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历史学家、政治学家都把戈尔巴乔夫第一向戈尔巴乔夫第二的转化视作一个谜，他们兴致盎然去“猜”这个谜，但是，连一些苏联党史学者、苏共高参都感到揭开这个谜底的难度很大。不过，有几个事实是值得注意的：第一，斯大林模式的专制、恐怖社会主义在戈尔巴乔夫的思想上引起反弹。虽然他在公开讲话时一再表示对社会主义的肯定，但没有把他口中的社会主义和斯大林的名字连系起来。这似乎显露出他并不认同斯大林的“兵营式社会主义”。
第二，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暴政的揭露和批判，并且在他登上权力最高峰时推行“非斯大林化”政策，在苏联人的思想海洋上，掀起了翻腾巨浪，戈尔巴乔夫不可能不受赫鲁晓夫“解冻”时代的影响。中共喉舌早就指责“戈氏继承和发展了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的理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完全转向了民主社会主义。” (1)
第三，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登上总书记的宝座时，面对的是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局面。他意识到“苏联再不能照样子生活下去了”，于是着手进行改革。他大刀阔斧地改组了领导班子，结束老人政治。跟着进行经济改革，其后开展政治改革。这是崎岖曲折、时有失误的道路。戈尔巴乔夫经受了巨大的困难、沉重的挫折。
如果说这几桩事实和戈尔巴乔夫政治思想的转变有很大关系，那就可以把这些事实看作是戈尔巴乔夫第一转化为戈尔巴乔夫第二的客观因素。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次要的原因。例如在莫斯科攻读法律时，他的同室好友捷共党员姆伦纳尔，思想上受过西方传统文化的薰陶；两人在同一间房子里度过五个春秋。姆伦纳尔回国后任捷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1960年“布拉格之春”的领导成员，其后流亡奥地利。有一次他回忆和戈尔巴乔夫一起生活的经历时说，戈尔巴乔夫曾和他谈过对列宁的一些历史问题存疑，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可见由于耳濡目染，戈尔巴乔夫年青时虽被学校当局视为忠诚的共产党员，时常公开称颂列宁，但心灵上的列宁主义结晶体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更不用说斯大林主义了。
求学时期对异见人士的接触，思想感情的交流，可能直接影响了后来戈尔巴乔夫对别的异见人士的态度。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后，对异见人士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态度，按苏联法律，持异议就是犯罪。但戈尔巴乔夫明言：只有在不同政见者违犯法律时才对他判刑。1986年，他批准了著名的异见人士萨哈罗夫妻子出国治病，这在过去是不可想像的事。萨哈罗夫在1980年未经审判就被流放到对外封闭的高尔基城，这是克格勃的杰作，他们胡说萨哈罗夫“危害国家安全”（中共抓异见人士往往效法苏联克格勃这个做法）。1986年底，戈尔巴乔夫向高尔基城打了一个电话之后，在那里流放了七年之久的前苏联原子能研究所院士萨哈罗夫就回到莫斯科了。
还有一例：当年八月，著名的异议诗人叶夫图申科写了一首针砭时弊、暗批斯大林模式和官僚主义的诗，按老规矩是一种“危害国家安全的危险行动”，但由于诗人写了一封批评管制文学创作的信给戈尔巴乔夫，他的“造反诗”在《真理报》上发表了。
从这些例子可以认识到，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心中晃动着人权、人道的影子，这和过去的总书记有很大的距离，和中共一代代的领导人截然不同。中共攻击当年戈尔巴乔夫“转向民主社会主义”，难道专制社会主义才是不应该受指责的吗？
在斯大林问题上，中共几代领导人（包括胡锦涛）的观点和戈尔巴乔夫也是云泥之别。对斯大林主义迥然不同的态度，是戈胡两人思想分歧的重要指标。
戈尔巴乔夫在二战后还表露出他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厌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胜利40周年的纪念活动时，俄国有一些老兵和组织要求恢复斯大林的名誉，将伏尔加格勒这个城市恢复原名斯大林格勒，但被时任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否决了。此举让苏联大多数知识分子（他们恨透暴戾的斯大林）松了一口气。人们为戈尔巴乔夫禁制暴君的幽灵从地下冒出来而高兴不已。
比对戈尔巴乔夫，胡锦涛的思想反差很大，使人怀疑他是百分之百的斯大林主义者。
