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为窃贼争利的经济学家
2、谁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3、做得好就有权力占有公众的财产吗？
4、只要当上国企老总便可左右逢源，成也MBO，败也MBO
5、创富运动－－企业家偷偷摸摸地干，教授们理直气壮地喊
6、从俄罗斯的非国有化看中国MBO争论的谁是谁非
7、中俄两国学者的比较－－捍卫人民利益还是，站在大众对立面？
8、有权威站在大众的对立面，我们就不敢为大众说话吗？！
9、到底要多大比例的私有化才能救中国？
10、垄断资本主义－－通向民主，还是通向专制？
11、中国离俄国式的悲剧有多远？
12、不是劝“退”，而是要警惕权力的“不作为”
13、要有作为的政府，但不是大政府、更不能是大政府主义
1、为窃贼争利的经济学家
2004年，中国学术界最引人瞩目的事件，就是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与大陆经济学家就MBO这个英文缩写发生的激烈论战。
MBO的英文全称是（Management Buy-outs，MBO），即管理层收购。这个词来自上世纪70～80年的欧美国家－－企业所有者为了降低企业管理成本采取了以股权换管理、以股权换发展的策略。这种产权交易是在企业管理者与产权所有者之间发生的。不用说，在欧美，交易双方的主体都非常清楚。在那里，管理者不可能用国家银行的钱为自己收购国家的资产，不可能自己定价，自卖自买；更不可能像我们这儿，用简单拙劣的手法就可以化公为私。
此话是一位不慎翻船的国企老板在交代问题时的原话：“其实我的手法很拙劣，简直是明抢”！（《新华每日电讯》9月2日头版：《吉林千万元巨贪乔本平承认：我的手法很拙劣，简直是明抢》）
事件是由郎咸平对几家著名国有企业的发谪开始的：他指名道姓地点出几家著名国有企业TCL、海尔、格林柯尔、科龙，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
郎咸平首先声称自己的结论是“做了大量案例研究后得出的结果”，说他的“每一句话都有数据支持”。
他语出惊人－－
“保姆占了主人财产！”
“相当数量的公司正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
他呼吁－－
“国企改革不是国有资产瓜分！”；
“警惕民企伙同国企合法吞并国有资产！”……
“抵制国有企业打着‘国退民进’招牌侵吞国有资产！”
……
郎咸平在这场国有资产保卫战中发射出去的“重磅炸弹”，引起中国社会的强烈反响：来自媒体和互联网上声援几乎是一边倒（根据新浪网的统计，有4万多网民参加的网上调查中，认为郎的文章“一针见血，分析精辟”的超过了90%）；相反，企业家与主流经济学家的反弹却十分强烈：某国企老板在香港将郎咸平告上了法庭；主流经济学家对郎咸平的观点和数据发起了毫不留情的批评和批判。
开始，主流经济学家对郎咸平的打出的这记重拳保持着沉默（媒体称之为“集体失语”！），对此，郎咸平深感失望，他原以为，自己对社会强势集团的进攻会得到知识分子同类的声援而不是孤军奋战。
与郎咸平的预期恰恰相反，就像某位国企老板从最初的眩晕中清醒过来立即将郎咸平告上法庭一样，回过神来的主流经济学家马上对郎咸平实行了围剿。
第一枪是主流经济学家的领军人物、某名牌大学的名牌教授打响的。他批评郎咸平以“骂政府，骂富人”为能事，并且发表署名文章，提出“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2、谁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当代知识精英所谓“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是指经济精英－－那些在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人。
今天，成功人士的成功标志已经越来越取决于他是否先富起来，是否积累了巨大的财富；无论这财富是对社会贡献的结果还是从社会攫取的结果；具体到国有企业，“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就是指那些掌控着、或掌控过国有资产因而已成为、或正要成为亿万富翁的成功人士。
本来，国企的发展，首先是因为有我们两三代人用血汗攒下的那份家当，其次是国家政策上的倾斜－－人力资源、自然资源、银行资源的优先使用或无偿使用；以及，转制时期双轨制之类对国企特别有利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关照；最重要的一条是，国企有一支技术和纪律都特别过硬的劳动大军：国企的工人、技术员、职员，他们不仅为国企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而且几十年来一直是付出的最多，得到的最少，是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大利益买单的人－－从改革开放前直到今天，他们的劳动报酬几乎只能维持生存。所谓“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就是这几代产业工人（当然也包括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营销人员）的真实写照。
今天，在谈论“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时，我们的知识精英为什么恰恰会无视这个群体的存在？
上述几条，为国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这么说，只要国企的高层不是太无能，不是太腐败－－比如，能将双轨制给国企的优势和特权用在企业的发展上，而不是贪得无厌地为自己和自己的子孙捞取好处；或者退一步，即使他们很难做到不损公肥私、不为个人谋取个人私利，但只要不是心太黑、心太狠，以致不惜出卖企业的根本利益而将企业搞跨－－那么，国企是不应该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下风的。因为国营企业有优于民营企业的先天条件：家底雄厚、劳动力素质高而成本低，以及银行的无条件支持、国家的信用保证，由国家支持的市场垄断或市场份额占有……这样的企业当家人不好当吗？
前些年，一些效益好的企业，即使上级派来了几乎是外行的厂长经理（国企领导人按行政级别任命和调用，所以行政级别相同的政府官员和国企领导人互调是常有的事），企业照样顺利运转；反过来，查查那些亏损或倒闭企业，它的老总肯定不仅是能力太差，还大多有经济上的大问题。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绝非是占社会资源最多，挣钱最多的的国企官员；而国有企业的发展也不是仅仅是总经理、厂长的功劳。
当然，在知识精英面前强调普通工人、普通职员、技术员，以及从70年代开始就有了的只挣血汗钱的农民工（当时称合同工）的奉献，精英们肯定会嘲笑我们，肯定会认为我们的观念还停留在“劳动人民创造历史”革命时代。
那位名教授在反驳郎咸平时，就十分明确表达了这层意思。他说：“不应该被大众的情绪所左右，不应该去迎合某些大众的心理情绪”；这位出身于西部农村的学者甚至还说，“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政府、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现在只要是骂政府、骂富人、骂企业家，就被认为是有社会良知的表现，只要不骂的或者帮企业家说话的，就被认为是拿了企业好处的，这种思维方式是不对的，对社会有害无益。我们不应该像马克思批评过的，用妓女的心态看待所有的性关系。”
