、第68师团交战的经验。” 第11军第3师团被日军称为野战优秀兵团，是第11军的精锐之一。第68师团亦是日军精锐，以攻坚见长。专门进行过严格的攻城训练。
衡阳城西南面有无数山坡高地，第10军在这里构筑有四通八达的战壕工事和无数暗堡据点，并将每个山头阵地前的断岩主坡削成九十度陡峭绝壁，进攻者只能架云梯才能向上攀登。日军首先向这些心头阵地进攻。先以排炮集中轰击，飞机编队俯冲轰炸。守军在敌机、敌炮狂轰滥炸时，都躲了起来。日军以为阵地已被摧毁，嚎叫着潮水般地向高地扑来。待日军涌到阵地前，突然从山头上甩出铺天盖地的手榴弹，直炸得山下昏天黑地，血肉横飞。日军的冲锋一下子垮了下来。接着，日军又在更强大的炮火和大批飞机的轰炸下，连续发动了几次大的冲锋，都被守军用手榴弹给炸了回去。日军反复冲锋大半天，死伤累累，初战受挫。第68师团长佐久间为人中将十分恼怒，亲自到前沿指挥部队冲锋。正当他高举战刀嚎叫冲锋时，头顶上“嘘”地一声栽下来一颗迫击炮弹，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只见火光一闪，轰隆一声，天昏地暗。中将和他的参谋长原氏真三郎大佐，以及师团司令部的许多宫佐、士兵。都躺倒在血泊之中，痛苦地挣扎、蠕动。第一天的攻击，就这样停了下来。
中国军队对日军展开猛烈的反击，造成日本六八师团长佐久间为人受到重伤，日军的攻势为之受挫。日军在华作战，一向是一个师团攻华军的四个军，从来没有像这次的兵力配置，用两个师团围攻中国一个军。因此横山勇认为，据守衡阳的华军，应该一触即溃。但是横山万万没有想到，镇守衡阳的华军第十军，阵地被毁，战志依然不为所动。
6月29日。
黎明，一层绛红色的晨光抹遍了整个天际。城西面, 日军独立山炮第5联队、步兵炮队、速射炮队，一排排大大小小的炮口，悄悄昂起头来，对准山头阵地，一齐吼叫起来。第68师团新任师团长堤中将指挥师团主力，发起大规模进攻，发誓要一举荡平山头守军。日军蜂涌到山坡下，剪断了阵地前的铁丝网，以为突破了缺口，嚎叫着亡命地朝山上扑。扑了没多远，踩响了连环地雷，只见一道道吓人的闪光，一阵阵惊心动魄的爆炸，冲进去的日军顿时不见了踪影。太阳从地平线爬起来一杆高，对着岿然不动的守军阵地露出了笑脸。
城南面，第116师团白天的进攻也跟第68师团一样，一步不前。夜里派出一个联队的兵力搞夜袭，结果，等日军摸到铁丝网处，突然遭到一顿手榴弹好炸，丢下一堆堆死尸败退下来。
6月30日。
日军两个师团的进攻，除在守军阵地前丢下无数死尸外，一无所获。
横山没有一举攻下衡阳，甚至造成东京的震动，因为此时东京的最高军政负责人首相东条英机（身兼总参谋长、陆相、军需大臣），已经岌岌可危，面临着辞职的压力，他需要日军更大的胜利消息，才能支撑他的地位。因此他透过私人亲信作战部长真田穣一郎少将，到达武汉，直接向“中国派遣军”施加压力，派遣军总司令佃俊六更是急得不断催促横山，以最快速度攻下衡阳，并且加派参谋长松井久太郎，直接到达衡阳前线，对衡山施加压力。
这时横山勇知道，自己在衡阳是遇到对手了，必须要小心应付。因此他在重大的压力之下，调集所有的兵力，围攻衡阳，他准备把衡阳当成决战地点，企图以围点打援的方式，吸引薛岳在湖南东部的部队前来支援，然后日军再发动多重包围，一举围歼华军第九战区的主力部队。不料日军第二度的攻势，仍然无法得到明显的进展。中日两军在衡阳阵地争夺战中，陷入了肉搏力拼的阶段，双方在充满血水的壕沟之中厮杀；每天都在焚烧腐烂的尸首，以防止瘟疫的发生。但是日军对衡阳的攻势，只推前了两公里，仍然被第十军给挡住了。
7月1日，黎明前。
日军集中各种炮火，对城西第一线山头阵地逐一轰击。在百十门炮火一个小时的轰击后，日军突击部队的指挥官们确信守军阵地已被彻底摧毁，胜利完全有把握。这才对着尚未完全亮开的天空射出一颗太阳似的小红球－－冲锋信号。日军又一次朝着守军阵地蜂涌冲去。冲在前面的两个中队，搭上方梯，争相往上爬，眼看就要上阵地了。突然，从那些被炸得乱七八糟的阵地后面冲出来许多中国士兵，手榴弹冰雹似地砸了过来，正往上攀登的那两个中队的日军，转瞬间就被手榴弹的闪光和硝烟全部吞灭，一个也未能生回。守军越战越沉着、勇敢，他们用手榴弹对付日军的飞机、大炮，把冲锋的日军越放越近，在手榴弹的最有效杀伤距离内打击敌人。
7月1日中午以后，一直到7月2日上午，恼羞成怒的日军，在飞机和炮火的连续猛轰下，冲锋一次跟着一次；许多回，日军爬上云梯，上了山顶阵地，却又被突然冒出中国军队的集束手榴弹给炸掉。冲上去的日军，无论多少，全部被手榴弹报销，总是有去无回。
7月2日下午。
日军的炮火哑了，冲锋也停了。只有大群大群的日军飞机还在接连不断地轰炸、扫射和施放毒气。横山勇接到攻城的两个师团的报告：我军进攻受挫，从6月 28 日发动攻城以来，已逾五天，未能前进一步，部队伤亡惨重。炮兵部队炮弹已打完，步兵弹药也消耗殆，无力再发动进攻。午夜时，横山勇经请示（火田）俊六总司令官同意，下今停止攻城。同时命令迅速向第一线攻城部队补充兵员和弹药。日军以奇袭和强袭手段，闪电式推进得十分迅速，但是，企图以奇袭和强袭手，闪电式攻取衡阳却遭到失败。
衡阳之战，不但是中日主要战场的决战，更是发展成为中日两国内部的政治战。对于蒋介石与东条英机而言，衡阳作战的胜负，都关系到自己最高军政领导权的掌控。因为在七月七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向蒋介石提出，要求蒋介石将华军指挥权，交给史迪威的信件，以挽回中国战场的败局。因此除非蒋介石能够证明，他能指挥华军击败日军攻势，否则蒋介石将要面临美国孤立、外援中断，以及部属叛变的危机。而日本首相东条的情况，同样需要战胜的消息来支持，否则日本的军政领袖，已 经对于他的领导与政策失去信心，东条将会被迫辞职。