八十年代中期，当了京官的胡锦涛（1982年1985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在公开讲话中往往用斯大林的话语教训下属，可见斯大林主义已渗透了他的骨髓。
为什么胡锦涛那样迷信斯大林呢？
胡锦涛的青少年时代，正是共产党（包括苏共、中共）把斯大林奉为神只的时代。喜欢唱歌的胡锦涛，应当唱过：胜利的旗帜哗啦啦的飘，
千万人的呼声地动山摇，
斯大林，毛泽东，
斯大林，毛泽东，
像太阳在天空照(2)。
郭沫若也曾狂颂斯大林是“太阳”，是“父亲”。个人迷信的毒液，流进千万年轻人的血管。
当年中共中央发表的干部必读的“九评”(3) 中《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大书特书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毛泽东虽然不赞同斯大林某些看法和做法，但整体上却是斯大林的信徒。毛泽东认为“斯大林同志是一切被压迫者的救星”，“他领导着伟大的苏联，领导着伟大的共产国际，领导着全人类的解放运动”。“革命阵线的指挥官是谁呢？就是社会主义，就是斯大林。斯大林同志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者。”毛泽东还强调说，“我们要拥护他，还要学习他。”(4) 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直言“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有矛盾……我们天安门前挂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愿望的。”(5) 作为忠诚的共产党员，胡锦涛当然把毛泽东一言一语作为真理（伟大领袖句句是真理嘛）。
既尊毛，又尊斯，在邓小平时代之前，胡锦涛头脑中就是立着两尊神。
当然，尊斯（大林）包含尊列（宁）。斯大林关于所谓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邪说，主要是从列宁那里学来的。列宁对斯大林并不那么欣赏，甚至不主张斯大林接他的班，但是他后期的“领袖专政论”，恰好为斯大林的独裁、专制、恐怖统治作了理论基础。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的大量罪行之后指出，斯大林是“凶手”，是“刑事犯”，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但是中共中央的“九评”却为斯大林的罪行辩护，并反驳赫鲁晓夫的“咒骂”说：“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是‘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这岂不是等于说，苏联人民在长达三十年之久的一段时期内，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而是在‘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的‘暴政’下生活的吗？伟大的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诬蔑！”诡辩家是可怜还是可耻？难道他们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专制本质完全无知？难道他们对苏联人民几十年在俄国历史上最大独裁者的暴政下受苦受难的情况可以一笔抹煞？
最雄辩的是事实。在斯大林时代，在残酷的暴政下，惨遭杀害的人超过二千万，几乎占了苏联总人口的九分之一。1934年参加十七大的党代表中被捕、被杀的竟达1108人，超过总代表人数的一半。十七大选出的139名委员中，被捕或枪杀的有98人。几年内苏军5名元帅3名被枪杀，15名集团军司令中有13名被整肃，195名师长只有85名留下性命。翌年苏共领导人布哈林以叛国罪被处决。胡锦涛应该欣赏过许多中国人看过的电影《列宁在1918》，影片有一情节，描写有人要营救被刺客追杀的列宁，路上遇见布哈林，问列宁去向，布哈林故意指示相反的方向，拖延了营救列宁的时间，电影观众看到这个镜头都恨透布哈林，谁知这是“阴谋文艺”，是子虚乌有的事，斯大林就是用这样的手法陷害布哈林。
斯大林的暴虐行为并不是斯大林错过的全部，更重要的是他一意推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并把这种社会主义模式通过第三国际等渠道向中国和东欧各国推广实施，使得这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专制管治之下，数以十亿计的人民受尽痛苦。有些人把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归功于斯大林，其实这是对历史的蒙昧，或误会，或歪曲。斯大林把抗德侵略战争中苏军在伏尔加格勒打的一场的大胜仗作为他自己管治苏联的丰碑，因而改这城市的名字为斯大林格勒，但是不得人心，最后在苏联人（包括戈尔巴乔夫）的反对下恢复原名。这是对斯大林的公正历史评价事例之一。中共和毛泽东，为什么着重宣传斯大林，另方面严厉谴责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呢？