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缓缓驶入北京站。车厢里，疲惫不堪的旅客们振作起来。家长在招呼孩子不要到处乱跑。儿女在关照老人作下车前的准备。有的人俯身去掏他们放在座席下面的行李。许多人从座位上站起，拿下行李架上的零星物品。有些人站到座位上去提取放在行李架上的沉重的箱子。车厢里人声嘈杂，一片混乱。终于到达了北京站。人人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牛继宗踩着座位，却没有马上去拿行李架上的两个大箱子和一只手提箱。他居高临下地在骚乱的乘客中寻找着钱雅青。他想最后再看她一眼。但是，他没有看到她。看来她早就移动到车厢衔接处的车门口了。”永别了，雅青!”他在心里小声自语。相识三十三年，同学八年，同乡九年，就这么一句话也没有说，最后一眼也没有见，就永别了!他心里像倒了五味瓶，不知道是在恨，还是在爱;是在怜惜，还是在懊悔。
“喂，你磨蹭什么呢?”在下面等着接皮箱的许丽姿不耐烦了。”时候不早了，你还想不想去机场!”
牛继宗从沉思中猛醒。他把箱子一一递给许丽姿，自己随后跳下来。”快，抓紧时间赶快出站。”
站在车门踏板上，他又放眼搜索了一遍向出站口奔跑的旅客。没有，还是没有见到她。她两手空空，轻装快跑，肯定早就出站了。在同学们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王志康告诉过他，钱雅青要去北京。她要把伍干臣从天安门广场拉回家。伍干臣!那个劫财霸妻的强盗。死了更好!
“快下啊，”后面的人等急了，”堵着门口不下车，是干嘛呢!”
牛继宗跳到站台上，回身接过许丽姿递下来的箱子。大皮箱的箱底都有轮子。他一手拉着一个大皮箱，一手拎着手提箱，向出站口走去。许丽姿拉着另一只大皮箱，一步一趋地紧跟在后面。车站乱极了。旅客们争先恐后，在出站口挤成一团，足足花了半个多小时才挤出车站。
车站广场比站内还乱。到处是外地来京的大学生。他们像关在玻璃瓶中的苍蝇，茫然失措地东奔西走。突然，有人高喊:”外地来京的大学生到这里来集合。我们是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纠察队。”
外地大学生一拥而上，跟着那个人走了。
牛继宗让许丽姿看着行李。树阴下有一个卖汽水的老太太，他走过去问她怎么去首都机场。机场离市区有四十五公里，拖着这么多行李，他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到的。
“老大娘，您知道去机场在哪里坐公共汽车吗?”他彬彬有礼地问。
老太太白了他一眼。”公共汽车?停开了。”
“那么出租车呢？我在哪里能叫到出租车?”牛继宗焦急地问。
“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怎么的?”老太太怪异地看着他，”你不知道政府调部队进北京，老百姓到处设路障堵军车?出租车？你叫得到，也开不过去啊!”
“天啊!”牛继宗急得跺脚，”我要上飞机。”
“什么时候?”
“明天!”
“明天?还隔一夜呢。”老太太松了一口气。她真诚地为牛继宗出主意，”你先找地方住下，给机场问讯处打个电话。他们一定有安排的。”
别无他法，牛继宗只好在站前一个小旅店住下。机场问讯处的值班小姐在电话里告诉他，坐出租车绕路可以到达机场，只是要多花一些钱而已。虽然多花钱很可惜，但是奋斗多年才搞成功的出国留学不会因交通障碍而耽搁，这毕竟是不幸中的大幸。他强迫自己安下心来，带许丽姿到附近的小饭店吃晚饭。长沙到北京本来只需要二十二个小时，但是沿途各站都有人搞抗议示威，交通时常受阻。火车只能时停时走，走了两天多才到。他们足有两天两夜没有好好吃东西了。
从饭店出来，回到旅馆，许丽姿提出去天安门广场看看。
“看什么?”牛继宗没好气地说:”两天两夜没吃没睡，你还不好好歇着!”
”大家都说，不去看看那种波澜壮阔的场面，一辈子都会后悔的。”许丽姿说。
“少费话，睡觉!”牛继宗粗暴地命令，”老子明天就要走了。你别给老子找麻烦。”
许丽姿委曲地睡下，”你呢?你也够累的了。来睡吧。”
“我还要写一封信，”牛继宗说。
“你在车上不是写了吗?”
