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動態：公共知識份子問題
我首先要提請大家注意，最近中國國內開始就出現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就是中國共產黨開始批評一個概念。什麼概念？「公共知識份子」的概念。公共知識份子概念可能有些朋友聽得不多，但是在最近大陸的學術界、知識界，炒得比較熱。其高潮是《南方人物週刊》今年九月初發表了一個「影響中國公共知識份子五十人」的名單，包括很多大家熟悉的知識界人士，如像朱學勤、徐友漁、盧躍剛、茅於軾，還有更年輕的王怡等，其中有不少是我本人的朋友，對他們我可能還算是比較瞭解的。
所謂「公共知識份子」，大體上是指除了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學有建樹以外，還要對公共事務發言，要對公共事務對社會產生影響。也就是說秉持人類文明最基本的價值，同時以這些價值為標尺，批判現存不合理的現象、不公正的社會。這是他們的基本特質，所以它兼具專業性、公共性和批判性。這個東西的存在本來是一個正常社會的常態。
所以《南方人物週刊》說在目前最需要中國知識份子發出聲音，它一直在向廣大知識份子呼籲，從普遍正義出發，從對國家興衰、對社會弊端或民生幸福的關切出發，擔負起一份不可推卸的責任。這是他們當時初衷。
但是現在，從上海發起，開始批判這一概念，在上海《解放日報》刊登了一系列筆名為吉方平（實際上是《解放日報》評論員）的人寫的文章，頭篇是《透過現象看實質－－分析公共知識份子論》。他用的一些語言，我只要讀一兩句，大家恐怕就覺得似曾相識，渾身就會起雞皮疙瘩。多年沒有聽過這種話了，這些語言方式，二十多年來久違了。有點像在文革的序曲－－一九六五年底上海發表的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也是從上海發起，中央大報再轉載的這種方式。這種文章我們現在很不容易聽到了。該文章說，提出公共知識份子概念就是挑撥中國知識份子跟中國共產黨的關係，離間雙方。文章重提什麼新聞是黨的喉舌，知識份子只是黨領導下的一個群體，「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等等毛式舊話。這些語言我都不想多舉例，說多了會髒了大家的耳朵，不大舒服。
所以，實際上現在中共的這幾篇文章都是發霉的東西，陳穀子爛芝麻，
不會有什麼人理睬了。然而他們居然還要把它端出來，這就確實表明他們已是黔驢技窮，從語言到行為方式，已經沒有任何想像力了，枯竭了。譬如我昨天剛送走的北大教授焦國標，據傳與國內的另外五名知識份子：余傑、茅於軾、李銳、王怡和姚立法等，最近都被禁止報導。中共每年幾乎都要這樣來一下，累不累？實際上是越禁越香，幫忙製造民間英雄，媒體英雄。但確實也使人感受到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反反覆覆的愚民封鎖動作和輿論導向。其中的原因，我想是中共的體制和中國共產黨制度性的特徵所決定的。基本上它是不能克服的。像鄧小平剛剛上臺的時候，口口聲聲誠懇地說「我要給知識份子作後勤」，但爾後不久，他們之間的關係就僵化惡化了。為什麼會產生這樣的現象？這就涉及到中共的本性以及中國知識份子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恩怨。
此外，北京當局還組織人馬，從經濟、政治、文化國際關係的全方位角度批判他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實際上是上述中共意識形態已經深度絕望的表現，一種稍稍理論化的表現。
二、中國知識份子與中國共運：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我們講遠一點，剛才諸位教授們都談到了：二十世紀人類的重大災難之一，是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興起，這一過程其實知識份子是直接介入了的。實際上，在傳播觀念上，不管是馬克思思想的傳播還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傳播，確實和世界性的知識份子的思潮有相當大的關係。這一點，中國知識份子，各國知識份子，都是難辭其咎的。