是由于对历史真相大白的恐惧，恐惧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或具有斯大林色彩（特别是坚持一党专政、领袖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动摇，恐惧斯大林化的毛泽东自己及其掌握的政权受到打击、挑战，恐惧他自己的身边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毛就是把刘少奇看作“中国的赫鲁晓夫”，因而让他一手点燃的文化革命火焰把刘活活烧死），恐惧非斯大林化的风浪淹没他的一切（包括党天下的政权）。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斥责我们国内有人跟着苏联人转，把斯大林“贬到地下九千丈”，因而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斯大林评功摆好。(6)
胡锦涛从中学到大学的学习过程中，不可能接触到批判斯大林的文字传媒，在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的“必读书”中，他读到的是歌颂斯大林和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文字，当然更经常精读的是毛泽东著作。事实上他信奉斯大林主义的思想是从毛着中得来的。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教训党内同志要“如同斯大林所说的那样，把革命气慨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7) ，胡锦涛就遵从毛泽东的指示，用毛泽东背熟的斯大林语录几乎照着背书一样教训下属：革命气魄“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力量，它不知道也不承认有什么阻碍，而以其切实坚韧的精神扫除一切阻碍”。由此可见，崇毛和崇斯是二而一的事情，实际上毛泽东就是“中国的斯大林”或“秦始皇加斯大林”，这样的定性应该比他自诩“秦始皇加马克思”或“马克思加秦始皇”更加贴切。
胡锦涛对“中国的斯大林”的迷信，表现在他上任总书记后的三次活动。第一次（2002年12月）“外访”，是到河北西柏坡朝圣。这是1949年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胡“瞻仰”了毛泽东故居，还向身边同志发表“我们一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两个务必’”(8) 的讲话。
第二次（2003年8月）“考察江西”，登井冈山。胡瞻仰了毛泽东故居，宣扬毛“不朽的历史功勋”。还说：“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我们要教育全党全国人民学习和发扬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矢志奋斗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德，坚定不移地把他们开创的、几代共产党人为之持续奋斗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第三次（2003年10月）“考察湖南”，“专程（到湘潭）瞻仰了毛泽东故居。”胡又一次遵从毛泽东指示，引用毛泽东的“两个务必”教训干部。
历史说明，毛泽东在统治中国二十多年中，制造了一个个巨大的灾难，一般老百姓都在无法无天、领袖专政之下受尽痛苦。毛泽东死后，人民把他从神台上拉下来，现在胡锦涛又要把他捧上台去。但是，胡又不是一点也不知道民间对毛所作所为的愤懑，因而在他三次朝圣的新闻报道中，都用了比较底调的手法，小心翼翼地淡化他的个人崇拜色彩（胡就是害怕民间反对对毛的个人崇拜），可谓煞费苦心了。
胡锦涛还把邓小平捧上神台，对之毕恭毕敬，五体投地，言听计从。从贵州到西藏，到攀登权力珠穆朗玛峰，胡一直踏着邓小平的足印走。胡锦涛所以能平步青云，越级而上，主要靠的是他灵魂深处的三尊神，特别是第三尊神。（下篇阐析胡与他的第三尊神的“天人合一”）
注(1)《言论中国》375页
(2) 歌名《全世界人民心一条》。另一版本把“斯大林，毛泽东”改成“毛泽东，斯大林”。
(3) “九评”指1963年至1964年中共中央《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4) 《新华月报》1950年新年号。
(5) 《毛选》第5卷477页
(6) 《毛选》第5卷286页
(7)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的《工作作风》
(8) “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选》1400页《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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