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动态：公共知识分子问题
我首先要提请大家注意，最近中国国内开始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批评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可能有些朋友听得不多，但是在最近大陆的学术界、知识界，炒得比较热。其高潮是《南方人物周刊》今年九月初发表了一个“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的名单，包括很多大家熟悉的知识界人士，如像朱学勤、徐友渔、卢跃刚、茅于轼，还有更年轻的王怡等，其中有不少是我本人的朋友，对他们我可能还算是比较了解的。
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大体上是指除了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学有建树以外，还要对公共事务发言，要对公共事务对社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秉持人类文明最基本的价值，同时以这些价值为标尺，批判现存不合理的现象、不公正的社会。这是他们的基本特质，所以它兼具专业性、公共性和批判性。这个东西的存在本来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常态。
所以《南方人物周刊》说在目前最需要中国知识分子发出声音，它一直在向广大知识分子呼吁，从普遍正义出发，从对国家兴衰、对社会弊端或民生幸福的关切出发，担负起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他们当时初衷。
但是现在，从上海发起，开始批判这一概念，在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系列笔名为吉方平（实际上是《解放日报》评论员）的人写的文章，头篇是《透过现象看实质－－分析公共知识分子论》。他用的一些语言，我只要读一两句，大家恐怕就觉得似曾相识，浑身就会起鸡皮疙瘩。多年没有听过这种话了，这些语言方式，二十多年来久违了。有点像在文革的序曲－－一九六五年底上海发表的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也是从上海发起，中央大报再转载的这种方式。这种文章我们现在很不容易听到了。该文章说，提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就是挑拨中国知识分子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离间双方。文章重提什么新闻是党的喉舌，知识分子只是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等等毛式旧话。这些语言我都不想多举例，说多了会脏了大家的耳朵，不大舒服。
所以，实际上现在中共的这几篇文章都是发霉的东西，陈谷子烂芝麻，
不会有什么人理睬了。然而他们居然还要把它端出来，这就确实表明他们已是黔驴技穷，从语言到行为方式，已经没有任何想象力了，枯竭了。譬如我昨天刚送走的北大教授焦国标，据传与国内的另外五名知识分子：余杰、茅于轼、李锐、王怡和姚立法等，最近都被禁止报导。中共每年几乎都要这样来一下，累不累？实际上是越禁越香，帮忙制造民间英雄，媒体英雄。但确实也使人感受到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反反复复的愚民封锁动作和舆论导向。其中的原因，我想是中共的体制和中国共产党制度性的特征所决定的。基本上它是不能克服的。像邓小平刚刚上台的时候，口口声声诚恳地说“我要给知识分子作后勤”，但尔后不久，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僵化恶化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这就涉及到中共的本性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恩怨。
此外，北京当局还组织人马，从经济、政治、文化国际关系的全方位角度批判他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上述中共意识形态已经深度绝望的表现，一种稍稍理论化的表现。
二、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共运：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我们讲远一点，刚才诸位教授们都谈到了：二十世纪人类的重大灾难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兴起，这一过程其实知识分子是直接介入了的。实际上，在传播观念上，不管是马克思思想的传播还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传播，确实和世界性的知识分子的思潮有相当大的关系。这一点，中国知识分子，各国知识分子，都是难辞其咎的。