但是，我也要提出：這叫做「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知識份子對造成人類二十世紀的悲劇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甚至是開源性的作用，但是他們在消滅的或使這個運動衰落瓦解這方面，他們也起了，我相信還會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這兩方面，它都是相當關鍵的角色：所以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大家注意到，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在一九二一年的創黨會上，參加的基本上都是知識份子，都是所謂「精英」。它的一個重要背景是，中國自從一九〇五年科舉制度被廢除之後，從此之後的新式讀書人和傳統讀書人的安身立命的方式就完全不同了。也就是說，過去科舉制度底下，中國讀書人通過一個系統逐漸納入政治體系，也就是「學而優則仕」的科舉選拔體系，是國家吸納人才，也是社會保持正常的上下流動的基本體制。但是自從科舉廢除後，讀書人斷絕了傳統的進入政權結構的道路。他們改變了，接受新式的西方式的學校教育，有的還出國留學。從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期，接受新教育的一代已經成長起來了，成為自由職業者：教授、醫生、記者、作家……等等，成為不受政權約束的「遊魂」。他們游離在社會上，而不在政權體系的大樹幹之上。他們從外面借來了新思想，又繼承了儒家以天下為己任的舊懷抱，辦學、辦報、辦雜誌，而社會還殘留有傳統的對讀書人的尊敬。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知識界開始在一九一九年左右的五四運動發揮重大影響，也使社會有了轉機。五四運動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使這些遊魂對社會造成某種影響，他們擁有的發言權造成了所謂的啟蒙運動。對後來中國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作個結論，五四運動確實有向世界開放、對中國文化有批判更新的作用。除了繼承優秀的傳統以外，更對西方文化有大範圍的接受。但是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解構，過於激進，矯枉過正，造成了嚴重的後果，這就導致後來通過俄羅斯革命湧入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深重影響，產生了重大的苦澀的歷史後果，這是中國近一百年來災難最主要的源頭。
所以中國現代的知識份子對於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這是毫無疑問的，五十多年中國的大悲劇，那些創立中國共產黨的、聽命於第三國際的知識份子是始作俑者。但是，在中共內部，由於它進行殘酷的武裝暴力革命，這一殘酷的奪權使它的內部成分就有一個重大的「換位」過程。即開初的那批知識份子逐漸邊緣化，逐步退出共產黨的核心，像陳獨秀、瞿秋白等，凡是知識水平比較高一點的，受到現代文明的熏陶比較多一點的，實際上在中國共產黨的殘酷運轉過程中，都逐漸地被整肅，逐漸走向邊緣，甚至是覆亡，最後被淘汰。
你看中共一大代表，有幾個的下場好？大部分被淘汰了，退出中共了，回到書房，或投向國民政府，有的甚至投向汪精衛政權。但是另外的一些，歷史上稱之為落第秀才的，一些邊緣化的半知識份子，以及地痞流氓等，開始從邊緣進入核心。這個中共內部的「知識份子邊緣化，邊緣人物中心化」的「換位」過程，貫穿了整部中共黨史。這方面，余英時教授有過專門的研究，在這裡我就不要詳細講了。簡單的說，過去處於邊緣的地痞流氓、半知識份子在歷史流程中進入核心，最後像毛澤東這樣心黑手辣的半知識份子或地痞流氓當了中共的主要掌權者，這個很重要的歷史流程決定了其歷史後果。為甚麼中國共產黨會有這樣血腥的統治方式，跟它的上述歷史換位過程確實是有關係的。