但是在争取这场决战的指挥上，蒋介石无法把最有战力的部队，从缅甸战场调回，因为这是史迪威争取华军指挥权的本钱。史迪威使用优势兵力，在缅甸获得胜利；而同一时候，蒋介石在华南却遭到日军猛烈的打击，所以罗斯福认为，这足以证明蒋无法应付日军的攻势，而史氏有能力指挥华军打败日军。在日本方面，东条则是将所有的军力，包括抽调关东军的二十军，以及日本本土的四十七师团，都投入了湖南的战场。可是日军仍无法在七月攻下衡阳，同时日本又在缅甸与塞班岛遭到惨败的打击，日皇裕仁已经对于战局感到震动。
7月11日，清晨，日军二攻衡阳城。
沉寂了八天的的衡阳城，又响起了日军第二次攻城的枪炮声。第 68师团和第116师团，在兵员和弹药得到充分补充后，又向守军阵地发起大规模冲锋。为给地面部队的进攻扫除障碍，日第5航空军出动主力轰炸衡阳城和守军阵地。其轰炸机第6、第44两个战队的主力，在第1飞行团战斗机掩护下，对市区和西南两面的山头阵地进行反复轰炸、扫射，将外围阵地上的据点、工事、战壕几乎摧毁殆尽。守军只好利用敌炸弹创出的一个个弹坑进行顽强抵抗。更为严重的是，城内所有的有线通讯线路都被敌机和炮火炸毁。方先觉将军同各师、各团的联系中断。各部队之间，虽近在咫尺，却互不了解情况，只能靠传令兵联络。方先觉已无法在军部指挥全局、只得带着警卫到各阵地上去指挥、督战。
在敌人狂轰滥炸和大军包围之中，守军各部临危不惧，一直保持冷静沉着，施用他们的拿手好戏－－手榴弹，将敌人放在近前狠狠炸。
7月13日。
日军第二次攻城又打了三天，仍然未能前进一步，第116师团的攻城主力 － 步兵第120联队，在联队长和尔大佐指挥下，向山头阵地发动冲锋。在山坡半腰间，遭到从弹坑中突然冒起来的一些中国军官兵的手榴弹狠炸。和尔大佐和许多日军官兵被当场炸毙，冲锋垮了下去。进攻张家山的日军第2大队足立大队长和该大队5至8中队所有的官佐，全部在进攻中被守军用手榴弹炸死，该大队活着的士兵不足四分之一。日军只能依靠空中和炮兵的轰炸效果向前一步步推进。即用飞机反复轰炸扫射，炮群集中轰击，将山头上的守军官兵全部炸死，才能占领那个山头，否则，只要阵地上还有一个中国军人，冲锋的日军就要挨手榴弹炸。
蒋介石此时急切希望能够解衡阳之围，至少能够救出第十军。但是薛岳已无兵力驰援衡阳，因为他手边只剩下有限的残兵，退到湖南江西边界集结，又得不到兵力与装备的补充。不过在七月中旬，薛岳仍然设法从湖南、江西的边界，对日军的后方发动侧击。虽然这种攻击对于日军进攻衡阳的补给线造成压力，但是薛岳的兵力不足，攻击位置又远离衡阳，因此无法对日军造成真正的威胁，对于衡阳的守军，更是没有多大的帮助。这时蒋介石只有亲自介入，指挥六十二军、七十九军与九十九军，参与衡阳解围作战，但是由于作战密码完全被日军解破，让横山能够充分掌握到华军的作战动态，进行各种有效的拦截，并在在衡阳外围设下多面埋伏，造成华军更大的作战伤亡。中国援军的兵力与火力仍有限，始终无法突破日军层层的包围圈。
此时第十军全靠一些美军的空投物资，继续进行防守作战。但是由于史迪威希望华军作战失败，所以对于陈纳德的空军支援作战，总是设法加以制肘。陈纳德要设法四处张罗更多的油弹供应，以增加对日军的空中压制。陈纳德若是充分能够得到美国军方、政府全力的支援，应该可以达成阻绝日军补给的作战任务，因为日军支援衡阳作战的补给线，已经多次受到美机严重的打击，日军的弹药与粮食几度都无法接济上攻势的运作，其部队也濒临作战失败的压力。
7月18日。
第68师团主力志摩旅团推进到小西门外四百米处，旅团的冲锋部队被守军火力压制，趴在地上抬不起头来。 师团炮火急忙给予支援，压制守军人力。支援炮火刚停，日军指挥官一声嚎叫，上千名日军从地上一跃而起，嚎叫着朝守军扑来。等日军近前，守军用手榴弹与敌混战，密集的手榴弹整整炸了一个钟头，冲上去的日军几乎被炸光，守军自己也被炸死、炸伤无数。由于两军搅成一团，日军炮火无法开炮支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冲锋部队被消灭。这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中国军队之手榴弹肉博战使倍受“武士道”亡命精神熏陶的日军官兵也感到胆寒。
由于衡阳久攻不下，致使日“派遣军甚感不安，大本营之不满逐渐达到极限”。7月16日，日军向衡阳发动第2次总攻再度挫败时。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松井太久郎中将来到长沙第11军司令部，传达大本营要求尽快攻占衡阳的命令，并力劝横山勇将其主力投入衡阳。衡阳一役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加剧了日本内阁的危机。当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焦头烂额，日本国内对一身兼任首相、陆相和参谋总长的东条英机极为不满，东条深盼陆军在中国战场表现成绩，以维持他的统治地位。如果衡阳之战继续胶着，他的内阁就岌岌可危。此时，由于太平洋上的塞班岛失陷。再加之日军攻占衡阳继续受挫，1944年7月18日，东条终于被迫辞职下台。正如时文所称：“衡阳驻军及人民，乃以英勇姿态，展开抗战史中最光荣之一页，相持48日（按实际47日）不徒予后方以从容布置之时间，且使太平洋美国毫不顾虑而取塞班岛。东条内阁穷于应付而急遽崩溃。”
7月19日。
经整整一天一夜的拼死肉搏，第68师团志摩旅团好不容易又向前推进了一百米－－离小西门三百米了。
汉口，派遣军前进指挥所。 由于衡阳久攻不下，且伤亡惨重，（火田）俊六总司令十分气恼，在电话上对横山勇进行严厉训斥，并责令其迅速攻下衡阳城。