好一副精神贵族的口气！
是的，学术是高深的，决不是草根百姓所能理解。因此在学术争论中不应该抱有媚俗、从众心理；然而，现在谈论的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大众”以及他们的父辈几十年来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血汗钱－－这笔钱管得好不好？以后该怎么管？如果国家不管了，该怎么分？
这些大事与“大众”如此休戚相关，甚至可以说这原本就是“大众”的事，为什么不能听大众的声音反而要站在“大众的对立面”？！
一两代“大众”，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辛辛苦苦积累下的这点儿家底（国有资产）由国家和国家的代理人国企官员代管了几十年，现在说要分家了，要将将大众的财产分给、或售给因管理这些财产而形成的社会强势群体，此时，什么样的经济学家才会不考虑大众的感情、大众的立场、大众的历史利益呢？！
3、做得好就有权力占有公众的财产吗？
我们退一步，就算我们忽视了一两代人的牺牲和奉献，就算国企里的发展完全功在个人，功在老总，那么是不是就应该给他股份，给他产权，让他们占有本来属于大众而仅仅由他们代管的公共财产？
我们的学者教授的回答是肯定的。
他们的理由是这些国企老总有功，应该重奖。用那位呼吁要“善待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的名牌教授的话来说就是，“因为他有责任心。如果是在私营企业当经理人，你搞不好就完蛋了，但是好多国有企业你搞不好也不完蛋。那么你为什么要搞好国有企业？所以这些人是非常令人尊重的。”
因为这些老总将他们本来可以不搞好的国有企业搞好了，所以这位教授“非常佩服这些搞得好的国有企业的经理人”，所以他认为，如果不让这些国有企业经理人从他们搞好了的国有企业拿走部分或全部产权，就是没有善待这些“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这是什么逻辑？！
还有一位学者的发言更加直截了当。此人大声呼吁应该用产权回报有功的国企领导人。因为当初这些企业“假如不是交到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手中，也许早就关门了”。
这话是一位自称有10多年“商界经验”(其中7年任CEO) 的“国际学者”说的。我想，之所以是国际的，大约他拿有外国护照而且还是境外某金融机构的总裁顾问；之所以是学者，是因为他是国内某大学商学院的名誉院长。这位不知道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是CEO还是教授的“国际学者”还说：“政府早年把一个濒临破产、负债累累的负资产的小企业交给企业家承包，大部分政府官员对企业家说，你只要解决工人就业，都归你了……” （《郎咸平，你不厚道》新民周刊2004年9月6日）
这里一句“大部分政府官员”说过的一句话“都归你了”（“大部分政府官员”是谁？他们在哪儿说的？难道这位“国际学者”见过相关的内部文件？），便成了国企老总可以占有国有资产的法律依据？！
郎咸平的观点与这些教授学者恰恰相反。
郎咸平并没有否认许多国营企业做得很好。这一点他与这些教授没有区别。他们的区别在于，郎咸平认为“国企的老总就是职业经理人，就是保姆。作为保姆，她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是要承担责任的，总不能为了调动保姆的积极性，就让保姆做主人吧。调动国企老总的积极性，只能给高薪，不能给股份！”
郎咸平还打比方说，“家里很脏，请了个保姆，结果保姆反过来成了主人。”
这是关于如何对待干得好的“保姆”的争论，是经营得好的国有企业该不该将产权奖给管理层的争论。
该不该将家产给予“干得好的保姆”，只是问题的一半；这次来势凶猛MBO，不单是搞得好的国企和干得好的国企老总，还包括搞得不好的国企和干得不好国企老总。
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是效益不好的国企更应该MBO，更应该国退民进，变国营为民营。
4、只要当上国企老总便可左右逢源，成也MBO，败也MBO
国有企业搞好了要MBO，要用股权去奖励和善待“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也就是国企官员）；而如果企业亏损了、濒临倒闭了，则更要MBO！
要搞MBO，要把国企的产权送给或卖给国企老总的另一个理由是：国有企业是管不好的，早一天让国企老总从管理者变成所有者，就早一天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国企搞不好的原因是国有企业在产权问题上，具有“所有者缺位”的致命问题。
还是那位名教授的论点：“如果国企改革当中确实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话，这恰恰说明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的问题。没有负责任的老板，就不会有合格的员工；没有合格的主人，也难有称职的保姆。把经理人比做保姆是我当初打的比方，现在要问的问题是，如果保姆糟蹋这个家的话，主人哪儿去了？主人为什么不雇用一个好的保姆？”
因为“所有者缺位”！所以要给企业找一个主人。
这种理由和口气，我们在十年前的俄罗斯就听说过了：“俄罗斯的董事长们总是说，‘企业必须有一个所有者’，口气听起来像一个不折不扣的资本家。他们指的是一个人，一个可以决定企业命运的资本家，许多人已经明确表示他们指的就是自己。”（《俄罗斯私有化调查》P58）
多么相似的目的和手法呵！不同的是，90年代的俄罗斯，这话是董事长自己跳出来说的；而在2004年的中国，却是学者们站出来替国企官员表达的。
看来，有了“所有者缺位”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保姆糟蹋这个家”便理所当然、便造反有理了！反过来，要是不把产权交给老总，那么，国有资产糟蹋了、流失了，就不是“保姆”的责任而是国家的问题、是国有企业注定了的命运。
郎咸平却认为，所谓“所有者缺位”，是某些经济学家帮那些窥视社会资产的人“拍脑袋”想出来的。他说，“中国国有企业不存在所有者缺位的问题。谁是所有者？毫无疑问就是国家……欧洲也好，南美洲也好，国家持股就是股东的一部分，没有所有者缺位的问题”
郎咸平还指名道姓地点了某些著名国企的老总：“国有企业老总觉得国家对不起自己，觉得自己受到委屈了。比如储时健，做了一点事情就觉得国家对不起自己了，就想控制公司。你有什么资格？储时健、倪瑞峰、张瑞敏都是‘保姆’，都是职业经理人。你要做职业经理人，就应该把自己该做的做好，职业经理人应该有对股东的信托责任，但是中国没有。因此，现在国有企业并不是所有者缺位的问题，而是职业经理人缺位。”（和讯专访郎咸平?：“是谁在合谋‘剥削’国有资产”2004年8月13日）
综上所述，学者要求立即MBO有两个理由－－
国有企业是搞不好的，所以必须MBO,必须把产权分给厂长经理、必须国退民进，才能保证企业的效益。（当然，这些教授话语里，国退民进的“民”，是民营企业家的“民”，而非国有资产的真正所有人、人民大众的那个“民”）；
学者要求MBO的另一个理由是，搞得好的企业，也应该把国有资产分给有功之臣，因为“在中国，相比于死的资产，企业家资源更宝贵，是更稀缺的资源。”
