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不是人人，但至少是相当多的人都希望，在这个日子之前，另一个日子先来。那个日子人人心中有，个个嘴上无，无论是期盼它的人，还是恐惧它的人，心里都明白，那个日子像这个日子一样，无法躲避。洗雪沉冤的日子的到来速度，与一个国家进步的速度成正比。看来，中国的在政治上的进步还是慢于自然规律，社会心理的阴雨期还是长过一个伟人的余生，信息时代的赵紫阳还得怀抱农耕时代陆游式的遗憾长眠。不知道他临行前是否也遗诗后人：“王者重整乾坤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赵紫阳先生与我并无多少个人交往，我并非他的什么“智囊”，更不是他的秘书。我作为一个政策研究人员和讲稿写作组成员，主要为胡耀邦先生工作，在胡先生被贬后，我们的工作单位被赵先生慰留。当时被慰留的还有为胡先生工作的中共十三大报告起草组。我们组的负责人郑先生把报告草稿和办公室的钥匙同时移交给赵先生的班子，不久，赵先生让我们继续工作，郑先生说，“我们关门了。”赵先生说，“门关了还可以开嘛。”
他不把胡先生的人当外人，他知道胡先生的门和他的门是相通的，所以不用关。但六四后，他被某些人描绘为胡先生的构陷者，这成为他晚年的一块心病。有朋友建议我为赵先生作传，在他的联络人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有点迟疑，说先要征询他的前大秘鲍彤先生的看法。这不是不信任，他可能是担心，作为胡先生的前外围工作人员，我能否在处理他与胡先生的关系时保持公允。为避嫌疑，我没有考虑做那件事。其实，他是胡先生的战友，不愿意被误解为胡先生的对手。在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和政治事件中，赵先生都是胡先生的坚定支持者。在1986年的学潮中，赵先生在书记处会议上支持胡耀邦的开明立场，明确表示，“学生闹点事并不可怕，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考验。我们要学会在中小动乱中建设现代化。”据我所知，捅进胡先生后背的第一把刀子，来自另一手，那只手是胡先生从未防备过的。
但并不是说我与赵先生从未有过直接工作接触。1987年至1988年，赵先生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我是该组的工作班子──秘书组的三名副组长之一。每次小组开会，对于我都是一次洗礼，赵先生的睿智、洞察力和简化复杂问题、深化简单问题的能力令我叹服。在我看来，他比当时某些名经济学家们有更深的理论功底，更不用说现实透悟力了。当时的经酶母镎(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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