长沙，第11军前进指挥所。横山勇放下电话，心里感到万分羞愧，面对作战地图，一愁莫展。指挥所里，高级幕僚和参谋人员们吵成一团。许多人摇头叹息，认为日军无法攻下这座城市；有的人大吵大闹，说应该赶快痛下决心，放弃攻城战斗，以免徒添伤亡；有的人据理力争，说投入数万大军，攻打了几十天，丢下那么多死尸，现在不攻了，作战部队的士气将因此崩溃，大日本皇军将在世界上威信扫地。因此，再大的牺牲也要再所不惜，攻城的仗还应打下去。还有的人对攻城的第 116师团和第68师团大加贬斥，说事情都砸在这两个无能的师团手上。连横山勇也对这两个师团十分气愤，认为这两个甲种精锐师团，四五万兵力，还配有那么强大的炮兵部队和轰炸机战队，竟然攻不下个衡阳孤城。况且城内仅有中国军一个军，无论从人数上还是从武器装备上，都不及日军一个师团。可见这两个攻城的师团素质之差，攻坚训练之不完善。
实际上，这两个师团一直是日军中的精锐。第68师团不用说，自编入第11军以来，次次出战，都是当着刀刃在用；第116师团因擅长攻坚作战，在 1943年常德作战时，特地从第13军调到第11军，师团长岩永中将曾肩负过统一指挥各师团进攻常德城的重任。结果，在他指挥下，曾一度把常德城在地图上给抹掉了。这两个师团在衡阳城不是打得不凶、不狠，而是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比他们更凶、更狠。
7月20日。
横山勇不得不再次下令停止攻城。衡阳作战已快一个月了，日军最担心的远征军到现在也没出现在湖南的大地上。
原来，当蒋介石签署远征军向北缅反攻的命令后，驻缅日军为对付远征军，迅速抽调兵力，新设了第33军，统辖缅东北战事，专门对付远征军的反攻。5月中旬以后，远征军两个集团军以及预备部队和游击部队，从缅东北向西进攻，一举改变了英、印军在东印英帕尔战场上的被动局面，从而扭转了缅甸战场的局势。此时，中国远征军正在缅甸中部围歼日军，解放缅甸人民。也就在这同时，美国对中国军队在豫中平原的失败和长沙的失守，现在日军又推进到湘南，进攻衡阳，便认为中国军队在大溃败，其原因是中国统帅部指挥无能。照此下去，中国将被打败。而一旦日本灭亡了中国，则将对同盟国、乃至东西方反法西斯战争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为了挽救中国”，罗斯福认为必须立即改组中国军队最高统帅机构。
7月6日。
罗斯福致信蒋介石：我决定给史迪威晋升为上将军衔并希望你赶紧考虑把史迪威从缅甸召到中国，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挥下统帅所有中国军队和美国部队，让他全面负责，有权协调和指挥作战行动，阻止日军的进攻浪潮。我认为中国的情况非常严重，如果不立即采取果断而适当的措施，我们的共同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挫折...。蒋介石认为事情并非那么回事，拒绝交出指挥权。方先觉指挥的第 10军在衡阳的出色战斗，在关键时刻为蒋介石和重庆统帅部争了光。当时美军驻成都第二十航空队，有自己独立的油弹供应，负责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任务，但是对于华军在湖南的紧急作战需要，却奉史迪威的命令，袖手旁观。
7月中下旬。
日本上层发生突变。由于日军在太平洋上的失利和衡阳城下的败北，东条英机深感无力挽回其颓势。在国内军政界压力下，于7月18日，宣布内阁总辞职。随即，小矶、米内联合内阁上台；东条英机所兼内阁陆军大臣和大本营陆军部参谋总长等职务，也被同时解除。第11军前司令官、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被打得最惨的阿南继任陆军大臣；关东军总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大将，转任参谋总长。同时，海军统帅部的一元化也宣告破产，首脑更换。
日军三攻衡阳城。
华军前往援救衡阳的部队，在七月底时，曾经一度前进到与守军只相差几公里左右的距离，但是最终还是被日军灵活的截击压退，没有达成救援第 十军的任务。这时方先觉的部队，已经是伤亡过半，不但是弹尽援绝，连吃饭的补给都成了问题。
但日军在衡阳的作战，也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迫使横山一度也在考虑，是否值得在此继续打下去。因为即使日军的作战力量，也到了极限。但是这场作战的胜负，已经成为中日两国军力对抗的荣誉之争了，说什么横山也不能放弃，何况关东军的战将坂西一郎，已经到达湖南，接掌长沙的指挥权，假如自己不力拼下去，最后的结果恐怕不妙，连职务都会有变数。最后横山勇决定，将日本十一军的全部军力当赌注，完全都押在衡阳，再增调十三、五十八师团，参加衡阳决战。他并且不惜代价的运送威力强大的巨炮，到达衡阳阵地，准备给孤立无援的方先觉部，最后致命的一击。
横山勇决心孤注一掷，投入更大的兵力，并亲自上阵督战，一定要把衡阳这块骨头啃下来。他向各兵团发出命令：
一、第40师团南下，占领衡阳城西北角，阻击第六战区援军。
二、第58师团南下，加入北面攻城。
三、第13师团（已在衡阳南方耒阳附近）北上，与第68师团一起共同攻打南门。
四、第3师团从茶陵转进耒阳地区，随时准备加入攻城作战。
五、第116师团仍攻打西门。
六、其他各师团和军直属部队，在湘江两岸，阻击来援的中国军队，使其不能接近衡阳。
7月25日。
长沙至衡山的公路已可通车，日军汽车部从将三十六吨弹药运至衡山，改由驮马辎重部队向衡阳转运，补充攻城部队。这时，第64师团、派遣军直辖的松井部队和又一批野战补充队兵员到达长沙，并从长沙南下，补充衡阳的师团。
第三次攻打衡阳城之前，配置于该城四周的日军部队是：
北门：第58师团；军直辖炮兵部队（包括野战重炮兵部队、100mm加农炮部队、150mm榴弹炮兵部队）。
西北角：第40师团。
西门：第1l6师团；炮兵第2联队：步兵炮队；速射炮队；
南门：第68师团;第13师团；独立山炮第5联队；步兵炮队；速射炮队。
东门（湘江东岸）：第13师团一部；山炮第19联队。
天上：第5航空军在第三次攻打衡阳中受命出战的有：轰炸机第6、第16、第44三个战队；战斗机第1、第8两个飞行团。
