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1日下午1时50分，舟山群岛海域，王法全所在的418号潜艇参加的海军演习已近尾声，艇员们听到了意为“潜艇可以上浮”的三声信号。这是当时水面舰只与潜艇的水下联络的“土办法”：“昆明号”护卫舰向水下投了3枚陆军用手榴弹，水下爆炸时被潜艇声纳接收，潜艇就等于接到指示－－－ “可以上浮”。
418号潜艇艇长张明龙下达“准备上浮”口令，418号潜艇的排水系统将15个大气压的高压气迅速注入水柜，海水在强大的高压下被挤出水柜。深度30 米、20米、15米、8米－－－潜艇迅速上浮。谁也没想到，参加演习的“衡阳号”护卫舰刚好在418号潜艇的正上方。等418号潜艇艇员从潜望镜看到一片黑压压的钢墙扑面而来的时候，悲剧已不可避免，衡阳舰钢刀般的舰首把418艇舰桥一切两半。
海水迅速涌进潜艇，几分钟后，潜艇便沉在40米深海底。
王法全是当时418号潜艇的轮机军士长，正在第五舱操作，当时感到潜艇剧烈震动，身不由己打了个趔趄，随后就听见第四舱的战友猛烈敲击：“五舱排水，五舱快排水……”王法全立即叫轮机兵陆正德打开排水阀排水，但是海水不仅没有排出，反而猛烈地向五舱喷射。王法全组织轮机战士全力进行堵漏，可是无效。转眼间五舱进水也没膝深了，四舱呼喊和敲击声也渐渐地停止了。
四舱无法救援，五舱也正受着严重威胁，如果让海水漫过水密门那就更糟了。当务之急要保住五舱人员，王法全果断地下令：“撤！赶紧到六舱去。”带上了救生服和氧气再生药板，领着4名轮机兵来到了六舱。
当王法全等5人来到六舱时，418艇已在海底，整个潜艇上生存的就只有五舱、六舱的10名艇员和首舱5名艇员。惟一的希望看来是等待救援船。
水面上，失去联络的418号潜艇让指挥官焦虑。很快，护卫舰“成都号”水兵发现了海面上的一个漂浮物。20分钟后，小舢舨靠近漂浮物，原来那是潜艇的呼救浮标。一时间，大小59艘舰船组成的庞大船队奔向出事海区。
当时西北风骤然增到8级，更不幸的是，那个呼救浮标不知为什么断开，在浪涛中上下翻滚。呼救浮标是圆形浮物，下面有一根钢缆与潜艇连接，里面有一部电话，援救人员可以经过它与失事潜艇通话，了解水下情况。同时它也标示失事潜艇的水下位置，有助于求援船只打捞。
浮标缆绳断开，就无法标示418的位置。重新测位需要时间，这一意外情况，把寻找潜艇的工作向后推迟了。68小时后，人们才在40米海底找到418号潜艇。
凌晨5时，王法全和战友在狭小的6号舱已坚持15个小时了，有人开始张大嘴巴，喘着粗气，这是氧气不够的先兆，显然氧气再生药板已快耗尽。此时王法全和电工军士长王传经是这里的最高指挥官，他们毅然决断：“离艇！”
但出现了一个偏差：当时舱内深度计指向8米，事实是潜艇的深度计已经撞坏了，他们其实处于40米水深，水压超过大气压4倍。在上浮过程中如无控制，由超压的海底速度过快地升到海面，骤然减压，血液中的氮产生大量气泡堵塞血管会立刻导致人瘫痪，同时也会造成严重的肺撕裂而死亡。
10个人穿上了救生服，挂上氧气瓶准备出发。新兵陆正德报告王法全，他的潜水服有裂缝。王法全把自己的潜水服和他互换。谁也没想到，这个漏气的潜水服反而帮了王法全，减缓了王法全上浮的速度。
离艇时王传经爬上舱口，打开那个与外界隔绝的密闭舱盖。这是最危险的一关，海水压力大大超过舱内压力，必须向艇内灌水，待内外压平衡后，才能打开。
舱盖顺利打开，海水急速涌进舱室。王传经钻出舱口，他用力一蹬脚，立刻消失在一片黑暗中。按照顺序，其他水兵依次钻出舱口。王法全负责押后。
王法全生前回忆当时的情景留下记录说：“舱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我就想，要是求援队还未赶到的话，大家岂不要饿肚皮？于是就摸出些压缩饼干和罐头，用雨衣包裹好，又找来防水手电筒，带上些钳子扳手防鲨刀，我抱着那包饼干，深吸一口气便钻出舱口。
“怀里那团东西也帮了忙，它有一定重量，所以上浮的速度慢，不像他们那么快，浮一段，就扔一点东西，但那包饼干没舍得扔。越往上压力就越减小，快接近海面时，已经是身不由己了，‘昆明号’发现了我，就这样，我得救了。那9人全部牺牲，还有舱首的5个人，也都不知下落。”
王法全从40米深海底上浮被救捞起来，并没有完全摆脱死神。两小时后，出现神志昏迷，心跳衰弱，呼吸逐渐困难症状。这是中国第一例减压病。鱼雷快艇载着王法全风驰电掣般驶往上海，人被送进减压舱时，王法全终于脱险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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