“那是草稿。”牛继宗不耐烦地说。
“什么信？那么重要。”许丽姿问，一半关心，一半好奇。
“不关你的事，你少打听。”牛继宗烦恼地说。”你快睡你的，别打扰我。”
许丽姿撅着嘴，两眼含泪，不再说话。明天就要分手，丈夫还是没有一点温存。她有些受不了。她不明白丈夫怎么会变成这样。她想理出一个头绪。想着想着，疲劳征服了她。她在不知不觉中昏昏入睡。她做了一个梦，梦见丈夫没有离开她到外国去。他还像当初追求她的时候那么温柔和体贴。在睡梦中，她露出了欢欣的微笑。
(2) 1989年6月3日夜，湖南省省会长沙。
自从5月20日对北京市市区实施戒严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对天安门广场的静坐示威活动进行了严格的新闻封锁。所有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都对中国共产党统治四十年以来最大的抗议示威活动置之不理，只报道一些无关紧要的粉饰太平的节目。
“高老师，”凌恒安专程到高优明教授家来看电视新闻，看到的却又是老一套。他失望地说:”政府这么做实在是太愚蠢了。这是逼着老百姓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听说，最近连党员和政工干部都在偷偷地收听美国之音呢!”
“这是中国搞得一团糟的重要原因之一。”高优明沉痛地说:”我们是学计算机科学的。我们都知道，如果计算机的输入不正确，那么就不可能算出正确的结果。”
“岂只是输入问题!”高教授的夫人唐招弟说:”输出管道也堵得死死的。根本就不许老百姓说话。”
“就是嘛，”高优明赞同夫人的意见，”原来还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邓小平取消了四大，把老百姓发表意见的最后渠道都堵死了。没有正常的输入输出，计算机无法工作。国家也是一样，不让老百姓知道事实真相，不许老百姓发表意见，国家就没有希望!”
“高老师，您说得真透彻。”凌恒安崇敬地说。
这时，电视台突然中断正在播放的节目，开始播放全屏幕字幕。字幕在屏幕上滚动，播音员同时在高声朗读，”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紧急通告……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一遍播完，马上又开始播送下一遍。电视台在不间断地无休止地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着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通告。
“不好，”唐招弟不安地说:”看来今晚要出事!”
”’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漂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高优明教授低声背诵着。他心情沉重地问:”恒安，你知道这是谁说的吗?”
凌恒安摇了摇头。
“1926年3月18日，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开枪屠杀北京的和平请愿学生，造成臭名昭著的’三一八惨案’。当天，鲁迅先生着文痛斥反人民的反动政府。”高优明告诉他的学生，”这是文章中的一段话。”高优明痛心地叹息，”恒安啊，六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政治状况几乎没有什么改进!”
“不至于吧? ”凌恒安并不十分介意这个紧急通告。他认为这是共产党在虚张声势，”高老师，高师母，你们一定听说了，部队昨天夜里就想强行进入广场，结果还是被我们老百姓赶走了。”
“恒安，不要太天真。”高优明教授疼爱地看着他的得意门生，”共产党要开杀戒了。所有新闻媒介都中断正常节目，反复播送仅仅对北京市有效的紧急通告。这是在变相地通知全国人民，对于上街堵军车和逗留在天安门广场的人，它会格杀勿论。被杀者后果自负!”
“不知道干臣现在在哪里?”唐招弟忧虑地说:”雅青前天去北京找他去了。但愿他们已经离开了北京。”
“还有继宗和丽姿。”高优明说:”他们也是前天走的。”
“牛继宗?”唐招弟轻蔑地说:”他不会出事的。他一心想的就是出国。整天在家里大骂共产党，在外面却像个缩头乌龟。”
凌恒安不认识高教授和高师母说的这些人。他还在想高教授预言的共产党要开杀戒的问题。”高教授，”他问:”难道共产党真能忍心屠杀自己的老百姓?”
“恒安，‘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这是中共中央文件中的原话。你听说过吧?”高优明没有正面回答凌恒安的问题，”现在，它的政权受到了威胁。它当然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
“就是!”唐招弟附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还小，当时有一条喊得最响的口号:’权、权，命相连。’在他们看来，权力和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比别人的生命当然更加重要。牺牲别人的生命来保住自己的权力，这对于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凌恒安似懂非懂。他还是不太相信世界上有任何政府会屠杀自己的人民。他自言自语地说:”如果共产党真的杀戮无辜的老百姓。我就要和它斗争到底。”他的目光坚定有神。
高优明看着血气方刚的凌恒安，疼爱地说:”不要蛮干，恒安。对国家、对个人都没有好处的牺牲，我们要避免。”
“孩子，向这样一个横行霸道、蛮不讲理的政府要求民主自由，这是与虎谋皮!”唐招弟补充。
“那么，你们说怎么办?”凌恒安沉痛地说:”难道我们中国人就这样永远任人欺压?”