8月2日
日军对衡阳发动最后一波的攻势，横山勇带病亲自前往衡阳 前线指挥作战，而四个参战的日军师团长，当然更是不敢怠慢，全都陪着横 山，准备拿出老命一搏。各师团纷纷组织敢死队，对华军阵地进行冒死攻击。
8月3日，午夜，
敌轰炸机第6、第16和第44三个战队，一批接着一批地出动，对衡阳市区、西南两面高地施行地毯式轰炸，日机的大轰炸从午夜一直持续到翌日拂晓。飞机轰炸刚停，城外四周炮群又万炮齐鸣，密集的弹雨一古脑儿地倾向城区，没头没脑地乱炸。日军各路大军在震天动地的喊叫声中发起冲锋。第116师团一部冲进当面一个山头阵地，发现战壕内蓄满了齐腰深的积水，可见中国军队将士们原来一直浸泡在深水中艰苦战斗。
该师团于天亮后发动的首次冲锋，又被顽强的中国军队用集束手榴弹炸了下来。夜里组织突击队偷袭，摸进守军阵地，以为大功告成，不料又被隐蔽于侧面的火力封锁了退路，突击队全部被消灭。第68 师团一清早发动的冲锋，扑上了一块高地，立即被守军火力压制，趴在地上既前进不得又退不下来。师团炮火赶紧支援，轰击守军。又组织了两个大队的兵力发动冲锋，救援被压制在高地的部队。结果，守军以狂风暴雨般的扫射将这两个大队的中队长、小队长全部击毙，士兵死伤惨重，冲锋又告失败。其它几个师团的进攻，也都被打垮、
8月5日。
上午，各师团的冲锋皆告失败。下午，恼怒已极的横山勇命令军炮兵部队的重炮群一齐开火，轰击西北角和西南角的城外守军阵地。并企图以地动山摇般的大炮声来威慑中国军队，使之丧失战斗意志。炮声确实厉害，大地在剧烈颤抖，仿佛天将崩裂地将塌陷。已经过若干遍飞机轰炸和大炮轰击的守军阵地上的焦土，又重新被翻造了一遍。守军将士的意志仍未被摧毁。正如老乡说的那样，一个麻雀打三枪，胆儿都吓壮了。
日军的巨炮再度轰平华军的每一个阵地，日军的敢死队对华军的据点，一个接一个地展开攻击，守军只能做到寸土寸血的力拼。由于两军犬牙交错，有三颗重炮炮弹落到了日军侍机冲锋的部队中，使他们自己的将士大受其害。重炮一直轰到夜幕降临方停。夜里，第116师团第133联队长黑獭少将决定由第1和第2两个大队组成夜袭队，研究好了行动方案，准备在深夜十一点开始出击。十点过，正当这两个大队准备出发时，突然从守军阵地上打来一阵迫击炮。炮弹纷纷在夜袭队中间爆炸，第1大队长当即被炸死，第2大队长负重伤，夜袭队员死伤无数，且失去指挥，未及出动就鸡飞蛋打。
8月6日。
第 58师团终于从北门攻进城去，与守军展开激烈巷战...。守军处境已非常艰难。被日军包围了四十多天，弹药早已靠美军飞机空投接济。由于日军掌握了制空权，空投亦很困难。现在两军又搅在一起，空投只好停止，一些部队弹药用尽，只能与敌拼刺刀。与弹药一样，守军粮食亦靠飞机空运，空投无法进行，粮食亦告断绝。
冲进城来的一股日军距方先觉的军部仅一、二百米远。参谋长孙鸣玉带领特务营和军部科室人员，在军部附近同敌人厮杀。军部与各师的联系彻底中断，到处都在展开巷战，传令兵也无法出去联络。各部队之间失去联络。军部还有一部电台可与重庆相通。方先觉将军含着眼泪，哽咽着口诉电文：重庆。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及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来生再见。方先觉、周庆祥、容有略、葛先才、饶少伟、孙鸣玉。同叩于（6日）。
8月6日，夜。
重庆。蒋介石官邸。
蒋介石双手捧着电报，手不停地颤抖着。阅毕，他双手合十，屈腿跪在那稣受难的十字架前，默默祷告：主啊，拯救我忠勇卫国的第10军将士吧！
8月6日，夜。
衡阳城。巷战仍继续进行。
第58师团第93大队和第96大队，企图利用夜暗，匍匐偷袭守军。当敌人爬到射界时，守军突然点燃近处房屋，顿时光照如同白昼，随即手榴弹横飞，机关枪扫射，偷袭之敌陈尸累累。第68师团仍旧被守军堵在西南城外阵地前。日军57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更是由自己担任敢死队的队长，亲自带兵冲锋华军阵地。志摩源吉少将在前沿阵地正在指导士兵们捡拾守军甩过来的手榴弹反炸守军时，突然，守军阵地上打来几发迫击炮弹，其中一发落在旅团长附近，志摩少将和几名士兵均被炸死。有受城市作战特别训练的五八师团，师团长毛利末广中将作战负伤却不肯就医，躺在担架上亲临战场指挥作战，可见战况之激烈。
此时衡阳的决战，其惨烈程度已使阵地成为了人间地狱。蒋介石在最后时刻，仍然设法派军队救援第十军，连第五军的坦克车部队都派到战场。但是此时中国战区的华军，已经无法将士用命的拼力作战了。因为有了国际力量的介入与刺激，内部派系的猜疑正在死灰复燃，而更加恶化了军队人员不足、装备后勤严重缺乏、军心动摇、士气低落的情况，因此无法动员军力突破日军层层包围的防线。
8月7日。
拂晓，第11军重炮群和各师团炮兵部队，又一次集中轰击西南两方向之守军阵地，炮击持续一个小时。各路日军纷纷突进城内，展开大规模巷战。下午。日军将一名守军俘虏放回，让其向方先觉带信，要求第10军停止抵抗。半夜。日军控制了市内多数制高点，一部分守军在被分割包围中继续抵抗，一部分部队已失去抵抗能力。方先觉认为第10军可能已死伤殆尽，为保全最后一些失去抵抗能力的将士免遭涂炭，叫那个带信的士兵向日军回话，同意下令所部停止抵抗，向日军投降。
8月8日，早晨。
第十军方先觉部，在坚持血战四十二天之后，最后终于失去了抵抗的能力，日军也损失惨重，无力再进攻下去。因此双方经过交涉之后，在日军允许保持军队建制与荣誉，以及救助受伤官兵的条件下，结束了孤军拒敌的抵抗。中国第十军在衡阳的保卫战事实是以交涉之“终战”而结束，而非投降日军。
但是，事后横山勇却宣布，日军终于攻陷衡阳，完成“围歼”华军的第十军，把原先答应第十军的“终战”礼遇，改成“俘虏”的对待，这是中日战争中，华军唯一被“俘虏”的师级以上单位。但是自日皇以下的日军高级指挥部，对于方先觉的第十军，作战如此之勇猛，都表示了无限的敬意。