另外一點，是說所有的共產黨都有一個特徵叫「反智主義」。但是在中國，反智主義不僅存在。而且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為甚麼會發展到登峰造極？這和毛澤東的個人經歷個人特質有相當大的關係。毛澤東早年在北大圖書館打工，抄寫書卡等等，其潦草字體曾受到北大教授批評和諷刺，作為楊昌濟的女婿，也多次給來訪的北大教員梁漱溟開門……，所有這一切，使他自我感覺比較屈辱，這些早年的個人經歷影響了他的心理。你看毛澤東建政以後對待各個知識份子的方式，包括他曾失態地大罵和嘲諷梁漱溟等等，顯然是事出有因的。中國共產黨對於知識份子的迫害特別殘酷，比起其它國家共產黨要變態得多殘酷得多。這和毛澤東本人的早期心理屈辱有相當關係的。
三、國共兩政權與知識界的關係
我們回顧一下，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共產黨和知識份子的關係，這五五年來的風風雨雨。大家知道，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對此，中國的知識界有不少人是出了力的，特別是一些左翼知識份子，包括一些民主黨派，如民盟等，當時在中共推翻國民政府的過程中是起了作用的。但是在中共掌握政權以後，知識份子和中共的關係迅速地變化，大家都覺得在中共的統治下反而比在國民黨的統治下來難過得多了。這種難過不是一個很小的變化，而是指根本上的變化。大家都知道，一開始，就有思想改造運動，反胡適，之後反胡風，還有一系列什麼「交心」、「脫褲子」，「洗澡」運動…….等等，強迫你自我矮化，自我侮辱，自我虐待，打掉你的尊嚴。於是，大家都噤若寒蟬了。
有些人覺得有點奇怪的一個現象就是，在過去對國民政府、對國民黨、對蔣介石先生批評非常尖銳、鐵骨錚錚的那些知識份子，到了中共底下，被中共整得非常慘，但是他們毫無辦法，而且還不斷的寫檢討，不斷地屈膝。當然，眾所周知的四大無恥，像什麼郭沫若、馮友蘭、週一良、周谷城，就不要去說他們了。我指的是一些在一九四九年前有風骨的名聲不錯的知識份子，如馬寅初等人，在四九年後也幾乎完全變了一個人。
為什麼？
原因主要在於中共實行的是一種全面的極權的統治。它的統治方式是全面地掌控你的生命權。過去在國民黨底下，你罵了國民黨，國民黨可能跟你不高興，也許罰你錢，或者把你的職務給搞掉，或者把你流放出國，或者找地痞流氓萊威嚇….諸如此類。但是在中共，你如果不服從，你就得餓死，因為它掌控了全部飯碗。你在國民黨時候，你不讓我幹，我不幹就是了。「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我可以到報社裡工作啊、我可以大不了去教書，再大不了可以回家鄉學陶淵明嘛，還可以放洋出國。……我還可以到倫敦去啊。但是在中共底下，你連陶淵明那種「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可能性都找不到。因為在四九年後，你不可能躲到農村我自己種一塊地。你買不到地。如果原來有土地，你就是地主，地將被沒收，你將被劃為五類分子，斗倒斗臭，永世不得翻身。因為共產黨控制著人們的全部生存基礎，而且國門緊縮；所以，你不投降你只有滅亡，你不服從你就得死。用列寧的話叫做：不服從者不得食。在這種情況下，那些過去反國民黨罵蔣介石的鐵骨錚錚的大教授，後來都被老共整得服服帖帖。北大校長馬寅初就是這樣。他先知先覺看到中國的人口問題，說了出來，違逆了毛意，結果被整得很慘。後來中國人口失去控制，他的預言成真，中共不得不按他說的建議辦。然而意見正確的他卻命運淒涼，犯了大錯大罪的毛澤東卻依然驕橫跋扈高高在上，毫不言悔。這就表明，中國知識份子已經無法像一九四九年之前一樣表現出自己的錚錚鐵骨了，不可能了。在共產黨底下，你的身家性命全部拿捏在他們手裡，人為刀俎。
你為魚肉。在毛澤東之下，任何人，你只要不服從，或是有任何不同的思想、異議，這個社會就沒有你的位置和飯碗了，甚至被「蒸發」掉了。連極個別的地位很高的知識精英，也不可能公開反對毛澤東了。像陳寅恪教授，也只能非常曲折地在自己寫的古典詩詞裡面，隱晦地表達他對共產黨的抗議。當然，即使非常曲折，但還是非常重要。因為在中西文化兩方面他都是非常有學養的一位，在中共統治下，他仍然堅持獨立的思想丶自由的精神， 實際上他就相當於中國文化的代言人，中國文化的代表，在旁邊仔細觀察、嘔心瀝血地記錄者這個政權是如何一步步毀滅中國文化，一步步毀滅人文精神的。一字一句，他通過詩詞、通過《柳如是別傳》及其它的專著，以曲折隱晦別有寄託的方式來審判中共，判決它對中國人心和中國社會的戕害到了什麼地步。這樣一位文化精英、文化英雄，最終沒能逃過中共的魔掌，在文革期間被迫害至死。