这话还是那位国际学者说的，他还特别为那个因侵占国有资产而被判刑的仰融说话，说是应该用“联想”模式来解决问题：“仰融式，挂靠人民银行等部委，使用了政府的无形资产，现需分割产权，建议使用‘联想’模式”。
所谓“联想模式”，就是拿出35%的股权给经营者。
真是只要占据国企高管的位置，便可以左右逢源－－国企发展了，功在自己，所以要MBO；企业效益不好了、甚至濒临破产，则罪在国有制，更应该MBO。总之一句话，成也MBO，败也MBO！看来，这MBO是搞定了，谁要是反对，谁就是妓女心态、就是受大众情绪左右、就是流氓教授。
到底谁是流氓教授？
5、创富运动－－企业家偷偷摸摸地干，教授们理直气壮地喊
在我们的教授、经济学家这里，变国有为民营，变国企官员（他们当然是官员！国企里的厂长经理一直名正言顺地享受着政府官员的行政级别和待遇，并且常常以相同的级别调任政府官员；所以几十年来，谋取企业的厂长经理，和在党政部门谋取官位的路数是一样的）为资本家的转制，居然那么有根有据，理直气壮。那位名教授就曾经公开为国企老总不能正大光明地占有国有资产而叫屈。他说，“由于意识形态的束缚，导致很多正当的交易都变成名不正言不顺的、偷偷摸摸，增加了交易的不公开、不透明……”
教授学者们希望有了他们理论上的支持，这场变公为私、化公为私的造富运动，就可以正大光明、名正言顺，甚至理直气壮了！
事实正如这位名教授所说：国有企业的老总们在购买或转移国有资产时，并没有我们这些学者教授这么大张旗鼓；他们偷偷摸摸、只干不说。
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他们就在“沉默中潜行”，“多数MBO案例直到其大功告成之时方为外人所知－－MBO所带来的以亿元计的财富令人惊诧，而其在运作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奇诡精巧的股权腾挪、扑朔迷离的资金链条及环环相扣的操作手法则更令人叹为观止。”（刘猛：《MBO创富：内部人操控的游戏》《新财富》2004年9月22日)
国企老板们在倒腾国有资产时的无声无息、奇诡精巧、扑朔迷离，与我们的教授学者提到理论高度的论证和理直气壮地鼓吹、策划，的确形成鲜明对比；但这种分工明确，使得双方各显才能，相得益彰：一边是干起来再说；另一边是理论支持、合法性论证随后跟上。目的只是一个－－将这场“创富运动”进行到底。
MBO这一创富运动，可以说是“先富起来”运动的继续和质变，“相比于中国1984年进行城市体制改革以来出现的承包国企、价格双轨制、‘零价格’收购国企等几个暴富阶段而言，MBO所制造的全部是中国顶级富豪……”（同上）
查了查广东某家被郎咸平点名的国有企业，MBO以后，这家国企管理层所分的股权流通市值十分惊人：总裁是6亿多，副总裁、党委副书记为一亿左右；最引人瞩目的是这家国企的党委副书记兼群工部部长、纪委书记也分得一千五百多万股，按当时的市值算，这位党的干部一夜之间就有了六千多万的身价。
由MBO发起的这场创富运动，所造就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绝非个别，许多国有企业，尤其是许多国家控股的上市公司，这几年的MBO的步伐异常迅速，以至于对利益像狗一样敏感的资本，因为从中嗅到了点石成金的机会而成立起专门为MBO提供融资渠道的“MBO基金俱乐部”；这些基金经理兴奋异常，他们公开宣称：“2003年将是中国的MBO年，这将是一场资本和企业家的盛宴。”
这宴席上的大餐，便是国有或曰国民所有的资产。
这是基金经理们的盛宴，是国企老总们的盛宴，也是为MBO摇旗呐喊的学者教授们的盛宴，“一夜之间从企业的管理人员成为企业的所有者，成为拥有一定资源基础的创业者，这种‘不可思议’的蜕变无疑是令人神往的。但MBO项目要想成功实施并不是那么简单，只有找准合适的机会、选择适当的途径、控制内在的风险才能保障项目的成功。”（《销售与市场》 2003年1月号）
这种“一夜之间”“不可思议”的蜕变和暴富，虽然令国企老总们神往，但我们的学者却语重心长地告诫，“MBO项目要想成功实施并不是那么简单”。（是不容易，而不是不应该！）所以，知识分子的出谋划策绝对重要，专家学者在MBO过程中的作用绝对不可低估！
为了保证MBO的成功，保证这些经理、老总能迅快捷、低廉，而且合法地将社会资产据为己有，为了帮助这些人尽快地找到机会、找到规避经济和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我们的专家学者搞演讲、办讲座、出专着、写文章来教导和帮助这些成功人士走向更大的成功。
看到过不少学者书写的关于“企业重组”和“产权交易”之类的文章和专着，学者教授们观点易懂而且具体，思考周密而且可操作性强。比如，上面引用过的那篇文章的小标题为就十分精彩：“展示一个案例”、“具体收购过程”、“集中两种权利”、“确定一条思路”，细腻而耐心，真有那种手把手教孩子学习的拳拳之心。
不知道写这种为老总们献策献计文章的作者是否已经找到了买主？不知他们能不能从中分得一份？不知他们有没有最终由知识分子变为成功人士……
6、从俄罗斯的非国有化williamhill官网
MBO争论的谁是谁非
郎咸平中国式的MBO的批评，对2004年的中国经济学界，犹如一阵旋风：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家、学者几乎都卷入了郎咸平挑起的争论，并且泾渭分明。媒体因此用了“各种力量，在郎咸平挑起的争论中汇聚”这样标题。后来，广大网民也纷纷加入这场争论并以极端的语言支持郎咸平批判主流学界；但另一方，对郎咸平提出问题的讨论已经变成了声讨和批判，某些主流济学家在回击郎咸平时，甚至用了“流氓教授”、“妓女心态”、“特务”等字眼……
这场论战所涉及的问题对中国社会的转型来说，无疑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但这场论战的深刻意义很可能要以后相当一段时间才能显露出来。
希望这段时间不会太久，更希望中国社会不会因为今天对这个问题的忽视而在日后的改革中付出更大的代价。就如波兰由于在1989年剧变前后，掌控着国企管理大权的厂长经理趁政治权力转移的时机搞过“权贵私有化”，当1993年4月颁布并实施“大众私有化法”时，不得不用相当的时间和成本来纠正和追讨在“无法无天私有化”时所流失的国有资产。
在这里，笔者只能简单地谈谈自己的看法，以及在俄罗斯所看到的与我们很相似的国有企业改制历程。
俄国人起步比我们早，私有化程度也比我们彻底。他们的经验、尤其是他们的教训，对于有过相同历史进程，有着相同改革要求的中国来说，无论如何都不该视而不见！
俄罗斯的私有化是从1991年将成千上万个小商店卖给个人开始的。但真正意义的私有化则是1992年12月，以拍卖莫斯科市“布尔什维克”饼干公司为起端，才掀开了俄罗斯经济核心－－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新篇章。
选一个名叫“布尔什维克”的国企实行首次拍卖，的确很具有改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象征意义！
从1992年底仅有18家大中型国有企业被私有化，到1995年底，有105111家小商店、12118000套住宅（俄罗斯的住宅私有化是无偿的）、17937家大中型国有企业完成私有化；而“到了1996年，俄罗斯的大中型企业－－几乎创造俄罗斯90%的工业产出－－中已经有3/4以上被私有化，脱离了国家的控制。”（《俄罗斯私有化调查》P51）
而在转制前，俄罗斯的国有经济占经济总量的96%。
从1992年到1996年，俄罗斯的私有化用了4年时间；再从1996到2004年，在彻底私有化的基础上崛起的新俄罗斯又度过了8个年头，12年的时间，俄国人经历过了巨大的希望、得到过令他们欢喜若狂的政治自由，也经受过经济上的阵痛和几乎死了一次的“休克”，那么，差点儿被置于死地的俄罗斯，有没有死而后生呢？