“对，凌大哥说得对，”高文质放下手头的功课，跑进客厅，”我们中国人不能永远任人欺压。”文质在念高中二年级。大学的大哥哥大姐姐的爱国行动深深地感动了她。她不止一次地说过，我要好好读书，考取大学，然后也要参加争取民主自由的游行、静坐和绝食。
”我们中国人不能任人欺压。”高文彬也跑进客厅，学说姐姐刚刚说过的话。她刚进高小，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但是她也知道任人欺压是一种侮辱。
学生和女儿的话让高优明夫妇哑口无言。他们的父辈忍辱负重地熬过了一生。他们自己又含辛茹苦地熬过了大半生。现在，他们的学生在进行艰苦卓绝的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他们却在劝他们的学生和后代继续默默地忍受煎熬。那么，中国人的苦难到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呢!
(3) 1989年6月3日夜至6月4日晨，北京天安门广场
傍晚八点时分，长安街华灯齐放。除了几辆被围堵住的军车，再无任何车辆。几十万人蜂拥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上，齐声欢呼围堵军车和军人的伟大胜利。善良天真的中国老百姓以为他们还可以像昨天一样以自己的勇敢战胜武装到牙齿的中国共产党政府。但是，从六点三十分就不断反复播放的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的紧急通告却仍在通过电台、电视台和各种广播渠道播放着。”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胆小怕事的人陆续回家，勇敢无畏的人去外围拦截进城的军队。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挤满了激动和愤怒的人们。
由摩托车手组成的飞虎队送来消息，人民解放军从公主坟、木樨地方向由西往东沿西长安街一路打杀过来，沿途已经打死打伤数以千计的市民和学生。许多原来在外围围堵军车和军人的人，在围堵无效的情况下，又返回来了。广场上人山人海。凌晨一点左右，各戒严部队先后杀到了天安门广场。凌晨一时三十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多日来保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规定，并同解放军密切配合，坚决捍卫宪法，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
高音喇叭反复广播着这一令人胆战心惊的通告。成千上万的市民和个别学生在听到通告以后离开了广场。凌晨二点时，原有几十万人的广场，只剩下了几千名宁死不屈的学生和市民。他们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的台阶下。五十六天以来，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第一次如此形单势薄。
与此同时，十几辆戒严部队的军用卡车停在金水桥前，士兵们从中跳下，列队坐在马路上待命。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台阶上坐满了头戴钢盔、肩背冲锋枪的士兵。历史博物馆北门外，几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列队站立。前门箭楼以北、毛泽东纪念堂以南的广场上，也出现了全副武装的士兵。人民大会堂的战士仍然在大会堂内待命准备出击。戒严部队完成了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的包围。他们虎视眈眈地看着这”一小撮人”，等待上级给他们下达最后的命令，就象饿虎蹲在装满兔子的大铁笼边，等待笼门打开，就立即扑向笼中之兔一般。
形势非常严峻。凌晨三点时分，在6月2日宣布绝食的刘晓波、高新、周舵和侯德建四君子与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的正、副总指挥柴玲和封从德夫妇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柴玲说，听说赵紫阳和阎明复希望学生能留下来坚持到天亮，到那时形势就有可能出现转机。
刘晓波不相信这种传言，他说:“不管这个事情是真的是假的，没有任何人有权利拿现在广场上几千、上万的学生的生命来作赌注。”
四君子提出要和解放军谈判，争取和平撤离广场。封从德说:“你们可以去谈判，但是只代表你们。你们作为第三方，不能代表我们指挥部。”
三点四十分左右，四君子冒着生命危险去与解放军谈判。他们与已经杀红眼的解放军达成了协议，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可以由天安门广场东南角和平撤离。这时正好是凌晨四点钟。这是戒严部队预定的清场时间。广场上的灯突然全部熄灭了。所有的人顿时都紧张起来。政府对广场广播的高音喇叭播出了戒严部队指挥部的清场通知。这时，只剩下了最后三、四千名英勇无畏的学生和市民挤坐在纪念碑的台阶上。他们临危不惧，在纪念碑西边的广场上用被子、木棍、帆布等可燃物品点起了几堆篝火。
伍干臣和钱雅青是人群中的两员。伍干臣纂紧了拳头，准备为祖国的民主自由而献身。钱雅青是专程由长沙赶来拖丈夫回家的。现在，她已经放弃了原来的打算。她准备与丈夫一起为国捐躯。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起来，全世界的受苦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伍干臣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国际歌>。他天生一个哑嗓子，从小就没有音乐天赋，这些天来缺吃少睡，声音更加沙哑。但是他不在乎，他用尽全身力气吼唱着。钱雅青也随着丈夫用尖利的嗓子高唱起来，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大家开始齐声合唱，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是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
