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的一系列收紧政策，实在令全球华人担忧。去年底，北京开始批判思想、学术领域的“新自由主义”，似乎是当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翻版；今年初，采取了一系列压制媒体、控制舆论的举措，最近又给国内一些影响力大的媒体高层施压；互联网的舆论空间则备受挤压，不但信息产业部最近要对所有网站排查、并要求备案，教育部甚至要求将大学的BBS关闭或变成禁止外部访问，这样不但会使一大批网站面临关闭，而且将使中国失去互联网这个仅有的公共舆论平台。
对此，当前海外有两种解读：一是认为这是胡锦涛上台后的权宜之策，以应付提拔他上台的强硬派；另一种看法认为胡锦涛是“六十年代政治指导员”心态，因而更“红”更“左”。但无论如何，这反映出中共在社会控制与管理上缺乏自信，以越来越强硬僵化的手腕来面对变局。
曾任美国国防部长助理的哈佛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从国家竞争的视野中提出了“软权力”(soft power)的概念，认为相对于“硬权力”(hard power)而言，软权力主要来自一些无形的力量资源，包括文化、意识形态、机构和机制等等的优越性，软权力的获得主要依赖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美国对当今世界的影响就来自于其软权力的强大。显然，中国要想在世界上获得竞争优势，首先得增强自己的软权力。
遗憾的是，北京当局意识形态、制度、文化并没有进步，相反是背离现代文明公认的普世价值，而年初掀起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运动，更是只是确保“硬权力”，因此民众视所谓“提高执政能力”为“提高镇压能力”。周前深圳招聘会上出现的示威事件本可以很简单处理，却在政府部门的怠慢中让事态扩大，最后还是出动防暴员警强力解决。目前各地政府把对付突发群体事件作为当务之急，强化防暴员警编制和训练，对普通老百姓严阵以待。其实，以各种强硬手段封堵社会危机，只能暂时压制社会矛盾，而社会矛盾有如地下的山火，随时可能爆发。因此，以“硬权力”来治理社会，决不可能构建和谐的社会。
自中共十六大以来，胡温新领导人开始意识到化解民怨的紧迫性，把关注民生作为施政重点，但明确的执政理念是在零四年十月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表明胡温与中共其他高层对国内社会形势已经有一个清醒的估计，那就是目前党内最大的危机在于六千八百万党员的信念日趋改变、传统的教条不能解释现实的蜕变，执政能力日益薄弱，因此，中共须通过“保持先进性”教育来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而面对党内思想混乱和地方诸侯的妄为，以及民间对自由、公正的诉求日益强烈，新领导人只会“宁左勿右”。
但这与当代中国强大的社会澎湃力量产生激烈的碰撞和冲突。估计近亿的中产阶级崛起，中国社会从经济到文化日趋多元化，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变，已非一元化政治所能主导。目前中国互联网用户超过九千万，网路已经成为一个反映民情的公共舆论平台；手机用户达到三点三亿，每年发出短信两千亿条，成为人们交流沟通的重要工具。发达的通讯手段和日益进步的科技把中国人置身于资讯的海洋中，任何封堵手段不但徒劳，反而会激化社会矛盾。此外，中国的基础建设越来越发达，高速公路总里程超过三万公里，仅次于美国。无形的通讯网络与有形的基建网路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也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有人认为，北京强化意识形态控制或与对台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有关。实现国家统一不但国内民众普遍支持，也是全球大多数华人的心声。但如果以攻台目标作为拖延或回避政治改革的藉口，转移国内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对于中共来说，不但意味着孤注一掷，而且有可能陷入更大的危机。事实上，推动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提高软权力才能更有利于国家的统一。统一者，不仅是领土的统一，更是人心的向背。与香港、台湾相比，无论是在权力制衡和自由度上，大陆都相去甚远。北京当局若不能赢得中国大陆十三亿人民的心，如何赢得两千多万台湾人民的心？如果抛弃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只能使两岸支持统一的百姓唱出“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的悲歌。
因此，硬权力作为列宁主义的余绪，已经严重脱离目前中国社会的现实。科技的进步、通讯的发达，已经使任何思想控制手段都成为掩耳盗铃式的笑柄。北京当局如果不提高软权力的先进性，不但得不到进入世界文明社会的硬通货，更难以从十三亿人民心中赢得政治的硬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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