但是，我也要提出：这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知识分子对造成人类二十世纪的悲剧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开源性的作用，但是他们在消灭的或使这个运动衰落瓦解这方面，他们也起了，我相信还会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两方面，它都是相当关键的角色：所以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大家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一九二一年的创党会上，参加的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都是所谓“精英”。它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中国自从一九〇五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之后，从此之后的新式读书人和传统读书人的安身立命的方式就完全不同了。也就是说，过去科举制度底下，中国读书人通过一个系统逐渐纳入政治体系，也就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选拔体系，是国家吸纳人才，也是社会保持正常的上下流动的基本体制。但是自从科举废除后，读书人断绝了传统的进入政权结构的道路。他们改变了，接受新式的西方式的学校教育，有的还出国留学。从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期，接受新教育的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了，成为自由职业者：教授、医生、记者、作家……等等，成为不受政权约束的“游魂”。他们游离在社会上，而不在政权体系的大树干之上。他们从外面借来了新思想，又继承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旧怀抱，办学、办报、办杂志，而社会还残留有传统的对读书人的尊敬。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知识界开始在一九一九年左右的五四运动发挥重大影响，也使社会有了转机。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使这些游魂对社会造成某种影响，他们拥有的发言权造成了所谓的启蒙运动。对后来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作个结论，五四运动确实有向世界开放、对中国文化有批判更新的作用。除了继承优秀的传统以外，更对西方文化有大范围的接受。但是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构，过于激进，矫枉过正，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就导致后来通过俄罗斯革命涌入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重影响，产生了重大的苦涩的历史后果，这是中国近一百年来灾难最主要的源头。
所以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五十多年中国的大悲剧，那些创立中国共产党的、听命于第三国际的知识分子是始作俑者。但是，在中共内部，由于它进行残酷的武装暴力革命，这一残酷的夺权使它的内部成分就有一个重大的“换位”过程。即开初的那批知识分子逐渐边缘化，逐步退出共产党的核心，像陈独秀、瞿秋白等，凡是知识水平比较高一点的，受到现代文明的熏陶比较多一点的，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的残酷运转过程中，都逐渐地被整肃，逐渐走向边缘，甚至是覆亡，最后被淘汰。
你看中共一大代表，有几个的下场好？大部分被淘汰了，退出中共了，回到书房，或投向国民政府，有的甚至投向汪精卫政权。但是另外的一些，历史上称之为落第秀才的，一些边缘化的半知识分子，以及地痞流氓等，开始从边缘进入核心。这个中共内部的“知识分子边缘化，边缘人物中心化”的“换位”过程，贯穿了整部中共党史。这方面，余英时教授有过专门的研究，在这里我就不要详细讲了。简单的说，过去处于边缘的地痞流氓、半知识分子在历史流程中进入核心，最后像毛泽东这样心黑手辣的半知识分子或地痞流氓当了中共的主要掌权者，这个很重要的历史流程决定了其历史后果。为甚么中国共产党会有这样血腥的统治方式，跟它的上述历史换位过程确实是有关系的。