四君子返回纪念碑，用广播向大家介绍了与戒严部队谈判的情况，呼吁大家立即撤离。黑暗中，有人说北京大学有校车来接学生回校。但是，没有一个人离开。
此时的广场，笼罩在一片黑暗中，只有远处的战火，近处的篝火和长安街的路灯传来的微弱光亮。戒严部队开始由北往南，分两路向纪念碑推进。戒严部队突击队的士兵首先开枪将高自联的两个广播喇叭打坏，接着手持冲锋枪从西边的台阶上，从坐着的人群中走上来，把学生赶下纪念碑。
在如此生命垂危的绝境，以组织名义指挥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的天安门广场指挥部仍然置个人和群体的安危于不顾，不愿意贸然接受四君子以私人名义与解放军谈判的结果。他们提出是撤是留要由广场上的所有人来共同决定。时间紧迫，现在来征求广场上所有人的意见是完全不可能的。哪怕是举手表决，也没有清点票数的时间。
广场上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群众不知道他们尊为领导人的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和四君子在做什么。他们都在翘首以待，期盼着领头人赶快作出决定。但是他们谁也没有走，大家只有一个共同信念－－抱成一团，和灭绝人性的反人民政府斗争到底。
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封从德急中生智，向广场上的所有人喊话。他说:”现在我来主持表决。我喊一、二、三，要撤的就喊撤离，要留的就喊留守。哪一方的声音大，就照那一方的意见办。”
在封从德喊过一、二、三以后，伍干臣大声喊留守，钱雅青尖声叫撤离。他们的声音融汇在几千人的怒吼声中。喊撤离的人数多，喊留守的嗓门大。两种吼声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哪怕是最精密的语音分析仪恐怕也无法从这三、四千人的同声怒吼中辨别是喊撤离的声音大，还是喊留守的声音大。封从德的肉耳当然也无法断定。但是，他的政治智慧却让他当机立断地作出了决定。他宣布:”喊撤离的声音大。根据多数人的意见，我们现在有组织地撤离广场。旗帜为先导，大家有秩序的撤离，撤到海淀区，往中关村走。”
四时三十分左右，广场上的灯一下子全亮了。学生面前突然出现了大批端着枪的士兵向他们一步步逼近。远处，一字排开的坦克和装甲车从长安街金水桥缓缓向广场驶来。随着几下沉闷的撞击声，位于广场北端的民主女神像轰然倒塌。这是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八所首都艺术院校的三百多名学生于5月30日在广场上组装和树立起来的。她象征着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强烈愿望。中国共产党无情地将她摧毁，表明了它要不择手段地保持住自己的特权，不肯把人民应该享有的民主自由归还给人民。
坦克和装甲车继续向前，一路撞倒和碾碎了学生遗留在广场上的帐篷、桌椅等一切物品。最后，在离学生队伍二、三十米处分别驶向东西两侧。正面，士兵们排成横队，从长安街向学生队伍一批批走来。他们头戴钢盔，手握棍棒，气势汹汹，不可一世。
广场东南角的解放军为撤离广场的人让出一个缺口。五时许，广场上的数千人在学生纠察队手拉手的维护下，沿着绿化带和纪念碑座间的通道，互相搀扶着，缓缓地向广场东南角走去。从1919年五四运动起，天安门广场就是中国人民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圣地。在1976年的”四•五”运动中，中国人民在这里向共产党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后，它又成为了1989年民主运动的主要活动场所。谁也不愿意离开这个与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休戚相关的战场。因此，大家的步履沉重而又缓慢。
忽然，人群拥挤起来。在撤离队伍的后面，士兵逼了上来，他们手握棍棒向撤离队伍紧逼，催促他们加快速度。纪念碑周围的道路已经被士兵和坦克封锁，撤离队伍在坦克和装甲车的缝隙间穿行，往广场东南角行进。它是那么壮怀激烈，那么井然有序。大家举着校旗，唱着国际歌，喊着”血腥镇压” 、”打倒法西斯” 、”土匪、土匪”等义愤填膺的口号。许多人朝戒严部队方向吐唾沫以表示自己的轻蔑。
每个人都在流泪，喊留守的人在哭，喊撤离的人也在哭。他们在想，在长安街被坦克压死和被子弹打死的数以千计的学生和市民的鲜血不会白流。他们在想，他们一度热烈拥护的人民政府怎么会如此灭绝人性地屠杀人民。他们在想，所谓的人民子弟兵怎么会沦为一群没有头脑、任人摆布的杀人凶手。他们在想，为什么民主自由这些天赋人权，在中国却必须以鲜血和生命来争取。他们都为中国共产党统治四十年来最伟大的一次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的悲惨失败而痛惜。
吼声不绝，骂声不绝。要是在长安街上，他们早就招来了密集的枪林弹雨，大家都会倒在血泊中。但是，天安门广场是中国共产党的门面，他们不敢对几千个不怕流血牺牲的人贸然开枪。他们害怕在事后无法面对国际社会的舆论谴责。他们现在暂时允许这”一小撮人”狂喊乱叫，因为毛主席说过，”共产党就是在敌人的谩骂声中成长壮大的。” 这”一小撮人”的狂喊乱叫无损于共产党的一根毫毛。而且，他们对这”一小撮人”作了详细的录相纪录，现在先放他们走，明天就开始对他们进行大搜捕。共产党在每一次运动中都保证过绝不秋后算帐，在每一次运动后都大搞特搞秋后算帐。这不算什么新花招，对共产党的声誉不会增加任何新的恶劣影响。
伍干臣和钱雅青手牵手走在撤离的人群中。两人都泪流满面。伍干臣彻底抛开了他惯有的温文尔雅，一路上骂声不绝。监督他们退场的一个解放军军官恼羞成怒，从身边的士兵手中夺过全自动冲锋枪，把枪口对准了他。枪口好像就抵到了胸膛上，但是伍干臣却毫无惧色。他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张开双臂，把妻子钱雅青挡在身后，声色俱厉地向那个解放军军官提出了正面挑战，”法西斯军官，有种你就开枪打死我吧!”