作为一个在俄罗斯转型期间曾经在莫斯科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中国人、作为对非国有化有过长时间关注和研究的中国学者，笔者忍不住离开本书的主题，来谈谈俄罗斯的私有化到底给俄国人带来了什么？
转型初期，西方著名的左翼政治和社会学家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曾经对俄罗斯转型设定了一个时间表：“政治民主化及法治，六个月；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非国有化），六年；公民社会的出现，六十年。”（雅克·胡普尼：《十年后的东欧：在后共产主义时期的分野》《当代中国研究》1999年第四期）
到2004年，俄国人度过了12年漫长的改革岁月，已经大大超过了达伦多夫预定的时间。
这12年，俄罗斯的民主政治体制已经建成，从计划经济向以私有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转型也基本完成；这12年，俄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前不太富裕、但也绝非贫穷的俄国人分化成两级－－让西方的财富阶层为之惊叹的转型受益者、俄罗斯新贵；以及连中国人都用怜悯的眼光注视着的俄罗斯平民百姓。
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1998-1999年，有关《俄罗斯居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调查》显示，俄国人的贫富阶层比例如下：
贫困阶层－－约占人口的33%左右，其收入不及最低生活标准。主要包括一些传统工业部门的工人、部分农民、退休人员及物业人员及多子女家庭等；
穷人阶层－－占总人口的40%，一般能够维持日常生活，包括一般的专业工人、技术人员以及部分知识分子和国家公务人员；
中等阶层－－约占25%左右，一般能够满足社会的各种需要，包括个体从业者、企业家、管理干部科技或文艺界知识分子；
富有阶层－－约占1%－2%，其中巨富阶层约占0.2%左右。他们主要由新旧当权者、“新俄罗斯人”、某些国企大中型企业负责人及黑手党头领等构成。 （《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P113）
另据英国《金融时报》驻莫斯科记者站主任克里斯蒂亚·弗里兰的数据：“在新俄罗斯，发迹的几乎只是那些极少数的超级富翁。最富有的10%的人口掌握着全国一半的财富，最穷的40%占有的财富不足五分之一。3000万～4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每月不到可怜的30美元。俄罗斯的新资本家贵族们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及其迅速地发了财，但并没有带动整个国家的其他部分一同发展。”（克里斯蒂亚·弗里兰：《世纪大拍卖》中信出版社2004年10月）
一位俄国学者说，“最富的百分之十的俄罗斯人的财富，是最穷百分之十的俄罗斯人的80倍。国家已经分裂，一方面是一小批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绝大多数的穷人。自由改革的结果就是我们现在有了两个俄罗斯，一穷一富。”（俄罗斯社会科学院院士弗·伊·多博列尼科夫2003年10月27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演讲）
在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十年之后，俄罗斯和俄国人（当然要除去那百分之十的财富精英）的状况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善；恰恰相反，还是引用多博列尼科夫院士2003年的报告，“上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千辛万苦得来的工业化结果现在已经基本上化为乌有了……俄罗斯联邦的外债达到天文数字，1700亿美元。所以有人形象地说，每一个婴儿在出生的时候，就带有1000美元的债务。”（同上）
俄罗斯的一位历史学家因此写道：“俄罗斯人在共产党时期不好过，以为在民主下将会好些。然而事情并非如此。虽然自由多了些，但生活却更困难了。”；用本人在莫斯科听到的老百姓的话则是：“我们得到了自由，却失去了安全。”
所以，如果有人说私有化让俄罗斯受益匪浅，那必须问一问，他说的是哪一个俄罗斯？是指占有人口10%的富人俄罗斯，还是占人口90%的平民俄罗斯？如果是前者－－俄罗斯的财富新贵，那么此话不假。在福布斯公布的2003年全球富豪榜上，就有17名俄罗斯财富新贵榜上有名。他们中年龄最大的53岁，最小的仅仅35岁。
另据《富比士》(Forbes)杂志2004年5月份的调查，莫斯科的亿万富翁人数已经跃居世界第一。俄罗斯私有化仅仅12年，就给莫斯科造就了无数亿万富翁。尽管纽约是资本主义社会当之无愧的中心城市，尽管美国富人经历了几代人的财富聚敛，但曼哈顿还是将地球上拥最多亿万富翁的城市称号让给了莫斯科。据《富比士》的统计，截至2004年，莫斯科的亿万富翁（以美元计）是33位，而纽约的亿万富翁只有31位。
这些俄罗斯财富精英的巨大财富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正好与我们现在争论的MBO有关）；或许，下面这些数字可以让我们找到部分答案－－
俄罗斯大规模私有化后，通过重组、通过MBO，俄罗斯约有500家大型国有企业被以72亿美元的低价出售，而这些国有企业的的实际价值超过了2000亿美元；
莫斯科“吉尔”汽车制造厂资产总量约合10亿美元，一家私人财团购得的价格仅为400万美元；
莫斯科市化工进修学院的房产及设备价值约1亿美元，某公司仅以800万卢布的价格购买……（见《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新华出版社P224）
俄罗斯私有化的最终结果几乎是，国有资产原来谁在管理，最终就被谁占有了，从而出现官僚私有化和官僚资本主义。
7、中俄两国学者的比较－－捍卫人民利益还是，站在大众对立面？
在谈到俄罗斯的国企老总在私有化过程中大肆侵吞和占有国有资产的事实时，必须强调一点，俄国国企管理层侵占国有资产之所以成功，政府和学者无疑负有责任－－政府对私有化法规的制定后滞、执行力度不够；部分学者们却因为认为俄国的市场经济和民主化进程依赖于新兴的资产阶级的诞生，而对这种财富的非法积累采取了容忍甚至欢迎的态度。但是，整个私有化过程中，俄国政府毕竟没有一边倒，政府的许多私有化法规常常能考虑到大众的利益；而在学者方面，也很少听到经济学界的学者同企业家合谋掠夺国有资产、参与分赃的报道。
恰恰相反，俄国政府和俄国的许多学者在企业家实施巧取豪夺时，都有过许多法律上和学术上的努力－－制止这种公开的掠过：
1992年，俄罗斯政府出台私有化法，8月，俄罗斯总统叶里钦在电视演说中向俄罗斯人民首次宣布这一法案时，公开地表明：俄罗斯实行私有化的目标是实现广泛的所有权，是要为俄国创造“一百万个财产所有者而不是若干百万富翁。”（《俄罗斯私有化调查》P32）
在实施私有化的过程中，政府曾经拿出了两个方案：
方案一、允许40%的股份出售给职工，剩下的60%将在拍卖会上出售或由国家持有今后出售。在40%中，工人免费得25%……工人们可以按账面价值的七折再购买10%的股份，经理们以正常价格可购买5%。另外，养老金计划也可购买一些股份。