四、五十五年恩怨：知識界與中共
從宏觀來看，中共迫害知識份子有兩個高峰時期：一個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它把中國最精英層面的五十五萬知識份子全部打入地獄。另一個就是文革，反智主義達到癲狂的高潮。當時，以中國之大，已經尋找不到一間安靜的書房了。具有幾千年文明傳承的神州已經成了一片文化的大沙漠，成了知識份子的大監獄。至此，物極必反，一九七六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三人相繼去世，中共的統治出現危機，於是開始出現了一個重大的轉捩點，即，毛的妻子兼打手被逮捕，眾所周知的鄧小平時代開始。
鄧小平時代，為了拯救即將崩潰的經濟，為了挽救中共統治的合法性，一開始，中共曾經有限地向知識界、向社會做出一些讓步，在經濟上也對國人以及世界經濟秩序做了一些讓步。於是中國開始進入另一個歷史時期。在一短暫的時期內，以平反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門事件，恢復高考，允許西單民主牆存在以及鄧小平出席全國科學大會承諾要當知識份子的後勤部長為標記，中國知識界與中共有一段短暫的「蜜月期」。在一九八四年大閱兵的時候，北大遊行的學生自發打出「小平你好」的標語達到高潮，這是鄧小平統治的巔峰時期。
但是，很快地，中共與知識界的關係又開始起起伏伏，陰晴不定了。中共政權和知識界的緊張關係重新開始出現。也就是說，這種緊張它不是以個人的喜好、個人的恩怨為轉移的。根本問題在於共產黨這個政權的性質，這種緊張是結構性、制度性的。該政權是反對任何獨立思想，反對創造性思想和懷疑精神的，是反任何異端的，即，是反智主義的，是愚民主義的。毛澤東反覆強調統一，要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步伐，統一行動。全國必須聽命於一個最高統帥，高度一元化集權。真正的知識份子是不可能在這個國家有安逸、愜意的精神生活的。因為知識份子的定義就是要守護基本價值，批判現存秩序，挑戰政治權力，維護獨立意志，富有懷疑精神，要質疑政府的作為，抗拒迷信盲從……等等。在西方中古時期，存在教會和政權這種二元結構，絕大多數知識份子（教士、神父）都在教會裡面，與政府權力構成一種制衡的態勢。現代化以後，演變成的大學、傳媒、文藝….構成的知識界與國家政權的制衡關係，等等。但是中國歷史上沒有教會和國家的二元結構，一元化的國家體系通過科舉考試把讀書人幾乎都收編了，所謂「野無遺賢」，於是沒有西方意義上的獨立知識份子。後來共產主義入主中國，又是一元化的政治體系，與中國科舉廢除之前的一元傳統銜接上了。從這一脈絡觀察，中國的知識份子的獨立傳統是異常稀薄的，只有一九〇五年到一九四九年有一點發育的空間，中共體制建立之後，被摧殘滅絕，達到了空前嚴酷的程度。
因此，人們注意到，儘管中共有時候為了政權穩定的需要，為了便於對知識分加以利用，也試圖要緩和一下和知識界的關係；儘管有些知識份子也想為國家效一己之力，從而有意願搞好和中共政權的關係，但是，雖然雙方都在努力，但最終總做不到。大家看到，每個新時期，總是在開始時，由於雙方的上述意願，都有一段看起來稍微好一點的、和緩的時機。譬如一九五七年打擊知識份子之前，一九五六年毛澤東觀察了東歐的匈牙利、波蘭和東德等國家知識界與政權的緊張關係和動盪情勢，他自視甚高，認為自己能吸取經驗教訓，超越那些小兄弟，於是發表了講話，聽起來是相當寬鬆的言論，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治氣氛要「生動活潑」啦，也沒有後來的所謂「六條政治標準」，似乎很有誠意跟知識份子搞好關係……等等。結果呢？沒有幾個月，一九五七年春，當知識界真正活躍起來批評中共時，毛馬上就翻臉不認人了。原來的講話稿也篡改了，加進了所謂「香花毒草」的「六條標準」，加進了一些惡狠狠的語言，並自鳴得意地稱自己的出爾反爾是「引蛇出洞」的「陽謀」。於是，整個知識界的精英倒在了精神的「血泊」之中。再看看文革結束以後鄧小平的政治手腕吧。他先是准許並利用西單民主牆，來進行黨內鬥爭，有比較寬鬆的言論環境，以及我剛剛說過的還要做什麼知識界的後勤部長這樣一種謙卑。但後來呢，「狡兔死，走狗烹」。「華國峰倒，民主牆封。魏京生下牢」。這是如假包換的過河拆橋！所有表演的那些「寬鬆」，其實都是中共嚴厲打擊知識份子的「前戲」。