军官的食指扣紧了板机，再扣过去一毫米，子弹就会射进伍干臣的胸膛。钱雅青一声尖叫，冲到伍干臣前面，用自己弱小的身躯档住了丈夫。军官抬起枪口，愤怒地朝天发射了一唆子子弹。他倒不是怜香惜玉，舍不得打死钱雅青，而是他不敢打。共产党容许他在别处滥杀无辜，但是却不许他在天安门广场这么做。他狠狠地瞪着伍干臣，把伍干臣披头散发，浑身肮脏，鼻子上架着一副高度近视镜的”丑恶”形象牢牢地记在了心上。
(4) 1989年6月4日上午，长沙
“妈的，什么鸟人民政府，成千上万的屠杀人民。”凌恒安边骂边快步前进。他身后跟着好几百个同学。凌恒安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老子要亲眼看看，所谓的人民政府是怎么屠杀自己的人民的!”
“对，去电教中心收看美国之音的实况录像。”许多人随声附和。
”要求电教中心用闭路电视向全校转播!”
“花那么多钱搞卫星接收机，从来没有使用过。是时候了!”
群情激愤，势不可挡。
高优明骑着自行车飞快地从后面赶上来。妻子唐招弟对他说过，当年伍干臣力挽狂澜，阻止过同学们去湘江中学轰抢档案。他觉得，现在他肩负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必须学习伍干臣当年的大智大勇，全力以赴地阻挡学生们的轻举妄动。他蹬车超过所有学生，急转把手，猛踩刹车，纵身跳下，连人带车挡在凌恒安前面。
“高老师，你?”凌恒安停不住脚步，差点和高优明撞个满怀。
“恒安，你要干什么?”高优明冷静地说。
“我要看看人民政府是怎么屠杀人民的!”凌恒安厉声回答。
“你看了又能怎么样?”高优明问。
“更深刻地认识它的本质。”
“不看就认识不了吗?”凌恒安无言以对。不等他回答，高优明开始向全体同学喊话，”同学们，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对吗?”
“对，”几百个同学齐声回答。
“看美国之音的电视录像只能证实我们已知的知识，只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
对吗?”
“对，”回答的声音不及刚才响亮。
“冲击电教中心是违法行为，你们知道不知道?”
“知道。”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人小声回答。
“用违法行为去满足我们的好奇心是不值得的。你们说对不对?”
“对，”回答声又稍微大了一点。
“那么，我请求大家回去，不要冲击电教中心。”高优明语重心长地说，“不要做没有实质性意义的……”
“高老师，请你不要再白费口舌。”凌恒安打断高优明的话。平时，高老师是他最尊重的师长，今天他却认为高老师懦弱得可怜，”播放时间马上就到了，请你不要再耽搁我们。”
“恒安，你不要蛮干。”高优明厉声指责，”做事情要考虑后果。”
“就是由于我们的前辈对后果考虑得太多，中国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凌恒安尖刻地说。他转身面对同学，”不怕死的，跟我走。”说着，他把高优明推到一边，扬长而去。
怒火中烧的学生尾随凌恒安快步离去。高优明似乎成了一块拦路的石头。昔日对他无比敬重的学生现在毫无顾忌地对他你推我搡。在冲撞中，高优明摔倒在地，眼镜掉在地上，被人踩碎，自行车被踢到了路边。他觉得自己既狼狈又无奈。“就是由于我们的前辈对后果考虑得太多，中国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凌恒安的指责不断地在他耳边回响。他在内心里不能不承认凌恒安说得有道理。但是，在武装到牙齿的反人民的共产党政府面前，人民是不堪一击的弱者。和一个无恶不作、蛮不讲理的政府去硬拼，值得吗?