另外一点，是说所有的共产党都有一个特征叫“反智主义”。但是在中国，反智主义不仅存在。而且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甚么会发展到登峰造极？这和毛泽东的个人经历个人特质有相当大的关系。毛泽东早年在北大图书馆打工，抄写书卡等等，其潦草字体曾受到北大教授批评和讽刺，作为杨昌济的女婿，也多次给来访的北大教员梁漱溟开门……，所有这一切，使他自我感觉比较屈辱，这些早年的个人经历影响了他的心理。你看毛泽东建政以后对待各个知识分子的方式，包括他曾失态地大骂和嘲讽梁漱溟等等，显然是事出有因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知识分子的迫害特别残酷，比起其它国家共产党要变态得多残酷得多。这和毛泽东本人的早期心理屈辱有相当关系的。
三、国共两政权与知识界的关系
我们回顾一下，中共建政以来，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这五五年来的风风雨雨。大家知道，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对此，中国的知识界有不少人是出了力的，特别是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包括一些民主党派，如民盟等，当时在中共推翻国民政府的过程中是起了作用的。但是在中共掌握政权以后，知识分子和中共的关系迅速地变化，大家都觉得在中共的统治下反而比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来难过得多了。这种难过不是一个很小的变化，而是指根本上的变化。大家都知道，一开始，就有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适，之后反胡风，还有一系列什么“交心”、“脱裤子”，“洗澡”运动…….等等，强迫你自我矮化，自我侮辱，自我虐待，打掉你的尊严。于是，大家都噤若寒蝉了。
有些人觉得有点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在过去对国民政府、对国民党、对蒋介石先生批评非常尖锐、铁骨铮铮的那些知识分子，到了中共底下，被中共整得非常惨，但是他们毫无办法，而且还不断的写检讨，不断地屈膝。当然，众所周知的四大无耻，像什么郭沫若、冯友兰、周一良、周谷城，就不要去说他们了。我指的是一些在一九四九年前有风骨的名声不错的知识分子，如马寅初等人，在四九年后也几乎完全变了一个人。
为什么？
原因主要在于中共实行的是一种全面的极权的统治。它的统治方式是全面地掌控你的生命权。过去在国民党底下，你骂了国民党，国民党可能跟你不高兴，也许罚你钱，或者把你的职务给搞掉，或者把你流放出国，或者找地痞流氓莱威吓….诸如此类。但是在中共，你如果不服从，你就得饿死，因为它掌控了全部饭碗。你在国民党时候，你不让我干，我不干就是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可以到报社里工作啊、我可以大不了去教书，再大不了可以回家乡学陶渊明嘛，还可以放洋出国。……我还可以到伦敦去啊。但是在中共底下，你连陶渊明那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可能性都找不到。因为在四九年后，你不可能躲到农村我自己种一块地。你买不到地。如果原来有土地，你就是地主，地将被没收，你将被划为五类分子，斗倒斗臭，永世不得翻身。因为共产党控制着人们的全部生存基础，而且国门紧缩；所以，你不投降你只有灭亡，你不服从你就得死。用列宁的话叫做：不服从者不得食。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过去反国民党骂蒋介石的铁骨铮铮的大教授，后来都被老共整得服服帖帖。北大校长马寅初就是这样。他先知先觉看到中国的人口问题，说了出来，违逆了毛意，结果被整得很惨。后来中国人口失去控制，他的预言成真，中共不得不按他说的建议办。然而意见正确的他却命运凄凉，犯了大错大罪的毛泽东却依然骄横跋扈高高在上，毫不言悔。这就表明，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无法像一九四九年之前一样表现出自己的铮铮铁骨了，不可能了。在共产党底下，你的身家性命全部拿捏在他们手里，人为刀俎。
你为鱼肉。在毛泽东之下，任何人，你只要不服从，或是有任何不同的思想、异议，这个社会就没有你的位置和饭碗了，甚至被“蒸发”掉了。连极个别的地位很高的知识精英，也不可能公开反对毛泽东了。像陈寅恪教授，也只能非常曲折地在自己写的古典诗词里面，隐晦地表达他对共产党的抗议。当然，即使非常曲折，但还是非常重要。因为在中西文化两方面他都是非常有学养的一位，在中共统治下，他仍然坚持独立的思想丶自由的精神， 实际上他就相当于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中国文化的代表，在旁边仔细观察、呕心沥血地记录者这个政权是如何一步步毁灭中国文化，一步步毁灭人文精神的。一字一句，他通过诗词、通过《柳如是别传》及其它的专着，以曲折隐晦别有寄托的方式来审判中共，判决它对中国人心和中国社会的戕害到了什么地步。这样一位文化精英、文化英雄，最终没能逃过中共的魔掌，在文革期间被迫害至死。
