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州第三次《九评》研讨会发言录

避迫害开后门入团的李博士

祖辈被共产党所害 避迫害走后门加入共青团

我出生在农村，爷爷因为是地主，在共产党的镇压中被枪毙。而姥爷因为有钱，在土地改造时也被以各种罪名关在监狱，最后冤死在监狱。所以，我们整个家族对中共没有好感，只有遭受残酷迫害后的恐惧。因为被人歧视，小时我妈一般不让我出去玩，专注于学习。我们对共产党是敬而远之，从没想过要加入共产党或者共青团。

家族中有一位伯父，他认为：要想摆脱共产党的迫害，就要加入共产党，成为它的一员。伯父成了我们家族中第一个入党的人。77年刚恢复高考，家人为了让我早日脱离农村户口打算让我考中专(中级专科学校)，伯父极力推荐我入团，父母也认可了这一观点。最后，在父母和伯父的操办下，我没有宣誓，就成了共青团员。而且为了入团，他们还将我的生日更改，以使我的年龄达到要求。我知道他们费心良苦为此送礼后门，因为对我家那样成份不好的人这是相当难的。在那个荒谬的社会里我就这样加入了共青团。

受高等教育 认清共产党的荒谬理论、愚民政策、独裁统治

考上清华大学以后，因为学习成绩特别好，是“三好”学生和校级“因才施教”学生，所以系里的党组织就留意到我，动员我写入党申请书。伯父的“入党以避迫害”的思想影响了我，于是，我抄了别人的申请书交了上去。但是对入党的事我从内心反感，总是不积极配合写思想汇报之类的入党所需的“积极表现”。

毕业前，考上出国研究生后，我有了时间去阅读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发现共产党的那个“理论基础”──唯物辩证法──实际上是其愚民舆论的工具，从科学理论上讲根本不成立，愈发不认同共产党的那套说教。但系里的党组织因我要出国也加紧了对我的“培养”，无奈我反应不积极，而且时不时说一些风凉话，他们就放弃了对我的“努力”。

我后来到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的导师崔琦教授是贝尔奖获得者。他对我几次讲过他的父母在共产党的大跃进时期被饿死在祖籍河南。他当时在美国有经济条件但却无法帮助他们，因为中共断绝了和美国的外交关系。他父母遭受的痛苦和他早年对父母的思念是他不堪回首的记忆。记得我第一次听说此事时，虽然我没有参与迫害他父母，但作为共产党统治下的一员，我感到无以言比内疚和耻辱。

在普林斯顿，我还接触到了一些著名的民运人士，如刘宾雁、方励之、刘晓波等，常参加他们办的讲座、讨论等，更加认识到共产党的不合理、不合法。

毕业以后，曾在贝尔实验室工作，接触到很多卓有成就的科学家，自己也搞出20多项专利。和国内我接触的教师、科学家相比，我看到美国的科学家有真正独立、自由的思想，更有高尚的人格和充实、有意义的人生追求。我于是认识到共产党的统治对中国的科技发展、人才培养根本没起到好的作用，更加明确了共产党那套东西不仅是漏洞百出、而且对中国以至人类破坏极大。那时一想到“祖国的共产党”就感慨万分，总觉得中国怎么那么不幸，但有自觉无能为力去改变那个现实。

读《九评》看透共产党的本质

我一向认为自己早已看透了共产党的本质，但其实我对共产党的认识只是局限在对其荒谬理论、愚民政策、独裁统治的分析和批判。大纪元时报的《九评共产党》系列文章，让我对共产党的本质有了更全面彻底的认识。我很同意《九评》所述的共产党是集人类历史邪恶、流氓之大全的一个邪教，是另外空间邪魔在人类的代表；其理论不仅是个说教，而已经形成了一个变异的“党文化”，每一中国人都在不知不觉中被其毒害、控制。

《九评》还让我惊奇地意识到每一个入了党团的人(哪怕是象我那样在无知的、被迫的情况下)、每一个认同共产党理论的人、每一个为了眼前利益而对共产党出卖良心的人、特别是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其迫害正义良知的人，都被共产党邪灵打上了“兽记”。这种兽记就象一个人学会了骑车、开车一样，一旦学会就深深地留在你的生命中；就象上面提的党文化一样，在不知不觉中给人戴上了难以摆脱的烙印。因此，当大纪元开始提供退党服务时，我毫不忧郁地申明我退出共青团、以前写的入党申请书作废。我明白这是清理那个兽记所必须的，因为一个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表示过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共产党的邪灵就有理由说你是它的一员，就挟持着你、不放过你。

《九评》让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出路，以前对共产党的那种无能为力、甚至惧怕的感觉一下没有了。这是因为我看到以共产党之邪、之流氓、之庞大，和它讲理、抗争、甚至用暴力都没有大用，但让民众看清其本质、摆脱其兽记是对其最致命的打击，而《九评》正在迅速地达到了这一点。因此我对朋友说：《九评》写得好，是对共产党最深刻、最彻底、最系统的评判，它将带来中共的灭亡。确实如此。(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