(5) 1989年6月4日下午，北京
刚刚经历过大屠杀，北京市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仍然处于严重对立状态。 老百姓从惊恐中苏复，聚集在街头巷尾对昨夜的悲剧议论纷纷，对结队路过的军人冷嘲热讽。北京市政府组织人力以最快的速度恢复了主要街道的交通。堆在路心用作路障的隔离墩又摆回原位，成了快车道与慢车道的分界线。被烧毁的电车、公共汽车、坦克车和装甲车被拉走。来不及拉走的也推到了路边。清洁工对路面进行了彻底地清扫，垃圾车运走了市民和学生在紧急自卫中扔向解放军的砖头、瓦块和瓶子，来不及运走的都铲到一起，堆在慢车道边。牛继宗情不自禁地发出了感叹：在某种意义上，专制政府的办事效率确实比民主政府高。
北京站到东四民航售票处的公共汽车已经恢复运行。牛继宗拖着一个大箱子，拎着一个手提箱，在汽车站等车。许丽姿拖着另一个大箱子站在他后面。本来就以文明礼貌而闻名全国的北京市民，现在都沉浸在失去亲人的肃穆气氛中。大家变得特别谦让和文雅。在上车的一刻，两个年轻人甚至主动伸出援手，帮助牛继宗把两个沉重的大箱子提到了车上。牛继宗自豪地向他们解释，他是出国去加拿大，所以带这么多东西。他的话引起了全车乘客的关注，大家都对他投来羡慕的眼光，使他感到得意洋洋。两个年轻人毫无顾忌地表示，要是他们有机会出国，他们绝对不会再回来忍受共产党的统治。他们的话在车厢内引起一片共鸣。大家异口同声地咒骂屠杀人民的反动政府。牛继宗听着觉得非常解恨，但是他没有随声附和。谁知道车里有没有便衣警察？他早就告诫过自己，在飞机飞出中国的领空之前，他绝对不说共产党一句坏话。在东四下车的时候，这两个年轻人又帮牛继宗把箱子提下车，然后才重新跳上车赶自己的路。
乘机场的公共汽车，牛继宗和许丽姿顺利地由东四民航售票处到达了首都机场。机场候机厅的人特别多。主要是外国人和海外侨胞。他们不敢想象，一个国家的政府对自己手无寸铁的人民会组织如此大规模的屠杀。他们被吓破了胆，一心向往的就是尽快逃离这个杀人屠场。有的人沉不住气，恐怕交通不能短期恢复，甚至把行李留在旅馆房间里，只带了现金和证件，步行四十几公里赶来了。候机厅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显得十分忙乱。牛继宗首次坐飞机，对机场的布局和应办的手续都不熟悉，奔前跑后，手忙脚乱，累得满头大汗。许丽姿步步紧跟，形影不离，走得两腿酸痛。验票、领登机卡、托运行李，手续总算办完了。许丽姿拉牛继宗在候机厅的空座坐下。这一别就不知道到哪年哪月才能见面了，她有满腹的知心话要对丈夫倾诉。
“累死我了，”牛继宗掏出手帕，擦拭额头上的汗珠，”你给我把这封信寄走。”
没想到刚刚坐下又有差事，许丽姿有点失望。但是她还是毫无怨言地接过信，起身往机场邮局走去。她一边走一边低头看了一眼信封。她停住脚步，犹豫片刻，然后转身返回了牛继宗身边。
“寄了？这么快?”牛继宗问。
“继宗，”许丽姿指着信封对丈夫说:”这信封是怎么写的?‘伍奸臣坏蛋收’!有话好好说嘛。为什么还没有开口就先骂人?”
“骂他？我还要打他呢！”牛继宗气势汹汹地说。
“为什么？你们是老同学，又在一起下乡，你怎么那么恨他?”
“他抢我的老婆!”牛继宗咬牙切齿地说。
“胡说，他和我只见过几次面。”许丽姿正色指责，”谁也抢不走我。我永远忠于你!”
“嗨，谁说你呀!”牛继宗挥了挥手，像要赶走一只苍蝇那样，想赶走许丽姿的误会，”我是说我当初的老婆。”
“你以前结过婚?”许丽姿惊叫，眼泪涌入了眼眶。
“你烦不烦呐，”牛继宗火了，”我是说钱雅青。我和她好过四年多。伍干臣把她抢走了。”
瞬刻间，许丽姿明白了许多事情。怪不得当初他不参加同学们欢送伍干臣出国的集会；怪不得在同学们欢送牛耀祖出国的集会上，他对钱雅青那么傲慢无理；怪不得昨天在火车上遇到钱雅青的时候，他是那么不知所措……她知道自己不可能是他的初恋情人。但是，多年来他对他的恋爱史守口如瓶，直到临上飞机之际才在逼问之下吐露真情，这未免有些太不尊重自己的妻子了!