衡阳终于陷落，史迪威理所当然的开始进一步地向蒋介石逼宫。蒋眼见自己部属们的战志出现动摇，并且开始私下运作而向史迪威靠拢。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他也只有同意，向美国的要求让步，准备交出华军的作战指挥权给史迪威。当时中国上下，独立奋战的信念已失，企图依赖美军直接的介入，能够给中国的抗战，带来起死回生的力量。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危 机时刻。
在日军司令部里，方先觉与第10军四个师长见面，得知第10军尚有一万三千三百多名将士时，惊愕得说不出话来，随后痛哭失声。说完，欲抢枪自杀，被日军监视人员抱住阻止。
日军对第10军将士的英勇善战和方先觉的指挥才能钦佩备至。他们将被俘的第10军官兵编成一个军，取方先觉之先字和天皇昭和年号之和字，定名“先和” 军，要方先觉任军长，并诱以优厚待遇，遭方先觉严词拒绝。不久，第10军四个师长和一些官兵纷纷逃回重庆。同年12月，日方见方先觉坚决不为其所利用，不忍加害，为了体现日军的“俘虏政策”，以便瓦解更多的中国军队和“感化”重庆政府，将方先觉礼送出营，让其回归重庆。
蒋介石对第10军回来的官兵统统隆重欢迎，对他们曾“投降”一事不予追究。方先觉等人都分别安排在军界继续担任相应职务。
衡阳保卫战，方先觉第10军孤军奋战47天。衡阳守军的顽强抵抗，使得衡阳保卫战最终演绎成豫湘桂战役，乃至成为整个抗日战争后期最大的一次战役。又有新闻评论写道：“衡阳孤军打了47天，这是一个世界共知的事实。”
从我双方伤亡的数字来看，当然，守备衡阳的国民党第10军只有7个团及配属的暂编第54师之1个营，共约18000人之兵力。从6月28日敌人发动对衡阳的第一次总攻，一直到7月底，经过一个月余的战斗，第10军伤亡非常惨重。军部直属部队已伤亡2/3，预备第10师伤亡90%，第3师伤亡70%，第 190 师仅剩有400余人，各部中下级军官几乎全部伤亡，每一次战斗均要连升数个营长、连长。如在五桂岭争夺战中，第3师第8团半天之内晋升5个营长，均先后阵亡。当时受伤官兵很多。因无医药治疗，不少轻伤官兵自动重返火线，即使伤不轻且还能爬行的一些官兵也都愿意留在阵地中。当时华军野战部队几乎是没有医药补给的。第十军的伤兵与病患，不但完全没法得到照顾，还要在气温高达摄氏四十度的天气，与发炎的伤口下，继续作战。至衡阳保卫战全部结束时，参加守城的国民党第10军将士约18000人，死伤15000余人，其中阵亡4000-7600人（不同来源的资料统计数字不一致）。
据日军陆军部大大缩小了的数字：日军在衡阳城的进攻作战中，死伤共一万二千一百八十六人。日军从5月27日进攻长沙开始，至8月8日止，仅伤兵就达六万多人，战死人数与伤兵大体相等。当时，围攻衡阳的日军是其第11军第68师团和第116师团，后因遭受我守城部队的英勇抗击，伤亡掺重。敌军第3、第 13、第27、第34、第40、第 58等师团调来大批部队增援，共计10余万人。据日军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资料记载，日军从6月23日至7月20日这段时间内伤亡军官798人，士兵 19286名。7月20日以后，资料上只载有约计伤亡9100余人字样，并无确切数目，也未分别官兵。根据以上数字，得知日军攻占衡阳的伤亡人数共在 29000人以上，几为我伤亡人数之一倍。由于日军的伤亡之惨重，致使“衡阳战役，真相被当时军方隐瞒，致日本国内人多受蒙蔽，至今仍未知其地名者，大有人在。”
衡阳市区呈长方形，东西宽约500米，南北长约1600米，总面积约为1平方公里左右。在这如此狭小的地带，双方死战达47昼夜之久，且伤亡人数高达 44000人以上，这不仅在豫湘桂战役中，而且在整个8年抗战中，也是极为罕见的。衡阳保卫战是抗战8年之中，作战时间最长、敌我双方伤亡官兵最多、程度最为惨烈的一场城寨争夺战。这样一个结论，是大不为过的。
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战役的激烈程度、残酷性和惨烈性。在长达47天的衡阳战役中，日军统共向市区发动了3次总攻。在第1轮总攻中，日飞机不断前来轰炸，并大投燃烧弹。当时衡阳城区成一片焦士，殆无房屋可供燃烧。县政府附近之野战医院收容伤患官兵中，有 700余名被炸得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其幸存未死伤患，只得分散各地，在破壁断墙下、炸弹坑中、破防空洞与临时掩蔽体中存身。医务人员因无卫生材料，对伤患无法按时换药；只能用盐水洗涤伤口，再用破布废纸敷盖而已。天热苍蝇太多，创口因污染而发炎、化脓、溃烂、生蛆者不可胜数。重伤者只有等死，甚少幸存。尽管衡阳为米市，主食本应不成问题，由于敌机日日滥炸，城区一片焦土，米仓被毁，官兵乃至无以为炊，炊事人员只得于断瓦颓垣下掘取烧焦成褐色的米粒炊成糊饭，佐以盐水，供官兵充饥。餐时，群蝇飞来争食，挥之不去。食后，官兵多腹中隐隐作痛，且常引起下泻，因乏医药，不少人相继死亡。日军竟然还不顾国际公法，施放毒气。当时据守五桂岭南端的预10师28团3营，除4人还在阵地外，80余人皆不幸中毒死亡。由于我军当时防毒设备极差，且数量不够，因而，在后来敌人施放毒气时，官兵只能尽速以毛巾重叠，在水中浸湿后捆于面部，毛巾上剪二圆孔，露出双眼，以能继续战斗。守地官兵中毒部分均类似灼伤，发生水泡，大如银元，肿高半寸，内为黄水，较小之水泡则为绿色。中毒者两腿不能直行。事后报经大本营经请美空军14航空队之化学战情报军官汤普生上尉详为研究，以黄色水泡系芥子气所致，绿色水泡则系路易氏气所致。