方案二、允许51%的股份出售给职工，剩下的49%将在拍卖会上出售或由国家持有今后出售。工人不得不支付账面价值的1.7倍。另外，养老金计划也可购买一些股份。
（《俄罗斯私有化调查》P41）
在学者方面，相当多的俄罗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一直密切地关注着这场私有化运动，关注着、警惕着国家的利益、大众的利益会不会被在国企里占有强势地位的管理层侵占和剥夺？
在转制初期，在俄罗斯学界，曾经就私有化问题展开过公开的、广泛的讨论：
“私有化企业的主要所有者是企业职工，还是仅仅是企业经理？”；
“谁将拥有私有化之后的俄罗斯企业？”；
相当一部分学者们的立场也十分鲜明：“私有化被认为是在全民中分配财产的方式”（见《俄罗斯私有化调查》P8）
俄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经济学家O·T·博戈莫洛夫1992年在接受《明镜》杂志采访。在问及俄罗斯的私有化的对象时，这位学者态度明朗地站在了大众的立场上。
问题是由《明镜》杂志的记者提出来的－－
记者问：您想把国家的经济作为礼物送给人民吗？
博戈莫洛夫：最重要的是，不要再要求人民做出牺牲。应该马上把地产：他的住宅、土地、在工厂和自然资源中属于他的份额，交到他的手中。这一切应该是无偿的、或者只采用象征性的价格。否则，暴动、叛乱、起义、抢劫等将是不可避免的。
（O·T·博戈莫洛夫《俄罗斯的过渡年代》P116）
俄罗斯经济学家是站在大众的立场、站在俄罗斯的长远利益而关注和研究私有化的。他们认为，为了社会的稳定，非国有化必须考虑到人民的利益。
可在我们这儿，那些“站在大众对立面”的教授、学者也在强调发展，强调社会的稳定，但他们的结论却是那样的不同。在我们的知识精英眼里，别说让人民大众也分得一份需要民营化的国有资产，就是让大众参与讨论、参与分家的过程都肯定会工厂大乱、国家大乱、从而使我们失去了宝贵的安定团结的大好政治、经济秩序！
或许有人会反问，俄国政府和俄国学者的努力，为什么没能阻止俄罗斯私有化最终成为权贵的盛宴？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和追问的问题，也是对中国的转型非常具有现实针对性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如此之大，决不是我们这个小章节所能回答。我们所能回答的只是，俄罗斯并不成功的非国有化结局，除了新政府继承了一个沉重的“帝国遗产”外，尚有许多现实教训。比如－－
政府私有化立法不够及时、细致，使得有法可依的私有化落后于厂长经理的“自发的私有化”、“无法无天的私有化”；
政府没有拿出优质的国有资产，让无偿得到“私有化凭证”的公众购买，结果大众因为无法在产权市场购到优质资产，而只买下了一些垃圾股。据对已经买到了国有资产股票股民的调查，整个1994年，得到分红的股民只有4%；
政府在对全民实施无偿私有化的过程中，没有及时对来势凶猛的通货膨胀作出积极应对，至使原来价值不菲的“私有化”证券，在通货膨胀中变得一钱不值。
俄罗斯的“私有化证券”是用社会资产总量除以全体人民（包括婴儿在内）算出来的：1张私有化证券═俄罗斯70年社会资产总量÷全体居民总数═10000卢布。（这一比例甚至高出了“大众私有化”相对成功的波兰、捷克）但到了1994年，却贬值为：1张私有化证券═10000卢布═7美元═1公斤香肠”（见《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P222）
因此，如果要给俄罗斯的转型失败下个简单的结论，那么可以这么说：即使新政府主观上有过为人民的设想和努力，但历史的重负和局限，使其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一点，在总统叶里钦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作为新俄罗斯的第一任总统，叶里钦在稳定转型初期的俄国社会方面功不可没，他用铁血证明自己是一个魄力非凡的政治家。笔者亲历了1993年10月叶里钦与国会的那场争斗，并几次去到那座被叶里钦让坦克和士兵所包围的白宫前（俄罗斯国会驻地），目睹了被叶里钦下令炮击过的白宫－－最高几层已经一片漆黑，使通体白色的国会变成了黑白分明的建筑；而那些反对叶里钦的议员和议长鲁茨科伊就在底层。
这场争斗的结局是议长被捕，叶里钦牢牢地控制了俄国政局。
然而遗憾的是，叶利钦的领袖魄力只在革命而非治国，只在政治而非经济。他政治生涯中最出色的表演是与人斗、与各个权力集团斗。这几乎是现代俄国政治舞台上唯一的剧目。但对于俄国社会的经济转型，叶里钦却显得优柔寡断、摇摆不定、力不从心。
目睹了叶里钦的经济改革对俄国社会的影响，笔者十多年前曾经这样评价叶里钦时代的俄国－－
土地的私有化和工厂社会化进程十分缓慢，而权力向资本的过渡却十分迅速－－越来越多的公共资产流失到那些些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工人委托的管理人、即政治官僚手中；
前政权的政治官员利用民主和市场的口号迅速成为俄罗斯的新贵；
克格勃操纵、或直接转变为黑社会；
第三产业还由国家雇用的官商操作着……
俄罗斯仍然是懒散的、不负责任的低效率国家；更为严重的是，旧的法律秩序已经破坏，新的民主秩序却没能建立起来，无法无天、背信弃义的行为在政界、商界、法律界和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蔚然成风，其腐败和无法无天的程度完全可以和那些由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国家－－如拉美和中国－－相比。（拙作：《在民主与铁血之间走钢丝的叶里钦》香港《信报》1993年12月3日）
在这篇文章中，笔者还对叶里钦的历史局限作了简单的分析：
叶里钦毕竟是从旧的政治土壤上成长起来的，那块土壤是专门培育政客权术、以及密室政治所必须的一切－－阴谋、阳谋、背信弃义、厚颜无耻地自食其言和同样厚颜无耻地颠倒黑白、推卸责任；从这里培育出来的人无一例外的具有高超的控制权力和搞政治斗争的能力，也无一例外的不具备治理国家的起码知识。（同上）
叶里钦的背信弃义、自食其言一直持续在他的整个统治时期。1998年，当致命的金融危机冲击着转型后的俄罗斯时，俄罗斯央行已经将银行利率提高到了150%，可叶里钦还是在1998年的8月14日，向公众保证，卢布决不贬值；然而，三天以后，叶里钦便由他新任命的商人出身的总理基里延科出面宣布：“卢布贬值，停止支付国债，延迟偿还企业拖欠的外国债务。”
当然，在今天看来，将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失败完全推卸到叶里钦身上，未必公允；尤其是相比之下，叶里钦在制定私有化法时，毕竟与部分政治精英、部分俄罗斯学者一起做过许多努力；他们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能站在全民、而不仅仅是富人的立场上（哪怕是一种姿态！），对私有化有过冷静的思考、有过对不公平的担忧和告诫、有过警惕权贵掠夺国民资产的呼吁和宣传；还有，俄国政府和俄国学者不仅在产权转移时能站在民众一边，尽政府的职责、尽知识分子的职责；即使到了今天，俄国学者和俄国政府也没有放弃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追查。
在谈论俄国人并不成功的国有企业转制时，还有一个应该引起中国人警示的现象值得一说：俄罗斯的国企改制，即使有了政府和学者的呼吁、努力，希望帮助大众从国有资产中得到属于他们的那一份，但大众最终也没能斗过厂长经理，国有资产的绝大部分，最终还是被企业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的国企官员所攫取；那么，在我们这儿，上有倾向于富人的政策，下有为富人服务的学者为企业家呐喊、出谋划策，中国的改制会是一个什么结局呢？！