“你还爱着她?”她眼里闪着泪花。
“爱他?那个奸商的女儿?”牛继宗朝地板上啐了一口唾沫，”她就是脱了裤子送上门来我也不要。”
“你怎么说得那么难听，”许丽姿慌忙用鞋底擦去牛继宗的唾沫。她环顾左右，还好，没有被卫生检查员看到。丈夫不再留念昔日的情人，她宽心多了，”既然你已经不再在乎她，冤家宜解不宜结，你别和他们打交道就行了，何必还……”
“他还害死我两只兔子!”牛继宗愤恨地说。
“两只兔子?”许丽姿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政府昨天晚上屠杀了数以千计的老百姓，他都没有表示多少愤怒，但是对别人在二十多年前害死他两只兔子，他却如此怒形于色。这实在太滑稽。”算了吧，鸡毛蒜皮的小事……”
“鸡毛蒜皮的小事?”牛继宗怒气冲天地打断她，”你说得倒轻巧，那是我倾家荡产买的。”
机场的广播响了。牛继宗的班机开始过关、验票和登机。过海关检查手提行李还需要花时间，牛继宗没有工夫继续谩骂伍干臣了。他弯腰提起手提箱，一边朝海关走，一边对许丽姿说:”我没有时间和你说废话了。你老老实实给我把信发出去，别给我耍花招。”说着，他走进了海关。
许丽姿还想再送丈夫一程。海关的警卫不客气地把她挡住了。她目送丈夫通过海关，拐进登机口。她喊他，他没有听见。她向他挥手，他没有回头。她有满腹的知心话都没有来得及向他诉说。她想对他说，用钱不要太节省，学习不要太拼命，保重身体要紧。她想对他说，家里的事他不用挂心，她会照顾好公婆和弟弟，不会让他们受委屈。她想对他说，在外面不要沾花惹草，要常给家里来信，别让家里人惦念。她想对他说，外面要是好呆，就想办法快点把她接过去;要是不好呆，就早点回家。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寸步难。她想对他说，她一生下肚子里的孩子，就会马上把孩子的照片寄给他……但是，她什么都没有来得及说，他就这样头也不回地走了，甚至都忘了叫她向他的父母和弟弟转致问候……
许丽姿拿着那封信，木然地向机场邮局走去。两行眼泪顺着她美丽的脸庞往下流淌，但是她却不知道。与她擦肩而过的人都同情地注视着她，但是她却没有发觉。
(6) 1989年6月8日，长沙
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澳大利亚广播电台和台湾对大陆的广播把北京大屠杀的消息播送到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从6月4日上午起，在全国一百三十多个大、中城市举行了抗议北京大屠杀的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尽管已经是强弩之末，但是，这些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却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意愿的最后表达。
湖南人凶悍刚强、不畏强暴，素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死光”的美誉。1989年6月8日下午，湖南省高等院校自治联合会，湖南省工人自治联合会在长沙火车站广场联合举行了有三万多名学生和市民参加的隆重追悼会。中国共产党长沙市市委第一书记邹乃山置个人荣禄于度外，大义凛然、毅然决然地亲自光临。在全国省会级的城市中，中国共产党的现任第一书记出席群众追悼会，公然抗议中国共产党政府屠杀中国人民，这是独一无二的。
追悼会主席台设在火车站正面大厅的平台上，两边摆满了花圈和挽联。当邹乃山走上主席台时，全场三万多名学生和市民不约而同地鼓掌喝彩。三点五十分，追悼会正式开始。放哀乐，致悼词，学生、工人、教师和外地学生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四点五十分，追悼会结束。接着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三万多人涌上街头，完全堵塞了长沙市的交通。
正在长沙参加全国考古工作会议的全体与会代表列队参加了示威游行。作为东道主，长沙市考古队队长王志康研究员与众多闻名全国的考古学家走在全国考古工作会议代表队伍的最前面。在他身后，是他的妻子朱爱莲副研究员。
“强烈抗议政府屠杀和平示威民众!”
“爱国无罪!”
“打倒邓小平!”
“打倒杨尚昆!”
“打倒李鹏!”
“反贪污！反腐败！反官倒!”