汤普生并信此种毒气为芥子气与路易氏气之混合物，由7.5厘米炮弹所散布者（见1944 年7月7日重庆《大公》、《扫荡》等报战讯）。日军在进攻衡阳中所显露出的残酷性，连参加衡阳战役的日作战人员在战后的回忆中亦不得不了承认：“缅甸印巴鲁的作战，南方的戛措鲁卡那鲁、纽吉尼亚和大陆的衡阳，都是日军陆军高级指挥官的无能和参谋的冷酷大暴露的典型战场。”
尽管日军在进攻衡阳之中暴露出他们的凶狠和残酷，然而守城的国民党第10军广大官兵“完全毋视战斗之惨酷与死亡之恐怖，已发挥同仇敌忾与团结精神之最大限。”当时，无医药治疗，轻伤官兵均自动重返第一线，甚至伤虽不轻尚能勉强行动者，均自愿留在阵地中，反正只有以激烈战斗来麻木自己。真正的重伤者，必缺骼博或断腿。尚能呻吟，而创口或五官未生疽者，比比皆是。在日军发动第二总攻期间，守军炮弹及迫击炮弹已消耗始尽，除留少数火炮及最后决死之几发炮弹外，其余火炮悉数埋入地下。步机弹已耗去85%。官兵伤亡，大部人枪俱毁，无法补充。由于守军军属各步兵团之迫击炮口径不一，有81厘米的，也有82厘米的。至7月下旬，81 弹已颗粒无存，而82弹库储尚有数百发。军参谋长孙鸣玉将军为求平衡第一线火力，特发动司令部幕僚，将半数的82口径炮弹“弹带”部位，以砖石磨去其中径 17厘米，使能适合81迫击炮发射，作最后决死之用。许多人都磨得双手起泡，甚至流血。方军长出而慰之曰：“部队官兵每一秒钟都在流血，每一分钟都有死亡；诸君为国效命，此其时也。”此情此景，史无前例。直到敌人发起第3次进攻，8月8日城陷之时，因指挥系统瓦解，官兵只能各自为战。 “斯时也，天地变色，草木含悲，人人只打算如何杀死一个敌人‘以找回本钱’；杀死两个便‘赚一个’，并无一人退却，亦无一人逃亡。直至日落时分，枪声逐渐沉寂；47昼夜轰轰烈烈的衡阳保卫战，终于在幸存官兵泣血椎心的痛苦中结束！”
上述日军的凶狠残酷和守军的英勇顽强，我们可以窥知衡阳保卫战的惨烈之极。战后敌方战史资料称：“衡阳之战，如欲惹人瞩目，可称之为‘华南的旅顺之战 ’。此种比喻稍嫌夸张，但称之为：‘中日8 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则绝对正确。”战后日本的一些军人在回忆录中也这样写道：“那次激战，不分昼夜，反复冲杀，血肉横飞，持续多日，据说其惨状与日俄战争攻夺‘二0三’高地时一样。迄今为止，在我们脑子里还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抗战胜利后，以衡阳市参议会议长杨晓麓等五人组成的 “请建衡阳为抗战纪念城”代表团，赴南京向国民政府呈递的请建衡阳为抗战纪念城文，就这样写道：“窃维抗战8年，大会战22次，而相持较久，关系至巨，贡献最大而牺牲最烈者厥为衡阳一役。……然以配合作战，构筑工事之民夫，葬身枪林弹雨中者，即达3174名，而直接被杀伤、间接因饥病以致死亡者，又逾 351038人，烧毁房屋45697栋，推毁大小工厂183家，荒废田土375000余亩，损失财产82204亿余元，论功位于苏联斯大林格勒，破坏程度比绪德之汉堡，尚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处，以故中央宣慰史刘文岛，美大总统代表哈里逊等，先后莅衡视察，咸言灾害惨重，甲于全国，载诸报章，共闻共见。”
衡阳保卫战最后以城陷失败而告终，然而其历史作用却是巨大的。
第一，它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大大延缓了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的步伐进程，加剧了日本内阁的危机，并最终导致了东条内阁的垮台。衡阳一战中，敌人伤亡惨重，其中“以京都、大阪为中心的两个师团几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由于中国军队利用地形，建筑了坚固的工事，比日军战死的人要少得多，大约是日军的1/3左右”，我第10军确已向罪恶的侵略者索取了3倍以上的代价。因此，衡阳之战，“在我虽败犹荣，在敌虽胜不武”。在此之前，日军攻占到星州和马来西亚，伤亡却只有1289人；扫荡印尼全境，一共只用了3个师团另1个旅团，损失了2624人。而在“衡阳攻城战”中，日军竞投入5个师团。1 个独立旅团和1个重炮兵部队，旷日持久达47昼夜，而伤亡人数，竟在上述诸役伤亡总数3倍以上，无怪乎日军视此一战役为“苦难的战役”。由于日军在衡阳一战中损失惨重，致使日本方面为了维护其“皇军”在华战无不胜的神话，对战役的真相多有隐瞒，致使日本国内很多人不知道有衡阳这个地方。
衡阳之战，日军原拟定3日之间结束，而实际却延宕了47天，所以日方也不得不承认此战“严重妨碍了‘打通大陆’的日程”。衡阳战役结束后，敌人整理装备了将近1个月，才重新发动攻势，当时的重庆《扫荡报》在评论中这样写道：“就时间算，衡阳阻敌47天；若就消耗敌实力，挫折敌锐气算，衡阳阻敌何止47 天！…… 若无衡阳之守，也许敌寇更要猖獗。衡阳之战的价值，不仅在于延宕敌寇打通内陆交通线时间，且有助于黔边战局的转捩。”该报评论又写道：“因为衡阳之守，桂林要塞方有建筑余暇。这种要塞虽没有收到效果，但衡阳之固守，使敌入感到中国军队之坚强；又加之桂林之地形，与要塞之坚固，使他们停止于大榕江兴安一带，达40日，以待补充。因为敌人怕兵力火力不够，不能一鼓南下桂林，致挫折其士气，所以须补充完整，方敢前进。假使不是衡阳之手，以挫敌人锐气，敌人不必补充，大胆长驱直入。那么，敌人侵入贵州，当提早三个月，那是敌人更要猖獗。是衡阳之守虽仅47天，而大榕江兴安40天之停留，亦是方军长之余威。在军事上争取3个月时间，是如何的大功勋呢？”
对日战场上的国军
