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论表示,虽然已事隔十六年,但“六四”镇压及已故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依然是中共领导层心中的刺、依然是中共领导层心中的死结,此所以在赵紫阳年初逝世时,中共领导层便尽力低调处理有关消息,葬礼也是一切从简,赵紫阳的言论稿、手稿更被全面封锁,务求使所有人忘记赵紫阳、忘记“六四”镇压。
苹论说,这一回当“文汇报”前副总编辑程翔到中国采访,希望取得赵紫阳被软禁时的言论、谈话手稿时,中共当局便毫不手软的将程先生拘捕,并可能会以“盗窃国家机密”的罪名起诉程先生。
苹论认为,谁都知道,中国政府对于所谓国家机密是没有任何制度或客观标准的,并经常因一时的政治需要、政策需要而作出改变,例如爱滋病在中国传播的情况、爱滋病人被歧视的情况都曾被视为国家机密,报导爱滋病疫情的中国传媒及新闻工作者固然因此而被整治得死去活来;直到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大爆发后,疫情讯息才逐步对外发放。像这种随意把涉及公众利益的资讯划为国家机密的做法,只是在设置陷阱及机关,以方便随时整治新闻工作者及传媒而已。
苹论说,赵紫阳自一九八九年被打倒以后已远离中国的权力核心,对所有重大决策都不知情,更不要说可以接触任何国家机密了;他即使对时局、对中国的前途、对中国当走的道路有些想法,也完全是一种个人的想法、一种较理论性的想法,根本不会触及任何国家机密。像这样的言论手稿、像这些对中国前途反思的想法,中共领导层有甚么理由视为国家机密,甚至要因此而拘留程翔呢?这不是心虚胆怯的表现吗?这不是反映中共领导层不敢面对异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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