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当年学潮，刘先生告诉记者：“那时我已经参加工作了，是工人，为了声援学潮，工厂几乎没人去上班了，但工厂也都算我们出勤。我家住离天安门广场也就是十多分钟的路程。从学生刚到达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就开始去声援，算是第一波去声援的，后来学生越来越多，全国各地的都来了。广场都满了。我跟街坊邻居天天去给学生送吃的，稀粥、馒头、鸡蛋、水什么的，就跟电影里支援前线一样。热情真是高涨。
“六月二号我跟着街坊还去阻军车，因为那时侯我们听说很多军人都往北京集结，在很多郊区的路上就被北京市民给拦截住，不让他们进城杀害学生。很多军车被阻截，有的军车上的枪都给抢了。听说那个时候监狱里是只放人，不抓人，罪犯都不犯罪了，那些个刑事犯都罢抢、罢偷了，别看好象社会上乱哄哄的，可是当时没有犯罪的，交通警察也‘下岗’了，可是没有交通事故，北京治安反到变好了。人民对专制独裁的愤恨、共产党的腐败使人民真是万众一心。
“六三当夜我就在广场，记得那天晚上八九点钟了，我要出去，我们家人都不让我出去，父母拦着不让我去，都给我下跪，说是政府军队都到了，北京都戒严了，出去太危险了。父母都跟我急了。我没听他们的，就出门了。我到了广场走到旗杆下面，当时广场上学生还有几千人吧，不少人呢。六四凌晨两点来钟，军人端着枪赶过来了，来了就朝我们这里哒哒哒的一阵扫射， 当时有很多学生倒下了。我听到枪声当时就趴在地上，我的前面正好有一个垃圾桶，我就躲在垃圾桶后面。没敢站起来。我看到有的学生还站起来喊口号，好象他们不相信解放军会开枪，结果一梭子子弹就打来，喊口号的学生倒地不起。我一看共产党动真格的了，死人了，就连滚带爬的往历史博物馆方向逃，爬出广场，爬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躺在地下，然后我从历史博物馆边上的一个小胡同逃回家，裤子上、身上都是鲜血！当时军人正在从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方向一起合围，要包围天安门广场。已经有军人和坦克车在往广场上开来。我算是命大的，也算是跑的快的。76年我小时候经历过四五天安门运动。还算是比较有经验的。当夜我们听到枪声不断，我的很多街坊和邻居都是目击证人。目睹了杀人的过程。
“当天夜里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的死尸都在院子里成落的落在地上。
“后来平暴的时候，一些邻居还有同学被当暴徒给抓走了。其中有一个同学进秦城监狱没几天被活活折磨死，据他的家人说，他的尸体上前胸后背上都被烫上了‘暴徒’等字样，浑身上下都是被烟头还是什么东西烫的伤疤。”
记者：“为什么致他于死地？”
刘：“当时北京有一个军人死了，被人开膛破腹，政府说是他干的，说他是暴徒。就把他给抓起来了。学潮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气的自发组织叫飞虎队，他就是飞虎队的，那时候家里有摩讬的人家还不多，可学潮的时候，飞虎队一出来能围住半个三环路。他们到处传播消息，接应人。后来被政府给镇压了。”
关于中共向全世界宣布天安门广场没放一枪，没死一个人，另一张姓北京市民是这样解读这句话的。她说：“是，没开一枪，因为当时是枪林弹雨，纪念碑、大会堂都有枪眼。没死一个人，是因为当时血流成河，无数学生市民被屠杀。我亲戚的腿就是那个时候被解放军的子弹打折的。痛苦16年了。到日子口就被看着，没有自由。”
北京一王姓市民在六四时被解放军的子弹射杀，造成终身残疾。他愤恨的告诉记者：“为什么在2003年联合国人权组织要颁奖给邓扑芳？中国的电视台曾经大加宣传。这件事情对我们而言不仅是精神上的伤害，同时西方的做法，也是在我们这些六四伤残人身上撒盐。我认为很多西方国家政治无信誉，共产党的经济利益可以使他们不断的改变立场。
“前两年有一个北京宣武区的一个盲人因房子被政府强迁问题得不到解决在中残联机关大楼里自焚了，有人知道吗？而邓扑芳被评上什么人权奖全中国都知道。他成了民主代言人，成了典范了。如果中国政府对残疾人有一丁点儿的关心，那么他怎么会到中残联中心大楼去自焚呢？我们这些六四伤残人会受到如此待遇吗？
“这些年我保持沉默，也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我觉得现在的中国人跟鲁迅笔下的“人血馒头”时代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现在的人穿的是名牌服装。他们为了既得利益已经没有灵魂了。我觉得现在的中国的老百姓不是因为善良而老实而是因为愚昧而老实。
“我受伤后这些年过的很不顺利。因为有六四背景出国也出不了，上边不同意。方政所经历的事情，我也曾经历过。就是我说出来有能怎样呢？还不是加深对我的迫害。我太了解他们了。
“或许有一天我会讲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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