所以，儘管後來有些中共首腦的教育程度並不低，但他們還是非常清楚自己的集團利益所在，它與知識界是根本衝突的。我本人就有一點親身體會。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當時在上海主政的是江澤民，為了表演「禮賢下士，從善如流」的統治美德，他時不時要找一些學者去聊天，範圍不大，常常是十幾人。於是，我因此目睹過他的幾次演出。
開初我想，江澤民（當年是政治局委員）這個人在當時中共政治局裡面，以教育程度而言，他比其它同僚要高一點，恐怕會與知識界的共同語言要多一些吧！我抱這樣期待去過幾次。結果大失所望。大家恐怕不相信，江澤民在這樣小范圍場合說的話，都完全是報紙上的話，社論語言，政客語言，乏味透頂。沒有任何個人特色，絕沒有隨意聊天的輕鬆。想想看，十幾個人，很小的範圍，何必裝腔作勢，做這樣的演出。他似乎已經不會像個平常人一樣，用自己的話隨意侃侃家常了。我當時第一個感覺是噁心，第二個直覺是，中共上層和知識界之間的裂痕是如此的深，隔膜是如此之大，包括像江澤民與知識界，有這麼大的鴻溝，幾乎沒有什麼共同語言，那麼，當年那種表面上的和平共處就是虛幻的，是毫無基礎的，其間的衝突繞不過去，難以迴避，是一定會爆發的。什麼時候爆發不知道，但是大家的這種不祥預感是愈來愈強烈了。終於，一九八九 成了命定的年份，積累多年的衝突終於噴薄而出，一發而不可收拾。胡耀邦的突然去世，點燃了大火。八九民運，狂飆突起。這是中共體系的本性決定的。不是說你有這個願望要搞好，關係就可以搞好。在這種結構和制度的國家內，不可能有知識界真正的生存空間的，這不是政治技巧所能解決的。
五、創世紀：歷史的解咒
上面講的就是在這五十多年來反反覆覆的中國知識份子同中共纏鬥的基本過程。一九七八年中國部分開放後，知識界的覺醒說明知識份子經過長期痛苦的歷程後，開始自省反思，個別人甚至開始懺悔，開始贖罪。中國知識者知道自己參與了中國共產黨奪取天下的過程，造成了中國人的深重災難。這種反省，使他們嘗試要開闢自己的創世紀，開闢中國新的歷史篇章。當時，八十年代，海外有些華裔學者，也包括了某些西方學者，提出中國的知識份子創世紀的問題，余英時先生提得最為鮮明，振聾發聵。八十年代中國知識份子有一種強烈的衝動，要真正開始獨立地站起來說話。情勢有點像臺灣的五十年代後期特別是六、七十年代，胡適、殷海光和雷震先生等自由主義者引領風潮的所謂《自由中國》雜誌、《文星》雜誌時代，以及再後來加入了本土知識精英的《美麗島》雜誌時代。這是自由主義份子，政治異議份子，本土知識份子逐步集結的時期，它與中國大陸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知識界情況很相像。當然大家知道大陸在九十年代後期，正如臺灣的六、七十年代，自由主義成為知識界的主導性思潮。接著，大陸新左派出來與自由主義論戰，相當熱鬧。總之，大的精神圖景是官方意識形態在知識界喪失信譽，完全靠邊站了。知識界開始自說自話，其內部爭論與舊的官方意識形態關係已經很小了。面對這個局面，江澤民政權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後，開始改變對知識界的策略，重點從防範打擊變成拉攏收買，和八十年代相當不同，除非堅持批判立場的極少數，才對之打擊。於是，知識界的精英，包括本人的一些朋友們，不少都擁有了高職厚爵，養尊處優。社會批判的聲音越來越小，逐漸地相當部分知識份子已經不大說話了。堂皇的解釋是回歸學術領域，實際上就是不願意甚至無勇氣對公共事務發言了。因此，這麼五十名（當然，更重要更銳利的一些公共知識份子國內報刊還不敢公開，所以遠不止此數目）、幾百名公共知識份子，就成了了「稀有動物」，就成了非常珍貴的空谷足音。當然，中共也非常敏銳地意識到，公共知識份子或公共論壇的出現，勢必迅速削弱北京的話語霸權，是非常嚴重的威脅。因此，才有前面說的一系列的批判公共知識份子的評論文章，以及批判新自由主義的課題小組。
目前，中共高層的權力轉換基本上塵埃落定，歷史上反覆出現的中共對知識界燒起的「新官上任的三把火」已經蔓延燃燒了過來。目前，我們已經切身體驗到這個政權的邏輯了。前一段聯手反江澤民的氣氛已經蕩然無存了。他們居然又想重新求助於意識形態的統治了。
