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政府日前出台的《2005年廉政工作意见》中首次明确规定，干部婚姻变化情况要向组织报告。其中，要求干部个人婚姻出现变化时要及时向组织报告，不能以为这是“私事”、“隐私”、“个人生活小事”就隐瞒不报。在向组织报告时必须是书面报告，对自己婚姻变化的基本理由、基本情况要说清楚。如果婚姻变化是干部个人因包“小蜜”等情况引起的，组织上将视情况干预。
这其实是不现实因而也是靠不住的。一位干部倘若真是包养了“小蜜”，或者是因为包养“小蜜”而引起了家庭婚变，他肯定会千方百计遮掩，哪里会主动坦白呢？
反腐败需要的是对官员的严密监督，而不是依靠他们的自觉自律。没有严格的监督机制，没有严厉的惩处措施，仅仅依靠反省、自律来建立良好的干部队伍，这种思维方式设计出的廉政制度，注定是低效的。
领导干部的腐化堕落，往往就是从生活上开始。普通人出现婚外情、“养小蜜”，我们可以说这是他的个人品质变坏了，但是，领导干部“养小蜜”的时候，就很可能危害到公共利益，使其手中的权力成为个人牟取私利的工具。近年来的许多腐败大案，都是与领导干部生活糜烂分不开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京市政府在廉政工作中关注干部的私生活是对的。但既然意识到干部私生活对于廉政工作的重要性，那么为什么不采取更加有效的办法呢？某省委书记曾经提出：纪委要把干部的生活圈、社交圈列入监督范围。监督干部的生活社交圈不仅是纪委的工作，而且还应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这不仅是对公众利益负责，也是对干部的政治生命负责。(来源：经济日报康劲)
干部婚姻变化要及时报告何以引起激烈争议？
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防范干部腐败，推进政府廉政建设，历来是一件得民心、顺民意的好事。然而最近，南京市政府推出的一项干部廉政举措却引起了人们的极大争议。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据5月12日的《现代快报》报道，南京市政府日前出台的《2005年廉政工作意见》中首次明确规定：干部个人婚姻出现变化时要及时向组织报告，不能以为是 “私事”、“隐私”、“个人生活小事”就隐瞒不报。根据该规定，干部在向组织报告婚姻变化时还不能口头打一声招呼就作罢，必须是书面报告，对自己婚姻变化的基本理由、基本情况要说清楚。如果婚姻变化是干部因包“小蜜”等情况引起的，组织上将视具体情况予以干预。
显然，南京市政府的上述规定是直接针对部分干部思想道德滑坡、包养“二奶”、“小蜜”的腐败现象推出的。有资料表明，被查处的贪官中95％都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很多干部腐败往往就是从私生活的奢华堕落开始的。所以，对于这一新规定，许多人认为，政府在试图改变查处类似腐败时的信息劣势，以强化对干部监督，提高廉政工作的效率，这是“防止官员腐败的新方式”，是值得肯定的“防范官员道德风险的积极尝试”。
那么，干部的婚姻变化情况是否应纳入公权力监督的范围呢？或者说，要求领导干部向组织汇报或向公众公开其个人婚姻变化情况，有没有侵犯其隐私权呢？对此，人们普遍持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那些掌握了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就应该在个人权利方面做出一定的让渡，接受比普通公民更加严格的监督；法律对领导干部和普通公民应当“区别对待”－－－领导干部的部分隐私权法律并不予以保护。另一种观点，包括法学专家在内的一些人则认为，除非当公务员涉嫌违法违纪时，为了查清违法违纪事实的需要，否则，政府无权介入婚变情事当中。况且，“因为婚姻问题非常复杂，完全取决于当事人双方的意愿，任何外界的可能的负面影响都是对婚姻自由的干涉。”
与此同时，该规定的可操作性也受到了一些人的质疑。理由在于，且不说干部包“小蜜”一般是不会向组织自揭丑行的，即便丑事被曝光了，也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外人要核查、取证都很难。对于这种情况，婚变报告就无能为力。退一步讲，“即便真有个别干部主动将婚变的具体情况书面报告得很清楚，政府又能拿什么去干预呢？通过权力干预让二者破镜重圆还是游说双方各奔东西？”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争议所关涉的核心问题仍是干部的私生活权利问题。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掌者和行使者，干部的私生活权利受到一定程度的克减和限制是必需的，这已成为共识。比如对普通公民来说属于不得干涉的个人收入、感情生活等个人隐私，对政府官员就不一定成立。但是，究竟应当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程度以及如何来克减和限制这些权利，现在看来则缺乏一致意见。而要达成一致意见，必须适用利益衡量的原则，从各种相关权利和利益的比较中加以考量、取舍。
进一步地说，我们并不是笼统地反对干预干部的私生活，而是要倡导依法反腐的理念，通过法治的手段来遏制干部腐败问题的发生。正如有关专家所言：在廉政建设过程中，应当注意依法办事。否则可能无法达到廉政的效果，反而可能顾此失彼，这样的事情最好要谨慎而为。 (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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