四、五十五年恩怨：知识界与中共
从宏观来看，中共迫害知识分子有两个高峰时期：一个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它把中国最精英层面的五十五万知识分子全部打入地狱。另一个就是文革，反智主义达到癫狂的高潮。当时，以中国之大，已经寻找不到一间安静的书房了。具有几千年文明传承的神州已经成了一片文化的大沙漠，成了知识分子的大监狱。至此，物极必反，一九七六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人相继去世，中共的统治出现危机，于是开始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捩点，即，毛的妻子兼打手被逮捕，众所周知的邓小平时代开始。
邓小平时代，为了拯救即将崩溃的经济，为了挽救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一开始，中共曾经有限地向知识界、向社会做出一些让步，在经济上也对国人以及世界经济秩序做了一些让步。于是中国开始进入另一个历史时期。在一短暂的时期内，以平反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门事件，恢复高考，允许西单民主墙存在以及邓小平出席全国科学大会承诺要当知识分子的后勤部长为标记，中国知识界与中共有一段短暂的“蜜月期”。在一九八四年大阅兵的时候，北大游行的学生自发打出“小平你好”的标语达到高潮，这是邓小平统治的巅峰时期。
但是，很快地，中共与知识界的关系又开始起起伏伏，阴晴不定了。中共政权和知识界的紧张关系重新开始出现。也就是说，这种紧张它不是以个人的喜好、个人的恩怨为转移的。根本问题在于共产党这个政权的性质，这种紧张是结构性、制度性的。该政权是反对任何独立思想，反对创造性思想和怀疑精神的，是反任何异端的，即，是反智主义的，是愚民主义的。毛泽东反复强调统一，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全国必须听命于一个最高统帅，高度一元化集权。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在这个国家有安逸、惬意的精神生活的。因为知识分子的定义就是要守护基本价值，批判现存秩序，挑战政治权力，维护独立意志，富有怀疑精神，要质疑政府的作为，抗拒迷信盲从……等等。在西方中古时期，存在教会和政权这种二元结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教士、神父）都在教会里面，与政府权力构成一种制衡的态势。现代化以后，演变成的大学、传媒、文艺….构成的知识界与国家政权的制衡关系，等等。但是中国历史上没有教会和国家的二元结构，一元化的国家体系通过科举考试把读书人几乎都收编了，所谓“野无遗贤”，于是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独立知识分子。后来共产主义入主中国，又是一元化的政治体系，与中国科举废除之前的一元传统衔接上了。从这一脉络观察，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独立传统是异常稀薄的，只有一九〇五年到一九四九年有一点发育的空间，中共体制建立之后，被摧残灭绝，达到了空前严酷的程度。
因此，人们注意到，尽管中共有时候为了政权稳定的需要，为了便于对知识分加以利用，也试图要缓和一下和知识界的关系；尽管有些知识分子也想为国家效一己之力，从而有意愿搞好和中共政权的关系，但是，虽然双方都在努力，但最终总做不到。大家看到，每个新时期，总是在开始时，由于双方的上述意愿，都有一段看起来稍微好一点的、和缓的时机。譬如一九五七年打击知识分子之前，一九五六年毛泽东观察了东欧的匈牙利、波兰和东德等国家知识界与政权的紧张关系和动荡情势，他自视甚高，认为自己能吸取经验教训，超越那些小兄弟，于是发表了讲话，听起来是相当宽松的言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治气氛要“生动活泼”啦，也没有后来的所谓“六条政治标准”，似乎很有诚意跟知识分子搞好关系……等等。结果呢？没有几个月，一九五七年春，当知识界真正活跃起来批评中共时，毛马上就翻脸不认人了。原来的讲话稿也篡改了，加进了所谓“香花毒草”的“六条标准”，加进了一些恶狠狠的语言，并自鸣得意地称自己的出尔反尔是“引蛇出洞”的“阳谋”。于是，整个知识界的精英倒在了精神的“血泊”之中。再看看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的政治手腕吧。他先是准许并利用西单民主墙，来进行党内斗争，有比较宽松的言论环境，以及我刚刚说过的还要做什么知识界的后勤部长这样一种谦卑。但后来呢，“狡兔死，走狗烹”。“华国峰倒，民主墙封。魏京生下牢”。这是如假包换的过河拆桥！所有表演的那些“宽松”，其实都是中共严厉打击知识分子的“前戏”。