這真正是所謂「權令智昏」，無可救藥了。雖然共產主義早已是一張畫皮，早已是國王的新衣，早已成為笑料，但他們如今黔驢技窮，無計可施，在進退失據之際，又重新從垃圾堆裡撿回這張膏藥皮，披掛上陣了。看來，他們已經沒有能力安排自己的後路了，盲人騎瞎馬，正在一步步走向無法抗拒的歷史深淵。這恐怕也是命數，由不得人的。
最後，如果我們來回顧一下共產主義的興衰，或者說共產黨的興衰。借用我在一九九一年共產主義大潰敗的時候所寫的一篇文章《解除歷史的魔咒》，如果採用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說法的話，共產主義，實際上是一樁典型的魔咒現象。
所謂「入魔」，系指一種世界性的心理體驗，即被魔咒所籠罩所支配。魔咒使人類的群體心理感受到某種狂迷、某種召喚、某種烏托邦式的幻影，從而堅信有某種超自然的魔力在冥冥之中控制，它無所不能，戰無不勝。這種類似神諭式的感應，在歷史上像陣陣狂濤，驟然而起，呼嘯而去。
所謂「脫魔」或稱「祛魅」（entzauberung），正如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所描繪的：「世界的脫魔，就是從魔幻中解脫出，……脫掉了那層神秘的但有真正精神行為的外殼，……進入從各種宗教預言中脫穎而出的有條不紊的倫理生活方式的偉大理性主義。」簡言之，這裡的脫魔，就是拒斥巫術力量的世界理智化進程。
就廣義而言，從古典多神教開始發展到近現代的西方文化，其上下幾千年的持續過程，就是一個總體的脫魔過程。就狹義而言，亦可說歷史上曾經發生過多次入魔與脫魔的交替嬗遞的更迭。以本世紀為例，法西斯主義運動、共產主義運動和以伊朗霍梅尼為代表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運動，都是其典型代表。
這裡指的是狹義的脫魔，特別指二十世紀人類的一項重要標記----共產主義魔咒的興衰；如下的時間表是很說明問題的。
一八四八年，共產主義先知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宣布共產主義幽靈降臨世界。
一九一七年，過了約七十年，中國的龐大北鄰----俄羅斯，走火入魔，
被共產主義魔咒所罩。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發生，共產主義經俄國傳入中國。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
一九四九年，共產主義魔咒全面籠罩中華。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中國陷入極高的共產迷狂－－入魔的巔峰狀態。
一九八九年，自俄國入魔後過了約七十年。中國、東歐、蘇聯開始偉大的歷史性脫魔。
當兩位先知在上世紀中葉孤獨地宣稱共產幽靈在歐洲徘徊時，有誰會料到，該幽靈竟會在下一世紀支配了半個地球，使落後世界陷入迷狂？而當本世紀五、六十年代共產主義勢力鼎盛，似乎將席捲全球時，又有誰會料到，三十多年後它竟然在頃刻之間，土崩瓦解？
所以這是一種非常典型的魔咒現象。癲狂而起，迅速覆滅。而到了一九八九年，全球共產主義大部瓦解，餘下的，已是強弩之末。到一九九九年，通過屠城而僥倖存活的中國共產主義，開始全面鎮壓法輪功，在全球受到了廣泛的譴責和起訴，目前九評的發表和法輪功修煉者在全世界對中國共產黨的起訴和聲討，說明中國共產黨氣數已盡，來日無幾了。
今天，對中國知識界，共產黨居然還在抓住「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老皇歷不放。但問題是，今天，知識份子並不是非要附在你共產黨那一張「皮」上不可了。關鍵是，市場化之後，你共產黨並不是唯一的飯碗了。現在，「皮」已經多元化了，飯碗多元化了。在中國，不吃中共的飯，照樣活得好好的大有人在。我可以不尿你那一壺了。而公共知識份子的集結，自由主義者的集結，「政法系」的興起，弱勢群體的訴求，宗教信仰群體的擴張，我想，是重要的標誌，是中國的共產主義覆滅的先兆，也是創世紀的先聲。 謝謝大家。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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