难怪在谈及已被瓜分和将要被瓜分的国有资产时，大多数人都表现出一种无奈和绝望。
我们说俄国政府和俄国学者的努力并没有制止住俄罗斯的私有化最终走向“权贵私有化”结局，决不是要说政府和学者们的努力是不必要的、没有意义的。当一个民族处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当一个国家的社会利益格局进行重大的、重新组合时，政府和知识分子当然应该担负起自己的职责－－因为在这种时候，正义和公正对历史的促进，将比任何时期都显得重要；只要权力和知识分子能为大众的利益尽自己的本分，那么，历史的希望就不会被“公正危机”所吞噬。即使历史暂时没能取得胜利，但至少问题会暴露出来、会埋存在民众心中而留下以后解决的希望。2004年，普京政府对俄国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的逮捕，难道不是与这一系列的关注、呼吁、努力有关吗？
所以，俄罗斯政府对尤科斯公司的清算，对霍多尔科夫斯基的逮捕，与其说是新利益集团之间争斗的开端，不如说是那场国有资产争夺战的继续！
还有一点特别需要告诉中国人，波兰和捷克相对成功的“大众私有化”证明，不让国企官员利用自己在企业的强势地位侵占国有资产，不仅应该，而且在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
我们过去总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但愿在国有资产私有化问题上（贪污盗窃的私有化也好，堂而皇之的MBO式的私有化也好），俄罗斯的今天不会再次成为中国的明天！
8、有权威站在大众的对立面，我们就不敢为大众说话吗？！
该不该私有化、私有化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问题；如何私有化则是另一个问题。后一个问题涉及到国家、资本和公众三方；或者说，其本身就是大众的问题：国家和国企管理人不过是公众财产的保管人、管理人（而且并非由大众自主选择的代理人！）因此，掌握着公共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不仅不应该只看到国家和资本而无视社会，而是应该向公众作出简单明了的说明－－国有资产就是大众的财产。
只要有了这个前提，公众可能理直气壮地发问：在讨论财产的归属时，凭什么将将真正的主人－－大众排斥在外？
今天，“大众”两个字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的确是久违了－－权力听不得它，资本见不的它；而原本应该对权力和资本说“我不效劳！”的知识分子却因为不能从大众那里得到利益而将其忘得一干二净……
没有了大众的位置，没有了大众的利益，还有社会的立足之地吗？
可我们这儿至今还叫着“社会主义”国家呵！
记得1995年时，笔者在《南方周末》主持新扩版的“世界经济”版工作。在这个版的创刊号（1996年元月）上，我集中编辑了三篇有关捷克“大众私有化”的文章，希望引起刚刚在谈论这个问题的中国人关注。为此，笔者访问了捷克有关官员，还专访了波兰负责经济转型的副总理、经济学家萨道夫斯基。我想在以后的时间里，在自己的版面上将波兰、匈牙利、俄罗斯等国的非国有过程所有过的“大众私有化”全面地展示给《南方周末》的读者，以帮助中国人从这些国家私有化的经验教训中找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可就在出报前，主编左方突然打电话给我，要我赶紧准备稿件，以替代那三篇中的两篇。
当时已是深夜，我诧异地问，“哪两篇有问题？”
左方回答：“不是具体的那一篇，而是放在一起就成了问题。”
于是，只留下了一篇－－而且是最简单的一篇。
这个要求不是左方而是一位主管《南方周末》的上级负责人提出来的。因为一般重要的稿件都要报到他那里终审；何况是这个版面的创刊号。
我那个野心勃勃的计划还没有实施就夭折了。
已经十年了，不知道十年后的今天，在各类官的面前谈论“大众”和私有化的关系，会不会还有深夜打来的电话？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大众”这个词是不能在教授学者面前提及的－－那句咄咄逼人的“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的质问，不就是2004年说出来的吗？！
在这里，笔者要旗帜鲜明地宣称：市场经济不等于绝对的私有化，中国的政治经济前景也并非如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所宣称的那样－－只能寄希望于一个庞大的资本家阶层的形成。尽管他们避讳资本家这个词，尽管他们躲躲闪闪地将资本家称之为民营企业家，但他们为这个新兴阶层的呐喊却从不避讳：
为富豪非法的原始积累开脱－－所谓无论在哪儿第一桶金无不是肮脏的，所以不能、也不必追究；
为资本家进一步壮大而鼓动他们向公众的资产下手；
为提高资本家阶层的政治、社会地位地位而不遗余力地呼吁……
今天，资本家能堂而皇之地成为国家的基础和“党”的发展对象，难道不是这些专家学者的理论在起作用吗？
9、到底要多大比例的私有化才能救中国？
我们并不否认中国的国有企业存在着效益低下、管理层贪污腐败的现象；但需要提出的问题是：这是国有企业与生俱来、不可治愈的绝症吗？是不是解决国企问题除了出售、派发，政府别无选择？也就是说，是不是唯有资本家才是中国国有企业的救星？
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的回答十分明确：如果不将国有企业变成私营企业，如果不将国企官员变成资本家，国企就要倒闭；甚至说，“再过几年就是白送也没人敢要了”！
为了表示国企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清华大学一位经济学教授将国有资产比喻成一根冰棍。他说，现在天热，“放不住，要么吃了，要么化了”；
因为国有企业马上就要像冰棍那样化掉，所以形势紧迫，所以这位教授说，“我非常反对的一点是过于把公平的问题理论化、哲学化，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等等，我觉得没用。如果这么讨论的话，这个事没法儿办，我们得找出一个能办的办法”；他还说，“什么机会公平、起点公平，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见2004年09月20日 新浪财经：《国有资产就好比是大热天里的一根冰棍》）
看得出来，这位教授对公平的讨论既反对也反感，因为那样，瓜分国有资产的事就“没法儿办”了！
不讨论公平，他们讨论什么？
讨论如何赶紧将冰棍吃掉。
这位清华的经济学教授说了三个办法：
“一个是少数人把它吃掉了，第二个是一人来一口，第三个是谁也不吃让他化掉”
不用说，首先要排除的是让冰棍白白化掉；第二个选择，每人来一口，也不该考虑，因为冰棍没有了却谁的饥渴也不能解决；那么，当然是少数人把它吃掉最好，虽说不公平，但至少解了一部分人的燥热（发财的焦燥和狂热）……
不愧为经济学教授，表述得又生动又准确啊！
让这些主流经济学家如此心急火燎的理由有两个：一是中国国有经济比重太高，必须下大决心“国退民进”搞私有化（他们始终不公开提私有化，而说转制、说民营化、说国退民进）；二是国企的形势危急，如果继续保存下去，不是将来白送都没有人敢要，就是像热天的冰棍，最后谁也得不到。
先看第一个问题。