第二，衡阳保卫战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展示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捍卫祖国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时重庆的《扫荡报》给衡阳守军的致敬书中这样写道：“这40天来，敌寇不断用强大的兵力猛击你们；甚至滥用毒气，做出不齿于人类的野蛮事。而你们装备劣势，给养不足，援军接应困难，负伤缺乏医药，各种条件都不如敌人。你们用血肉抵档敌人的炮火，用血肉保卫祖国的名城，给四万万同胞吐了一口闷气！有了你们这一战，才觉得做中国人是最高贵的。后方的同胞对你们真是说不尽的感激，说不尽的崇敬！”当时的重庆《大公报》也发表社论称道：“衡阳虽以陷落敌手，衡阳守军的战绩尚在！衡阳47天是索得敌军巨大的代价，衡阳47天是在明耻教战。全国人都应惭愧对国家太少贡献；而凡是中华军人必更普遍反省自己的决心与努力是否也如同衡阳守军，我们以为衡阳之战贡献至大，不仅向敌人索取了代价，也给中国军人做了榜样。”《救国日报》社在自己的社论中也这样写道：“抗战8年，战死疆场之英雄烈士，至少数10万人；而保卫国士，致死不屈者，亦不在少数；但其对国家贡献之大，于全局胜败有决定作用者，当为衡阳守军。”
对守城的国民党第10军顽强作战的精神，连日方也叹为观止，称“敌人之首将方先觉将军为一骁勇善战之虎将；其第10军之4个旅，皆以必死之决心，负隅顽抗，寸土必争，其孤城奋战之精神，实令人敬仰”，因而，在“苦难的衡阳战役”结束后，日大本营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把衡阳定为抗战纪念城，1947年8月10日，衡阳抗战纪念城在岳屏山顶举行了命名奠基典礼时，蒋介石在所颁“训词”里说：“我第 10军残余部队，喋血苦守此兀然孤城者，历时48日之久，此为全世界稀有之奇绩，而我中华固有道德之表现与发扬，亦以此为最显著。”国民党著名高级将领白崇禧也在题辞中写道：“民族圣战，喋血湘衡，精忠报国，白刃短兵，四十八日，世界闻名，金城永固，葆以光荣。”国民党元老张群在题辞中写道：“八年抗战，重固金汤，正义克申，上格苍苍。勒此负瑉，永志勿忘，为民族范，为国家光。”
衡阳保卫战的终战结局是否有损其在历史中的地位，这是一个有必要厘清的问题。诚然，衡阳保卫战最后确以方先觉终战的不光彩结局而宣告结束。对此，我们不能象台湾方面出版的某些著作一样对投降一事避而不谈（如台湾天天书局出版的白天霖先生着的《抗日圣战中的衡阳保卫战》，就只字不提“投降”一事），我们亦不能同意大陆的某些著作，因“投降”的结局而对衡阳保卫战全盘否定（如《湖南省志》第1卷第2次修订本称： “‘衡阳保卫战’实际不过是蒋介石卖国集团掩饰自己投降活动的一种烟幕。……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在制造了‘衡阳保卫战’的烟幕以后，也认为投降的条件业已成熟，于是便指使方先觉公开投敌。”）平心而论，这些观点都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衡阳保卫战 终战 的结局是否有损于它的地位，我们只有把这一 “投降”放到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才能明了。
第一，我们认为衡阳保卫战47天的过程是极其悲壮、惨烈的，衡阳守军在抗战中所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的精神是可歌可泣的，在此前我们已经充分论及。如果因为最后投降的结局而对整个47天的英勇抵抗全部否定，这至少有点不合情理。当时，接受投降的日军第11军使者竹内参谋说：“中国军队英勇作战的情形，不仅此地日军敬佩，就连日本天皇和大本营都已有所闻。”正因为如此，日军本着其武士道精神，对方先觉等高级将领和第10军其他将士采取了适度的“敬意”和 “礼遇”。他们“敬意”和“礼遇”的并不是第10 军放下武器的投降，而是第10军将士英勇顽强的精神。日本在其它战场也一直有这种做法。
第二，尽管衡阳保卫战失败，衡阳城最终被日军攻陷，但衡阳守军确已发挥了最大的能耐，尽了最可能尽的力量。方先觉接到蒋介石要他守衡阳的命令时，只讲守 10天或2周，而第10军广大将士却苦守了47天。当时的《救国日报》社社论曾经写道：“方先觉军长，率万余疲惫之士，持朽劣之械，以抗志在必进之20万倭寇，其必失败，自属意中。这样毫无成功希望之任务，使贪生畏死者，当之必闻风而逃，不能支持一、二日，见于地形较好、条件较优之长沙、全州、桂林等地弃守之速，可足证明，但方军长毅然对这种艰巨任务，博血肉之长城，与必死之倭寇硬拼到底，卒使敌人想尽方法，施尽卑劣手段，仍不获逞。最后乃请期“天皇”敕谕，激励将士，又猛攻5日，始攻破我防线。方军长因弹尽援绝，防无可防，始被敌人俘虏。这在方军长与其部下，真百分之百尽了职份，不论对于国家，对于长官，对于国民，均无愧色。”由此可见，衡阳守军尽了自己的全力抵抗，而不是那种“遇击即溃”、“遇击即降”的贪生怕死之辈。
国军在鄂西战场上追击日军
第三，衡阳城陷的责任不在于方先觉及其第10军将士，而在于外围的援军。5月29日，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驻守衡阳的第10军军长方先觉，命令他在衡阳固守 10天到2周时间，吸引消耗日军兵力后，配合外围援军内外夹击，将日军主力消灭在衡阳附近。然而，在城内坚守了40余天的第10军官兵，却一直没有看到援军的踪影。对于近乎“伤亡殆尽”、“弹尽粮绝”的第10军，他们是多么希望援军的到来。据第9战区派出第10军的督战官兼炮兵指挥官蔡汝霖在他的回忆录《四十七天衡阳保卫战》中说：“在衡阳保卫战47天的最后两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外围的援军。”我们每夜均在中央银行防空洞上面听我援军的抢声。……援军的枪声好象故意和人开玩笑，忽近忽远，听得近了，大家都兴奋欲狂，一切似乎都很光明，枪声带给我们无限的快慰。但枪声远了，大家不觉又皱起眉头，内心里也不知是怨是恨，抑是希望，乃是一种说不出的酸楚滋味。”援军总不见来，绝望之余的方先觉，给蒋介石、薛岳等分别发出告急电：“衡阳危在旦夕，个人事小，国家事大，救兵如救火，无论如何请派一团兵力，冲进城来，我们自有办法。”然而，始终没有一个援军到达。所以，当方先觉最后选择了投降道路，对他的部下是这样说的：“好，就是这样干吧！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而国家不要我们。”