所以，尽管后来有些中共首脑的教育程度并不低，但他们还是非常清楚自己的集团利益所在，它与知识界是根本冲突的。我本人就有一点亲身体会。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在上海主政的是江泽民，为了表演“礼贤下士，从善如流”的统治美德，他时不时要找一些学者去聊天，范围不大，常常是十几人。于是，我因此目睹过他的几次演出。
开初我想，江泽民（当年是政治局委员）这个人在当时中共政治局里面，以教育程度而言，他比其它同僚要高一点，恐怕会与知识界的共同语言要多一些吧！我抱这样期待去过几次。结果大失所望。大家恐怕不相信，江泽民在这样小范围场合说的话，都完全是报纸上的话，社论语言，政客语言，乏味透顶。没有任何个人特色，绝没有随意聊天的轻松。想想看，十几个人，很小的范围，何必装腔作势，做这样的演出。他似乎已经不会像个平常人一样，用自己的话随意侃侃家常了。我当时第一个感觉是恶心，第二个直觉是，中共上层和知识界之间的裂痕是如此的深，隔膜是如此之大，包括像江泽民与知识界，有这么大的鸿沟，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那么，当年那种表面上的和平共处就是虚幻的，是毫无基础的，其间的冲突绕不过去，难以回避，是一定会爆发的。什么时候爆发不知道，但是大家的这种不祥预感是愈来愈强烈了。终于，一九八九 成了命定的年份，积累多年的冲突终于喷薄而出，一发而不可收拾。胡耀邦的突然去世，点燃了大火。八九民运，狂飙突起。这是中共体系的本性决定的。不是说你有这个愿望要搞好，关系就可以搞好。在这种结构和制度的国家内，不可能有知识界真正的生存空间的，这不是政治技巧所能解决的。
五、创世纪：历史的解咒
上面讲的就是在这五十多年来反反复复的中国知识分子同中共缠斗的基本过程。一九七八年中国部分开放后，知识界的觉醒说明知识分子经过长期痛苦的历程后，开始自省反思，个别人甚至开始忏悔，开始赎罪。中国知识者知道自己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夺取天下的过程，造成了中国人的深重灾难。这种反省，使他们尝试要开辟自己的创世纪，开辟中国新的历史篇章。当时，八十年代，海外有些华裔学者，也包括了某些西方学者，提出中国的知识分子创世纪的问题，余英时先生提得最为鲜明，振聋发聩。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真正开始独立地站起来说话。情势有点像台湾的五十年代后期特别是六、七十年代，胡适、殷海光和雷震先生等自由主义者引领风潮的所谓《自由中国》杂志、《文星》杂志时代，以及再后来加入了本土知识精英的《美丽岛》杂志时代。这是自由主义份子，政治异议份子，本土知识分子逐步集结的时期，它与中国大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知识界情况很相像。当然大家知道大陆在九十年代后期，正如台湾的六、七十年代，自由主义成为知识界的主导性思潮。接着，大陆新左派出来与自由主义论战，相当热闹。总之，大的精神图景是官方意识形态在知识界丧失信誉，完全靠边站了。知识界开始自说自话，其内部争论与旧的官方意识形态关系已经很小了。面对这个局面，江泽民政权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改变对知识界的策略，重点从防范打击变成拉拢收买，和八十年代相当不同，除非坚持批判立场的极少数，才对之打击。于是，知识界的精英，包括本人的一些朋友们，不少都拥有了高职厚爵，养尊处优。社会批判的声音越来越小，逐渐地相当部份知识分子已经不大说话了。堂皇的解释是回归学术领域，实际上就是不愿意甚至无勇气对公共事务发言了。因此，这么五十名（当然，更重要更锐利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国内报刊还不敢公开，所以远不止此数目）、几百名公共知识分子，就成了了“稀有动物”，就成了非常珍贵的空谷足音。当然，中共也非常敏锐地意识到，公共知识分子或公共论坛的出现，势必迅速削弱北京的话语霸权，是非常严重的威胁。因此，才有前面说的一系列的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评论文章，以及批判新自由主义的课题小组。
目前，中共高层的权力转换基本上尘埃落定，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中共对知识界烧起的“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已经蔓延燃烧了过来。目前，我们已经切身体验到这个政权的逻辑了。前一段联手反江泽民的气氛已经荡然无存了。他们居然又想重新求助于意识形态的统治了。