据国家统计局的公报：“2002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产出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只有36.1％；国有经济在GDP中的比重没有确切的数据，一般估计为1/3左右。”（《 中国经济时报》 2003年7月18日）
这是2002年的数据，这几年，国有经济的比重肯定还要少于上述数据。
中国还没有明目张胆地搞私有化，就已经使国有经济的比重从毛泽东时代的几乎百分之百，降到了百分之三十几，这不能不让人吃惊。改革前，波兰的国有经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是81%，远远低于改革前捷克的97%和俄罗斯的96%。然而，就是这么个国有经济并不算最高的波兰，尽管经历了轰轰烈烈、令世界瞩目的私有化运动，但截至1995年底，波兰国有经济在经济总量中还占有40%左右的份额，仍高于今天中国的国有经济。
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连这百分之三十都不能容忍、不愿放过呢？
退一步讲，就算这个比例还是偏高，是不是高得成了当今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迫切到等不及国家出台成熟的转制法令，迫切到不问代价、不计血本的方式卖掉或分掉的地步？
还有一个问题：国企是不是一支马上就要化掉的冰棍？
回答这个问题要简单得多，那些个被郎咸平反对、被主流经济学家支持，要实行“国退民进”的国有企业，恰恰是这些年发展迅速的优质国有企业，没有一个是就要化掉冰棍；另外，查看一下上市公司的报表，无论是老牌大中型国有企业，还是最近二十年新建的大型国企，这些年还是有不俗的表现（像上海宝钢股份公司税收由2002年的38亿飙升到到2003年的72亿），反而是那些不断重组、转制的企业，倒是陷阱多多，让中国股民吃尽了苦头。
一般来说，纳税最能代表一个企业的实力和效益，近年来，国有企业的纳税额逐年增加：据中央电视台2004年11月8日的新闻报道，“2004年1-8月，186家大中型国有企业共完成税收3203亿元，同比增长45.6%”
可见国企不仅不是一支正在融化的冰棍，反而是正在增值；相反，那些经济总量逐年扩大并已超过了国有企业的民营企业，在税收上却有很大差距。根据国税总局2004年的统计排名：“2003年，全国100强纳税企业，民营企业无一上榜。山西海鑫国际钢铁公司以2亿元的纳税额排名民营企业纳税总额第一，其次是长沙远大和吉利汽车。而刚刚评选出的民营企业500强前10位的联想控股、复星集团、江苏沙钢集团、东方集团和万向集团等甚至都没有出现在民营企业纳税100强之中。这多少令人感到意外”（《谁在为中国创造税收？》《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9月15日）
当然，纳税少，并不就等于民营企业没有赚到钱。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同一期文章中，就对“暴利”行业的房地产之所以出现“财富巨人与纳税巨人的差距”作了分析。文章说，“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量与纳税程度失衡的现象屡见不鲜。同时从网络上众多的房地产企业纳税筹划研修班（继帮助富人挣钱之后，我们的知识分子开始帮助富人省钱了！）火热招生的状况也不难看出，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不少企业把不应花费的力气用在了研究纳税筹划空间、规避纳税风险上。”（同上）
不过，在第二个问题上，我们也退一步，就算这百分之三十的国有经济，真的比不上私营企业，真的像我们的经济学家所言，是一只马上就要化掉的冰棍，必须按我们主流经济学家的主张尽快地“国退民进”，我们也必须向他们提出质问：这“国退民进”的“民”字，该如何解释？
以我们的学术权威所指，这“民”，当然是指民营企业家的民，那么，“国退民进”，其实质是公有制退、私有制进；社会主义退，资本主义进；大众退，资本家进……
这种结果如何，我们无需假设，只要看看那些被私人承包、或已经转制了的学校（叫民办公制）、医院、剧院电影院就知道了。退出国有后，这些地方的设施虽然阔气了，服务质量也提高了，但这些变化与老百姓有多大的关系？（难怪一些学校要叫“贵族学校”!）
上海一家老电影院，走向市场后，票价从原来的二角五分，到四五十元，最近涨到一百元。因为将放映厅营造成了“头等舱”和“情侣软卧”了……
中国的国企如果都按这种方式一路“退”下去，恐怕以后能在中国用水、用电、取暖，上学、看医生，上剧场、看电影，去博物馆、逛公园，去海滩、爬青山，过桥梁、上高速，都只能是富人的享受了……
这不是危言耸听、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在钱的一步步紧逼下，正在发生的现实。最近旅游景点的涨价风频频吹来，看一看对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已经越来越成为大众负担不起的奢侈－－颐和园门票要涨到80元（80年代还是一角钱啊！）故宫要涨到100元，而去长城看看要交纳80元钱（不算古长城，就是明长城也有六七百年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费的？）；一些有文化特色城镇也开始收取进庄费、进城费；连属于全民的自然资源的海滩、海岛也封锁起来，开始收取海滩费、海岛费……
2004年12月，北京刚刚开过旅游景点涨价听证会没几天，厦门市宣布：拟对该市的居住区“鼓浪屿”收取“上岛费”。价格从15元到60元不等。对于岛上居住的1.8万住户及他们的岛外亲友，则必须事先申报、留下指纹，以后上岛“需凭指纹出入”。
消息发出后，网上骂声一片。一位上海网民在网上留言说：“建议向北京和鼓浪屿的同志们学习，对进入上海市区的外地人士一律收取“进市费”！既然北京是北京人的，鼓浪屿也是鼓浪屿人的，那么上海应该就是上海人的了”
对旅游景点涨价的留言非常之多，而且骂声一片。这些网民未必是因为把故宫、鼓浪屿当成非去不可的地方，才对收费、涨价感到气愤的；我想，这是担心“钱”最终会逼进他们的日常生活而产生的危机感吧。
不过在这一边倒的骂声和愤怒中，肯定不包括这些景点、或这些住宅区的收费承包人……
10、垄断资本主义－－通向民主，还是通向专制？
帮国企官员要权－－先是要企业经营管理权，后是产权－－始终是主流经济学家坚持不懈的目标。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经济学家为医治国有企业开出了一味重药：“放权”。
向作为国企官员的厂长、经理放权，而不是向作为名誉上国有资产主人的职工放权。
不过那时，他们要求国家所放的权还不是产权，而仅仅是经营上的“企业自主权”。
那时，大家对“放权”的意义坚信不疑：只要国家不再干预，让国企老板放手去干，让市场自动调节，一切就会好起来的。
放弃监管权，是“国退”的第一步。
以当时中国的状况论，这第一步或许必要。那时，国企的婆婆太多，而经济计划又总是随着政治路线的变化而变化，结果是“计划经济”一点儿也没有计划，完全跟着长官的意旨走（因为国企的老总都是政府官员，当然会在更大的官面前唯命是从）。所以“放权”，曾经给国企带来过春天，使一些老总在逐渐开放的市场经济中学会了当企业老板的第一课。
