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共正式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的历史目标，并且指出，那将是一个“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这是一个财富增长的时代。改革开放的25年，是社会财富高速增长的25年，也是社会利益日益多元化的25年。在财富积累过程中，由于对财富和资源的占有程度和占有渠道的不同，以及与此互为因果的地位和权力的不同，我们的社会，已由几大阶级，变迁为共处的若干阶层和更多的群体。
这是一个利益分化的时代。但是，如果分化超出了公平的底线，则将在各个阶层和各个群体间制造出鸿沟和对立。这不仅有损社会公正，还将影响社会和谐，成为社会不稳定甚至动荡的根源，使得所有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社会利益必然分化，但社会共同体不能分裂。我们应该理性地看到：目前社会分化的本质，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整个社会财富整体增长的前提下，由于利益分配不平衡或不公平引发的利益分化，引致不同阶层间和群体间的利益冲突。通过政策的调整和规则的重构，我们完全应该且能够重新协调各方利益，预防分裂和冲突的发生，走向和谐。
这是一个权利申张的时代。每一个阶层，每一个群体，每一个个人，都有权力主张自己的权利。但是权利的申张，不应是恃强凌弱，不应是以暴易暴。只有在理性和法治的秩序中，才能实现互利和共赢。
这是一个渴望和谐的时代。平衡财富分配，扶助弱势群体，推动社会公平，构建和谐社会，是2004年舆论的中心议题。人民的意志升华为执政党的主张，并在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被具体化为“维护群众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勿庸讳言，社会冲突在2004年已显出苗头。我们更希望，这一年成为中国走向和谐社会的新起点。(本刊记者/唐建光)
以民为主是和谐之源
2004年，中国恰好跨入人均产值800～1000美元大关，即进入利益分化、甚至利益冲突的多事之秋。社会发展进入了高风险区域，这是改革开放步步深入的标志，也将考验我们这个民族是否有智慧化冲突为和谐
这是改革开放第25个年头，背负两千年帝国传统、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一个巨型社会，正在涉入现代化转型的深水地带。
现代性产生稳定，现代化却产生不稳定。社会学则说得更为具体：当发展中国家突破人均产值800～1000美元大关，即进入利益分化、甚至利益冲突的多事之秋。经济统计告诉我们，2004年的中国恰好跨进了这一门槛。由此而言，这一年出现一连串社会冲突新闻无论是全局性的信访洪峰，还是中西部地区的群体事件，都不应该让人意外：社会发展进入了高风险区域，这是改革开放步步深入的标志，也在考验我们这个民族是否有智慧化冲突为和谐。
两千年封建传统，一百五十年血火历程，三十年“阶级斗争”，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沉淀有种种戾气。西南小市街头，仅因市井之徒一句狂言，即能点燃民众愤怒，并迅速扩张为街头暴力事件。所幸地方当局“柔性处理”，化解了这一突发事件。此一事件或可证明现代化确实带来不稳定，而“柔性处理”则意味着政治文明的积累。循此方向，方能顺利完成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以此为前提，也才能实现社会和谐的软着陆。
然而，时下并不是所有官员都能理解并接受什么是“柔性处理”。在另一些地区，官员为寻找不到民众对话代表而发愁；一旦事件平息，则“枪打出头鸟”，不抓人、不捕人就不足以平“官愤”。秋后算账能得逞于一时一地，但在社会总效果上，则使民间积怨重归沉默，沉默一旦爆发，最终牺牲的是当地社会的和谐。
以往种种悲剧性事件说明，能够破坏社会和谐的祸首，并不在这个社会的外部，而是社会内部部分官员对民众根子上的不信任。要拒绝外部世界对中国的 “妖魔化”，首先就应该反对这个来自内部的“自我妖魔化”：一有冲突，不能坦然视之，遵循法治轨道理性化解，而是视之为洪水猛兽，急欲打压。
改革开放进入第25个年头，已经出现“开放”推动“改革”的深刻变化。今年是中国加入WTO第三年。各行各业都在清点入世以来的成绩单，国外的评价似乎也令人满意。但是不能忘记，在经济运行“入世”的同时，社会生活的另一些方面也在“入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是签署了《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这是政府诚信的最大所在。如果我们在落实公民权利方面，积累起与经济入世一样令人瞩目的进步记录，那么中国的市场经济资格问题，也不必满足于拉美、南亚这些国家相继承认，应该获得更为可喜的进展。
改革开放进入第25个年头，还出现了“民知”倒逼“民主”的生动局面。民众知情权的步步扩大，必然带来步步扩大的民主要求。知道，知道(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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