这真正是所谓“权令智昏”，无可救药了。虽然共产主义早已是一张画皮，早已是国王的新衣，早已成为笑料，但他们如今黔驴技穷，无计可施，在进退失据之际，又重新从垃圾堆里捡回这张膏药皮，披挂上阵了。看来，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安排自己的后路了，盲人骑瞎马，正在一步步走向无法抗拒的历史深渊。这恐怕也是命数，由不得人的。
最后，如果我们来回顾一下共产主义的兴衰，或者说共产党的兴衰。借用我在一九九一年共产主义大溃败的时候所写的一篇文章《解除历史的魔咒》，如果采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说法的话，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一桩典型的魔咒现象。
所谓“入魔”，系指一种世界性的心理体验，即被魔咒所笼罩所支配。魔咒使人类的群体心理感受到某种狂迷、某种召唤、某种乌托邦式的幻影，从而坚信有某种超自然的魔力在冥冥之中控制，它无所不能，战无不胜。这种类似神谕式的感应，在历史上像阵阵狂涛，骤然而起，呼啸而去。
所谓“脱魔”或称“祛魅”（entzauberung），正如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描绘的：“世界的脱魔，就是从魔幻中解脱出，……脱掉了那层神秘的但有真正精神行为的外壳，……进入从各种宗教预言中脱颖而出的有条不紊的伦理生活方式的伟大理性主义。”简言之，这里的脱魔，就是拒斥巫术力量的世界理智化进程。
就广义而言，从古典多神教开始发展到近现代的西方文化，其上下几千年的持续过程，就是一个总体的脱魔过程。就狭义而言，亦可说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入魔与脱魔的交替嬗递的更迭。以本世纪为例，法西斯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和以伊朗霍梅尼为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都是其典型代表。
这里指的是狭义的脱魔，特别指二十世纪人类的一项重要标记----共产主义魔咒的兴衰；如下的时间表是很说明问题的。
一八四八年，共产主义先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宣布共产主义幽灵降临世界。
一九一七年，过了约七十年，中国的庞大北邻----俄罗斯，走火入魔，
被共产主义魔咒所罩。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发生，共产主义经俄国传入中国。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一九四九年，共产主义魔咒全面笼罩中华。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中国陷入极高的共产迷狂－－入魔的巅峰状态。
一九八九年，自俄国入魔后过了约七十年。中国、东欧、苏联开始伟大的历史性脱魔。
当两位先知在上世纪中叶孤独地宣称共产幽灵在欧洲徘徊时，有谁会料到，该幽灵竟会在下一世纪支配了半个地球，使落后世界陷入迷狂？而当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共产主义势力鼎盛，似乎将席卷全球时，又有谁会料到，三十多年后它竟然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
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魔咒现象。癫狂而起，迅速覆灭。而到了一九八九年，全球共产主义大部瓦解，余下的，已是强弩之末。到一九九九年，通过屠城而侥幸存活的中国共产主义，开始全面镇压法轮功，在全球受到了广泛的谴责和起诉，目前九评的发表和法轮功修炼者在全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起诉和声讨，说明中国共产党气数已尽，来日无几了。
今天，对中国知识界，共产党居然还在抓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老皇历不放。但问题是，今天，知识分子并不是非要附在你共产党那一张“皮”上不可了。关键是，市场化之后，你共产党并不是唯一的饭碗了。现在，“皮”已经多元化了，饭碗多元化了。在中国，不吃中共的饭，照样活得好好的大有人在。我可以不尿你那一壶了。而公共知识分子的集结，自由主义者的集结，“政法系”的兴起，弱势群体的诉求，宗教信仰群体的扩张，我想，是重要的标志，是中国的共产主义覆灭的先兆，也是创世纪的先声。 谢谢大家。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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