但同时，那次放权也让更多的国企老总得到了令他们惊喜不已的好处，一夜之间他就从媳妇熬成了婆，就成了没人监督因而可以为所欲为的财产主人－－而且是那种可以享受权力又不承担任何责任的主人。对这一点，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经济学权威说得很对，“如果是在私营企业当经理人，你搞不好就完蛋了，但是好多国有企业你搞不好也不完蛋。那么你为什么要搞好国有企业？”（就凭这个逻辑，第一次向老总下放经营权，就已经是一个错误了），于是，许多国企成了老总们的“家天下”，成了他个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公有”资产。
那时，中国人刚刚经过了几十年计划经济的短缺，经过了大锅饭时代的贫穷，所以谈“国有”而色变。这可以理解。人们寄希望于“市场经济”，寄希望于国家扩大企业自主权，也没有错；错的是，扩大了的企业自主权只交给了厂长、经理个人，而完全将全体职工排斥在外。
当时，政府曾经有过非常有意义的尝试：让“职工代表大会”参与国企的重大决策、参与企业的监督管理。
但由于老总们对管理权的殊死拼抢以及学者们关于“能人当家”、“精英治厂”的鼓吹（当时诸如《乔厂长上任记》之类的文艺作品、理论文章充斥报刊，仿佛只要有了乔厂长那样的强势厂长，国企的问题就迎刃而解），“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从一开始就没有被重视。仅仅是在头两年还有过“职工代表大会”与管理层的矛盾和抗争，但很快就形同虚设；以后，这个机构连花瓶的功能都失去了。
今天，国有企业中，还有职工代表大会吗？
对此，知识精英的精英主义难辞其咎。
“放权”的另一个错误在于对市场经济的迷信。当时，我们的专家学者对市场经济的崇拜简直到了迷信的程度：他们坚信，只要国家放松对企业的监管（所谓“松绑”），只要让老总们带着国有资产走进市场经济，国企就会前途光明；总之那时，企业家是国有资产的救世主，市场经济是能让国企起死回生的万应灵丹！
比起僵化了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当然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此话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市场经济的自由，只有在有着良好法律秩序的地方才能保障社会的进步。而在当时的中国，从政府到学术界，大家都是“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因而深思熟虑的、严谨的、健全的法律根本无从谈起。
于是，那种“非人道的市场经济”、那种“拦路抢劫式的资本主义”，势必泛滥起来而且必定成灾！
“非人道的市场经济”和“拦路抢劫的资本主义”这两句话，不是出自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这话是德国“新自由主义－秩序学派（Ordnung）”的创始人瓦尔特·奥肯说的；这个学派的经济学家“在经历了魏玛时期的自由放任和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后，认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一种‘非人道的市场经济’和‘拦路抢劫的资本主义’，并认为它是导致民主崩溃和纳粹得势的原因。”（见吴友法：《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会导致“民主崩溃和纳粹得势”？！
这的确是奇怪的提法，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居然可能导致法西斯主义？！而在我们这儿，我们的学者用了那么时间和那么大的精力进行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启蒙和补课。他们言之凿凿地说，资本必然削弱权力，最终为民主化打下基础；市场必定带来公平的竞争，而国有制则是“通向奴役之路”
然而，我们从西方学者的论述和德国的历史中恰恰看到了相反的例子－－
20世纪30年代，是希特勒德国崛起时代。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希特勒出身低微，他的党又叫“国家社会主义党”，所以肯定是国有制的鼓吹者；而且，希特勒之所以能成为权倾欧洲的专制者，首先是他以纳粹德国的名义垄断了全部的社会资产……
然而历史并非如此。希特勒德国的确有过对社会经济的强制干预：对犹太人产业的没收，为经济“雅利安化”而几次通过立法，以不提供原料和紧缩贷款的方式，让小企业破产或被大企业强制性的兼并。
但希特勒对经济干预的目的是强化德国垄断资本家的地位，而绝非实施国有制。1933年，希特勒颁布法令，成立了“全德经济总会”。这个对操有德国经济大权的机构，除了5名纳粹头目，其余的全是银行寡头和工业巨头。
资本、尤其是垄断资本，在希特勒时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以克虏伯公司为例，其利润从1932-1933年度的650万马克猛增至1937-1938年度的12100万马克，五年时间增长了17.6倍。
总之，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是完全建立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的。“国营企业的资金1932年相当于私营公司与有限公司的7.3%。1939年12月底则为8.7%。百分比略有提高首先是由于加上奥地利与苏台德地区的国营企业，其次还有由于某些国有企业有所发展。”（[法]夏尔·贝特兰《纳粹德国经济史》P34）
从希特勒1933年上台，到其全面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39年，六七年的时间，纳粹德国的国有化程度并没有提升。“由此可见，生产资料私有制在第三帝国仍然是所有制的主要形式……最典型的形式有：托拉斯所有制、康采恩所有制与卡特尔所有制。第三帝国的全部立法曾试图强化私有制。”（同上）
希特勒德国不仅在国有制与私有制之间选择和强化了私有制；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希特勒仍然是选择了维护资本家的利益；而在私有制的范围内，希特勒又优先考虑大资本和垄断资本的利益：“纳粹当局采取了一系列行政和立法措施进一步强化了大资本的地位……取消工人和工人代表制……”（同上P111）
在总结纳粹德国强化私有制的结果时，这位法国经济学家几十年前说过的话，对今天的中国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希望我们中国人能特别认真地对待这段给世界、最终也是给德国人带来巨大灾难的德国历史：
正如我们曾经考察过的，纳粹政策的基本倾向是加速再私有化的步伐。我们无需再列举有关事实，只须从中得出如下结论：在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即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的所有制方面，自诩为社会主义的法西斯主义，标志着集体主义的倒退而不是进步。正是为了应付这种倒退造成的各种后果，每当为要求经济朝着反方向发展而扩大干预时，总要把调动警察力量之权交给垄断组织的代表人物。” （[法]夏尔·贝特兰《纳粹德国经济史》P187）
希望每一个关注国有资产转移的中国人都能认真地读读、并记住纳粹德国的这段历史！
这样的历史教训在今日的俄罗斯的私有化(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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