其实，有些援军也已到达衡阳外围，但不愿意往死里打，打进城内，就等于跳进了火炕。战后日军战史也不失公正地写道：“敌人之援军（3个师）已于其间到达衡阳附近，但经我第40师团迎击后，已弃衡阳而掉头南下。”相反，由于援军不达，“更招致敌人对衡阳之全面日夜猛攻，其攻势之凶猛，如洪水之决堤。我守军堵得东来西又溃，最后竟至无人可堵，无弹可投；衡阳乃不得不陷。”长衡会战，敌我总兵力最多是一对一；而衡阳保卫战敌我兵力却是五对一。
第四，我们认为方先觉投降，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投降，而是一种委曲求全的策略。当时除了投降之外，其实方先觉还有一种道路可以选择，这就是突围。方先觉于8月5日下午3点召开了有4个师长、参谋长、战区督战官等人参战的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会上，第3师师长周庆祥主张突围，认为现在还来得及，再过几天就不行了，方先觉认为没有突围命令，跑了不好办。方先觉对他的几位师长说：“突围力量是有，可以突出去，要是我们走了，剩下这么多伤兵怎么办呢？敌人见了伤兵就杀，守常德的余程万可以不问伤兵，我方先觉不能，你们忍心丢下伤兵让敌人去杀，以后活着的哪个再愿意做你们的部下？”他表示：“决不突围，一定死守”，“剩一兵一弹，也不准再说突围的话”，“我方先觉决不私自逃走”，“必要时，大家都到军部来，我们死在一起，如要自杀，我先动手”。首先说出对日军投降的，是第3师师长周庆祥。他的突围主张被方先觉否定后，于8月7日下午3点命令其第9团在天马山阵地上挂起了白旗。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方先觉自知已陷入绝境，对其部下的 “求生”行为，没有进行阻止，而且他也想通过天马山方向的白旗了解日军对待俘虏的态度。当时，除天马山方面外，其余的部队都还在继续猛烈抵抗。面对战与降两条出路，方先觉作为一军之长，必须作出抉择。最后，他选择了投降的道路。日军指挥官对投降表示欢迎，关于方先觉方面所提“不杀俘虏”、“保留建制”等要求表示接受。方先觉最后是投降了，但第10军留下来的官兵和伤员的生命有了相对的安全保障，这可能正是方先觉投降的主要目的之一。因而，我们说方先觉的投降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投降，而是一种委曲求全的策略，是为广大将士、尤其是伤员的生命着想。何况他们是在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弹尽粮绝之后投降的。这是历史的事实。
我们再从投降的结局来看，对方先觉的投降，我们更应该理解为一种策略，而并非一种信念上的投降。方先觉投降后，日军想利用他来做汪、蒋合作的宣传工具。当时，汪伪政权的日本顾问吉丸，特代表日方中国派遣军司令烟俊六，自南京来衡阳，向方军长游说，邀方军长以被难官兵为基干，成立所谓“先和军”（取方先觉的 “先”与伪和平军的“和”字），以实现“大东亚和平”。方军长蒙被而眠，借病婉辞。吉丸并劝方军长移驾南京或汉口治病，病愈再谈，方军长厉声抗曰：“我奉命守衡阳，城破未死，愧于国家，但愿病死衡阳，以赎罪愆，如强我离去，宁可就戮！”吉丸怅然而去。尽管后来日军将第10军改编为“先和军”，并以方先觉为军长，但方先觉和它的第10军并没有为日军卖命，充当日军侵略者中国的工具，因而“先和军”实际上是名存实亡，徒有虚名。
后来方先觉等第10军高级将领先后逃离衡阳，回到重庆。这也说明方先觉并没有屈服于敌人，并没有在信念上真正地投降了日本。后来日军大本营陆军作战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在他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这样写道：“因此次衡阳之攻略，使我感知中国军战意之旺盛。尤以前已经投降之各高级人员，在经过巧妙伪装其态度后，终于突然逃脱，返回中国方面。”方先觉回到重庆后，重庆的各大报纸先后以《向方先觉军长欢呼！》、《欢迎衡阳守将归来》、《方先觉不愧张睢阳》等为题发表社论，对方先觉及其第10军的抗战精神进行了高度的评价。蒋介石也亲自接见了方先觉，并向方先觉和几位师长授予了青天白日勋章和数量可观的慰劳金。对此，大陆有史书认为：“蒋介石对方先觉等投敌分子是采取庇护态度的”。其实，在8年抗战中，因抵抗日本不力而被蒋介石抢毙的不在少数，说蒋介石赏罚不明有失公允。作为降将的方先觉，不仅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法办，反而获得了蒋的嘉奖，这正说明蒋介石“庇护”的不是方先觉的“投降”，而是方先觉率领第10 军进行 47天保卫战的英勇壮举。无疑，方先觉功大于过。
方先觉与多位高级部属，先后从日军手中安全逃脱，他们全都否认，曾经正式向日军投降。日军也拿不出正式降书的证据，当时双方只是协议终战而已，因此他们受到礼遇，才能顺利的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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