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聚会的３０多个同学中，大部分混的还算不错：在学校任教的，都是高级职称了，加上兼课、兼职的收入、或开办公司的创收、或写东西的“润笔”等等，日子过的都很滋润；下海经商的是四个，由于都是中途转行，也都没有什么背景，虽然成不了什么“气候”，但比起内地一般工薪层来说也是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是学经济的，且不说学的那种“经济学”究竟有多“经济”，但毕业后也是混官场的多－－有２０几个吧，大多数都春风得意，一大半混到了处级，其中四人官至厅级。
毕业后留成都工作的同学最多，有二十几个；也混的最好，多在官场走动。同学聚会，自然是他们操办了。
同班同学，天南海北，多年不见，偶尔聚会，自是隆重。在成都的所谓“富人区”－－南郊一个“ＸＸ湖休闲渡假庄园”包租了两栋别墅。在成都读了四年书，哪儿的景点没玩过？所以哪儿都不去，就窝在“庄园”里，吃大菜、喝美酒、玩麻将、斗地主”（自然都是有钞票刺激的），摆“龙门阵”，瞎聊“时局”，破喉咙烂嗓子的乱吼卡拉ＯＫ，自然还少不了照像、摄影留记念的……。
就这样，我们不分昼夜、有天没日头地折腾了整整三天。
临了，自然是按惯例相互祝福，依依话别。
以上所述，不是在记流水账。它与我随后的所见所闻形成的强烈反差，让我感受到心灵的震撼，以至于让我这个素来被人称作“冷面人”、数十年眼中没流过水的汉子热泪长流……。
那是５月８号的下午，由于节后我在成都有公务要办，同学聚会惜别后，我即转住进市区一家宾馆。一杯茶、一包烟，懒洋洋地倚靠在沙发上养神。打开电视不停的换台，４０多个频道多是“大辩子”电视剧和俗不可耐的广告。
转到“四川电视台”４频道，刚好开始一个３０分钟的记实节目：成都一个夫妻双下岗的四口之家，丈夫长年卧病在床无钱医治自生自灭，妻子受街道办事处照顾承包一个收费厕所，一早一晚还要兼做一段街道保洁工，除了上缴各种费用每月有四、五百元收入。幼时遭车祸落残疾的大女儿正在读初中，因此而准生的二胎是个一身稚气的男童。
电视画面回放：
－－区环卫局要收回那个收费厕所：“我们很同情这个家庭的不幸遭遇，但我们自己的职工也要吃饭，实在是爱没能助”。妻子（上述四口之家唯一能挣钱养家的主妇。下同。）泪流满面，不知所措的自言自语：“这可咋办，这可咋办……”。
－－把亲生儿子送进儿童福利院：妻子涕不成声：“我大女儿就是因为我们送不起幼儿园、也无法照看才出的车祸、落的残疾；我不能让小儿子再落这样的下场。我也养不起他，更没法儿让他上学，不能眼看着孩子饿死”。“看谁家能收养他，也给孩子个活路。”她双手紧抓福利院紧紧关闭的铁门悲痛欲绝，眼看着只有四岁的孩子一步一回头撕裂心肺的哭喊：“妈妈，妈吗……”！
－－女儿丢自行车挨妈妈打：放学回家的女儿流着泪说：“妈妈，我今天犯了大错，自行车被人偷了”。妈妈：“啊！怎么得了，怎么得了。这是我们家最值钱的东西，还是居委会ＸＸ阿姨给你买的……”一掌又一掌的抽打着残疾的女儿。
－－“不想爸爸，他们要卖我”。记者问被送进福利院的小儿子：“想你爸爸吗？”孩子两行热泪：“不想爸爸，他们要卖我”。在家里，女儿声嘶力竭的对着妈妈哭叫：“弟弟那么小，你们把他送人，太狠心了”，“生的起养不起，生他干嘛”，“要走该我走”……。妈妈热泪盈眶，无言以对。
－－“妈再不卖你了，再不卖你了”。妻子不时去福利院，双手扒着大门、望眼欲穿，试图看到牵肠挂肚的小儿子，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和揪心的哭泣。终于下决心要回儿子。她双手紧抱着孩子声泪俱下：“妈妈再不卖你了，再不卖你了”……。
－－“今天吃好的了”！回到家里的小儿子，从邻居老婆婆家端出半碗剩菜，好象是米粉肉，一蹦三跳，兴高采烈。午饭，两个孩子用筷子在重新热过的剩菜碗里扒，妈妈挑出里边的肉抹送进孩子的碗里。
－－“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疲惫不堪的妻子双手抱着扫把坐在绿化带的石拦杆上：“我真累啊，每天要干十多个小时，夜晚干到夜深，天不亮干到日出，还要照管孩子和病人。”“他们要把厕所收走了，我们一家靠什么活啊？”两行热泪，涕不成声：“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呢？”
