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梵蒂冈选出新的教宗之际,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又开始预测北京和教廷的关系,因在欧洲44国中,中国唯独没有和梵蒂冈建交。而教廷又是台湾在欧洲的唯一邦交国。
为什么中国无法和梵蒂冈建交?最根本的原因,是无神论的中共政权,一直拒绝梵蒂冈对中国天主教徒的领导权,拒绝罗马教宗的最高宗教权威,而是把中国的教会改造成所谓“三自爱国教会”的官办组织,实质是做“宗教花瓶”,给共产党的统治当装饰品。
共产党是主张无神论的,毛泽东认为宗教是鸦片,不仅对人的精神无益,反而是毒品。早在1951年,共产党就把梵蒂冈的大使赶走了,完全切断了中国和罗马教廷的关系,同时对教会进行镇压和改造,迫使他们成为“三自爱国教会”,由共产党直接领导。所以其真正的名字应是“爱党教会”,因为其神职人员都是由官方钦定的。共产党强迫信仰上帝的人去 “热爱”否定上帝的无神论政权,其残酷实令人发指。
也是在1951年,中共军队进入西藏,逼迫藏人签署了《17条协议》,说是只要允许解放军进入拉萨,北京保证达赖和班禅喇嘛的政教地位不变,西藏宗教自由不变,并誓言“不拿藏人的一针一线”,结果协议签署后,共产党拿走了整个西藏,把达赖喇嘛佛赶去了印度,把班禅关进了北京秦城监狱,更拆毁了绝大多数寺庙,并迫使大批僧侣还俗。
俄国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早就说过,“只要没有上帝,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被允许的”。二十世纪之所以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共产邪恶蔓延全球,成为人类灾难最深重、死亡人数最多(一亿三千万人)的一百年,就是因为人类远离了上帝,丧失了信仰,没有了精神导引,于是人类之船漂浮在迷茫大海,结果列宁、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等狂热者成了“舵手”,把人类之船开向了革命、屠杀和无边的苦难。
正因为不信神,共产党拒绝了来自上帝(圣经)的绝对道德标准,他们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推出了自己的道德规范,于是就有了什么“无产阶级的道德”, “无产阶级的民主”等相对标准和概念,于是在这种“相对性”之下,就可以自我定义对错、自我就任何违反人性的行为做出合理解释;自己既是法官、检察官、立法者,又是道德标准的制定者和仲裁者,自己成了“上帝”。基督教则强调绝对的道德标准,不给环境、理由、参照系数等客观现状任何可以违背准则的余地。因此梵蒂冈刚选出的新教宗在投票前对一百多名红衣主教讲话时强调,教会和上帝的最大敌人是“道德相对主义”,基督徒要和它进行一场长期的战争。
今天胡锦涛们的荒唐之处是,既然主张无神论,不要宗教信仰,但却要在中国决定谁是主教,谁当神父,谁是转世活佛,谁是真主。共产党不仅拒绝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都承认的罗马教宗对中国几千万天主教徒的宗教权威,还拒绝在全世界具有崇高威望的佛教领袖达赖喇嘛来选择他的传人;由共产党官员去拉萨主持灵童抽签,决定谁是班禅喇嘛的“转世”,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如果说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是由于担心对上帝的信仰而影响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的话,那么今天早已抛弃了共产主义的中共政权,则完全是由于恐惧失去手中的权力而镇压任何宗教信仰。因为他们那个靠暴力夺取、暴力维持的政权,没有任何存在的合法性,没有任何道德底座。一旦中国人有了信仰,有了上帝给予的是非判断准则,他们那个不道德的政府就会被结束。所以他们真正怕的是上帝进入中国人的心中。
(自由亚洲电台)
为什么中国无法和梵蒂冈建交?最根本的原因,是无神论的中共政权,一直拒绝梵蒂冈对中国天主教徒的领导权,拒绝罗马教宗的最高宗教权威,而是把中国的教会改造成所谓“三自爱国教会”的官办组织,实质是做“宗教花瓶”,给共产党的统治当装饰品。
共产党是主张无神论的,毛泽东认为宗教是鸦片,不仅对人的精神无益,反而是毒品。早在1951年,共产党就把梵蒂冈的大使赶走了,完全切断了中国和罗马教廷的关系,同时对教会进行镇压和改造,迫使他们成为“三自爱国教会”,由共产党直接领导。所以其真正的名字应是“爱党教会”,因为其神职人员都是由官方钦定的。共产党强迫信仰上帝的人去 “热爱”否定上帝的无神论政权,其残酷实令人发指。
也是在1951年,中共军队进入西藏,逼迫藏人签署了《17条协议》,说是只要允许解放军进入拉萨,北京保证达赖和班禅喇嘛的政教地位不变,西藏宗教自由不变,并誓言“不拿藏人的一针一线”,结果协议签署后,共产党拿走了整个西藏,把达赖喇嘛佛赶去了印度,把班禅关进了北京秦城监狱,更拆毁了绝大多数寺庙,并迫使大批僧侣还俗。
俄国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早就说过,“只要没有上帝,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被允许的”。二十世纪之所以发生两次世界大战,共产邪恶蔓延全球,成为人类灾难最深重、死亡人数最多(一亿三千万人)的一百年,就是因为人类远离了上帝,丧失了信仰,没有了精神导引,于是人类之船漂浮在迷茫大海,结果列宁、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等狂热者成了“舵手”,把人类之船开向了革命、屠杀和无边的苦难。
正因为不信神,共产党拒绝了来自上帝(圣经)的绝对道德标准,他们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推出了自己的道德规范,于是就有了什么“无产阶级的道德”, “无产阶级的民主”等相对标准和概念,于是在这种“相对性”之下,就可以自我定义对错、自我就任何违反人性的行为做出合理解释;自己既是法官、检察官、立法者,又是道德标准的制定者和仲裁者,自己成了“上帝”。基督教则强调绝对的道德标准,不给环境、理由、参照系数等客观现状任何可以违背准则的余地。因此梵蒂冈刚选出的新教宗在投票前对一百多名红衣主教讲话时强调,教会和上帝的最大敌人是“道德相对主义”,基督徒要和它进行一场长期的战争。
今天胡锦涛们的荒唐之处是,既然主张无神论,不要宗教信仰,但却要在中国决定谁是主教,谁当神父,谁是转世活佛,谁是真主。共产党不仅拒绝全世界除了中国之外都承认的罗马教宗对中国几千万天主教徒的宗教权威,还拒绝在全世界具有崇高威望的佛教领袖达赖喇嘛来选择他的传人;由共产党官员去拉萨主持灵童抽签,决定谁是班禅喇嘛的“转世”,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如果说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是由于担心对上帝的信仰而影响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的话,那么今天早已抛弃了共产主义的中共政权,则完全是由于恐惧失去手中的权力而镇压任何宗教信仰。因为他们那个靠暴力夺取、暴力维持的政权,没有任何存在的合法性,没有任何道德底座。一旦中国人有了信仰,有了上帝给予的是非判断准则,他们那个不道德的政府就会被结束。所以他们真正怕的是上帝进入中国人的心中。
(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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