王志康和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口号。数以千计的烈士的英灵在鞭策他、激励他。他抛弃了惯有的顾虑和怯懦，用尽全身力气为中国的民主自由而呐喊。
“志康，辛苦了!”路旁围观的人群中有人高喊，”给，吃个苹果。”说着，一个苹果飞了过来。
王志康眼明手快，伸手抓住从头顶飞过的苹果。他顺着声音看去，是他的老同学吴辉耀站在路边向他招手。吴辉耀的老婆刘梦醒拎着一网袋苹果跑进了队伍，把它塞到朱爱莲手里，叫她拿给大家吃。
“真开心，”吴辉耀站在路边继续喊叫着，“人民力量的大检阅！我看到了好几个老同学。干臣在农学院的队伍里，刚过去十几分钟。他对我说，他在天安门广场遇到了谢尧辉。”
“是吗?谢尧辉也去了天安门广场?”王志康回想起谢尧辉调皮捣蛋、目无法纪的样子。早在高中时期，他就公然宣称要他爱国起码还要等二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去了香港。转眼二十几年过去了，没有想到他会冒着生命危险到北京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争取民主自由的示威活动，莫不是他真的在实现自己的诺言!“来吧，”王志康邀请吴辉耀，”到我们队伍里来。我们边走边聊。”
“我?你们的队伍?”吴辉耀往后倒退一步，“你们都是大学者，我可不敢当。梦醒，快回来，万一被冲散我可找不到你了。”
刘梦醒听话地回到了丈夫身边。路边人群蜂拥，很快就把他们淹没了。王志康心中有数，吴辉耀是不会加入游行队伍的。什么”你们都是大学者，我可不敢当”，这不过是他的托辞。那家伙从小就油嘴滑舌、虚头滑脑。
考古队的办事员小秦快步跑到前面，”王队长，胡书记叫你马上回去。”
“什么事?”王志康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扬眉吐气、意气风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他不愿意离开这支豪壮的队伍。
“我不知道，”小秦说:”好像挺急的。他叫你无论如何马上回去。”
“那么好吧。”王志康无可奈何地说。他回过头嘱咐身后的朱爱莲，”我走了。好好照顾老教授们。”
人们仍在愤怒地高呼口号。看着离去的丈夫的背影，朱爱莲扯开嗓门关切地高喊，”志康，小心啊!”
她的叮嘱被口号声淹没，王志康没有听见，继续头也不回地随小秦走了。
(7) 1989年6月12日，广东省省会广州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垃圾场。
人就像虫子一样， 整天在你争我抢。
吃的是良心， 拉的是思想。
有没有希望? 有没有希望?
简直是故意捣乱，有人在礼堂外面放流行歌曲。手提收录机的音量开到了最大限度，流行歌星何勇用声嘶力竭的声音在吼叫着上面那首颓废没落、荒谬绝伦的歌曲。武建湘强迫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平暴文件上，继续按照自己准备好的讲稿作报告。
广州黄埔船厂在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厂长兼党委书记武建湘代表厂党委端坐在主席台上，宣讲着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平暴文件。台下坐着几千名工人，黑压压的一大片。许多男职工在看小报，许多女职工在打毛线。他们好像并不感激党中央为他们平息了一场反革命暴乱，保住了他们的铁打江山。这些认为共产党的伟大胜利与己无关的人还可以忍受。他们自己不听，起码没有影响别人。最可恶的是那些既不看报又不打毛线的男女青工。他们自己一句不听，还要乱发议论，怪话连篇，故意与党中央唱反调。把整个会场搞得沸沸扬扬、一片混乱。武建湘怀疑，除了他自己，全场好几千人里究竟有几个人在听他的报告。
“反革命暴乱?”一个青年工人在愤愤不平地对身边的女友说:”北京有那么多暴徒，你相信吗?”
“什么暴徒？就是与你我一样的平民百姓。”他的女友回答:“你在电视上看到没有?一个小伙子一手拎着手提袋，一手拎着从身上脱下来的衣服，一个人挡住了一长串坦克。他是那么勇敢，那么豪迈，我激动得哭了。”
“别说你了，”第三个人插话，”美国之音说，在看了这个镜头以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也感动得流出了眼泪。”
“可是，你们还记得电视片的解说词是怎么说的吗?”男友模仿着解说员的声音，用纯正的普通话说:”’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看出，如果我们的铁骑继续前进，这个螳臂挡车的歹徒难道阻挡得了吗?摄像机拍下的画面同西方某些国家的宣传恰恰相反，正好说明了我们的军队保持了最大的克制。’”
“信口雌黄、肆意诬蔑!”女友气愤地说:”哪有一手拎手提袋，一手拎衣服的歹徒!要真是歹徒，他会一手端冲锋枪，一手拿反坦克手雷。”
“就是!”第三个人说:”共产党的喉舌连撒谎都不会。你可以说他螳臂挡车，但是绝对不能说他是歹徒。他明明是一个毫无戒备的老百姓。”
“喂，你们说怪话小声一点好不好。”一位老师傅打断了三个年轻人海阔天空的漫谈。他压低声音提醒他们，”厂长夫人就坐在旁边，你们多少总要给她留一点面子吧?”
黄埔船厂附属医院内科主任赵玉莹医生听到了他们的全部对话。她羞愧得满脸通红、无地自容。她一直以自己的丈夫是一厂之长，是好几千人的父母官而感到自豪。现在，她生平第一次感到，做厂长的夫人原来是如此不得民心。她不明白中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她的少年时代，中国共产党是那么倍受中国人民的爱戴和拥护;而现在，它却受到了全国老百姓的普遍厌恶和鄙视。前后才二十几年，这倒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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