看完这篇３０分钟的电视记实，我良久无语，思绪万千：
我们喝的那２０瓶“五粮液”值七千元钱，除了代来神经兴奋，胡言乱语之外还有什么价值呢？要是这７０００元钱帮助了这个家庭会怎么样？
我们那每天两顿的聚餐，满桌美味佳肴总是剩下大半，这会让那个不谙人世美丑、刚从儿童福利院里接回家的孩子会如何地惊喜若狂而又目瞪口呆呢？
如果把这个在成都、在全国还有许许多多境况相似的家庭，与那些动辄贪污受贿成百上千万、一赌千万金而面不改色的许许多多的官员们放在一起对照一下，会让那些“仆人”们多少有些良心的发现吗？
改革搞了近３０年了，国家财政收入从２千多亿增至去年的２、６万亿。为什么一方面我们的基本社会保险体系建立不起来，象征贫富对立的基尼系数一增再增，已达到和突破了警戒点；而另一方面国家行政支出却以每年２５％左右的增速翻了好多翻，仅去年官员们的出国费和车辆费就达７０００个亿？
如此这般，各地官府除了官员加薪不段搞，还要竞相实行什么“阳光工程”，比如北京的“３、５、８、１”（科以下加３０００，处级加５０００，厅级加８０００，市级加１００００），再搞个什么 “车改工程”，又加上１０００到６０００……，花样百出，自己立规矩给自己加薪，谁来监督、谁来制约呢？
而据国家有关部门测算，将中国农村所有孩子全部免费教育，也就需要１００－－４００个亿，为什么就搞不起来呢？
稍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一次分配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侧重效率，产生和拉大个社会阶层的差距是必然的：国家财政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也就是“二次分配”，它的分配原则是公正，应该注重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和保障包括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的财政“再分配”功能是什么呢？难道就是各项行政性支出数十年来年年高速增长，越来越多地耗费在官员们的屁股上（车），眼上（公费出国旅游）和嘴上（巨额餐费）吗？
所有上述常识性的东西的正确实施，绝不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主要当权者是否“亲民”所能从根本上解决得了的，它需要制度来保障。比如财政预算的编制通过，在民主体制下，是要代表各社会利益阶层的议员们严格审议、横挑鼻子竖挑眼才能通过的。教育、医疗卫生基金和社会福利保障基金少一点就会引起喧然大波。再穷和再失业的社会弱势群体一般不会为吃饭、看病和受教育而不勘重负。如果出了问题，议员们和官员们是要被轰下台的。致于政府官员们加薪，那是议会审议才能决定的，政府自己决定给自己加薪，在民主体制下就是“天方夜谈”。一不小心，议会通过决议要你官员减薪你也不得不执行。我们的体制有这个功能吗？
议会所通过的预算，要有专门的监督制约机制，也就是审计署、审计局之类的机构。各个国家都有这样的机构。不过民主体制下它是设在议会的，政府管钱，议会（审计署）管管钱的人，体制外监督制约体制内的，没事它还想找事呢，你赶乱花钱甚至贪污吗？在我们体制下，审计机构却是设在政府的，在同一个省、市、县长领导下，这个机钩如果能进行有效监督制约的话，就象一个人的左手能废了自己的右手一样，肯定是天大的笑话。
看了四川电视台这个记实节目，我为这个记者及其编辑的人性和良知而深深感动，在作为“喉舌和工具”的新闻媒体界，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
同时，我又为这个节目对这种越来越常见的社会悲剧，没有也许是不能透过现象从体制上挖掘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深层次症结所遗憾。为此，我越来越感到这句话的真缔：“思想与信息的自由流动是自由的生命线”！
九派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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