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血腥的一九八九之后，许多国人便匆匆地开始了“逃离中国”。这个过程以“用脚投票”为特征，显示了国人特有的“东方式的聪明”。这一选择，虽然暂时地避开了北京城笼罩着的巨大恐惧（当然，不少人是被迫地）。但同时也意味着其中的一些人，将自己送上了“自我放逐”的不归路。对这些人来说：十五年来，重返家园只能是梦中的美丽神话。个中的“艰辛”与“肠断”，只有圈中人才能体会良深。不幸的是，笔者恰恰是这部分人中的一员，我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称谓－－－流亡海外的民运份子。
十五年来，一方面我们必须在西方社会的生存压力下，承受着流亡生涯的全部伤痛。另一方面，吾辈这些不甘虚度年华的流亡者们，又以最大限度地展开自身生命价值为目的：承担起“追寻自由与反抗专制”，这一道义责任中所包含的全部复杂内容。对于这些复杂内容，可以有多层次，多角度，多种范畴的理解和表达。例如对“民主政治追求”与“个人行为责任”，“中国社会现实”与“民主运动实践”之间关系的探讨等。于是我发现：所有的问题都涉及到一个深刻的历史真实，即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提出的：“人创造历史而又为历史所制约”这样一种论断。换句话表达：即我们投身于任何“追求中国民主进程”运动中的政治选择，都必须以付出参加者“自愿牺牲”人性中的自由选择权利为代价。“逃离中国”只是意味着我们与“黑暗专制”的告别，获得人身自由的开始。然而，“逃离中国”绝不只是通向幸福欢乐的坦途，它像怀着喜忧参半复杂心情的历史编剧，既在历史的变化中挖掘着我们人性中的本能，使我们日益远离那已变得光怪陆离的丛林世界，以保存我们赖以生存的人性尊严和价值；但是另一方面，随着时光无情的逝去，我们生命中的原质性和原创力也在不断地萎缩，理想的光芒渐渐地暗淡。面对大洋彼岸铁幕笼罩下的故土，关注着中国政局的变化趋势不可逆转地前行，我们：“获得了天空却失去了大地”－－－这大概就是海外民运无可回避的现实“困境”了。
当袁红冰先生提出了：“海外民运如何从历史边缘重返历史中心舞台”的政治命题后，我们又听到：“海外民运必须结合中国大陆的现实状况重新定位”的建言。如何超越已深植在我们心灵深处的与中国现实脱节的疏离感。如何摆脱已“运动”了十五年之后，仍在“政治名相”掩饰下的那种深刻地孤独。也许这就是海外民运发展到了今天所必须正视的历史责任了。对于“现实困境”与“重返中心”的认真思考，几乎是所有真正的民运人士无法逃避地政治考题。虽然，出于某种不可言表地无奈，我们中的一些人以“历史可理解”的方式，在“善意的与统治者互动”中尽力表现着他们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也绝非是狭义的“文化批判”或“文化否定”，而是社会进步普遍意义上的“制度批判”。他们欢迎现代文明的到来，承认民主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然而，他们也并不愿意公然挑战“武装到牙齿”的统治者。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旗帜下，他们成功的原谅了自身的人性弱点（当然，这之中绝不包括扬建利等真正的勇士）。而正是在这个思想层次上，海外民运才没有跳出对中国社会变革理论那种病态的解说。至少，海外民运没有为急剧变化的中国大陆提交出一份象样的“病理学”或“诊断书”。
就这一点来说，近年来，在中国大陆严酷政治环境下涌现出的一批“自由主义学派”思想者们，他们是从另一种角度来思考中国的政治变革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的。与海外民运理论家们超然冷峻的政治理论不同，他们的阐述更充满着对中国人前途和命运极其忧虑和关切的情怀。“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成员中的许多作品，即传达了这种人文胸境。而进入了网络化时代的今天，他们的影响正日益穿透着专制的铁幕，引起了国人深入地思考。而在大洋此岸的海外民运中，却仍未想到什么是我们的“命运共同体”。各路英雄豪杰们，仍然陷入在虚幻的场景中难以自拔，误解，嫉妒，排斥，对抗充斥在自己赖以生存的“命运共同体”中。因此，在我的理解中，袁红冰先生提出的：“海外民运如何重返历史中心舞台”的命题，恰恰需要从“如何重建民运道德文化”的角度开始解答。我对此所产生地思考；正是对维系自己“命运共同体”世界的关注。这也许是在理性表达之外的对“历史可理解”的更情感式的解读。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感性比理性更能触摸到我们命运的深层。
其实，不论是海外民运中的同仁，还是在大陆的“自由主义学派”思想者们，我们面临地是同一个“政治死结”中的“侼论”。令人无奈的是，这个“侼论”早在中国落入了中共的专制魔掌时，就已深深地根植在中国人的命运之中了。也许这个命运将伴随着几代中国人的终生。面对于此，国人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宿命的，它将导致悲观主义，最后放弃人性的价值和尊严；另一种是反抗的，它力图在“侼论”的困境中以“谭士同式”的精神走过中国人完善自我的过程。这是更高的人性层次。我把它理解为袁红冰所倡导的“英雄人格哲学”，在这个层次上，已有许多中国人（其中包括那些不知名的普通人）这样做了。不少人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就海外民运而言，有“扬建利式”的理想主义支持下的舍身求仁，也有王炳章“重建中华民国”旗帜下的惨淡失败。他们都秉持着对追求社会制度进步普遍意义上的批判精神，同时又并不停留在仅仅是作为思想理论研究的某种假说上。他们均试图创建一种能唤起人们希望和力量的，以根本改变中国命运历史性努力为方向的操作模式（虽然这两位书生都没有成功）。他们都认为：在海外民运中，大家以相互理解为取向的“交往行为”中，包含着对人的价值，尊严，作用，地位等的肯定。即对人性主体的肯定。而在专治制度扭曲下，以“功利取向”目的性行为所导致的普遍虚伪，已刻意掩饰了人们内心世界“剧场化行为”对自身所带来的伤害。而深受专治文化毒害下的海外民运，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其中。他们都曾长时期的困扰于这个怪圈中（我们又何尝不是？）。于是，我们只好用一句话自嘲，曰之：民运文化使然！而在我看来：当代海外民运文化的根本症疾就在于此；医治这个症结就在于民运圈中人士的自我反省。（虽然笔者自知人微言轻，无法提出袁红冰先生倡导的：“海外民运道德文化重建”这样一个庞大命题）。但面对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严酷现状，海外民运难道不应该跳出自身文化所造成“怪圈”吗？我们难道不是更应该从丰厚的历史，文化，民族等多重层面及多维角度来思考中国这个“政治死结”所带来的“侼论”吗？
作为肩负推动中国民主化历史重任的政治力量－－海外民运；汲取历史教训，广泛开拓视野，寻求超越自身限制的积极路向：即通过坦诚的对话－－－各组织，各区域之间的平等交流，促进我们的相互了解，像民运发展史上曾出现过的地理连接那样（我们不是已成功建立了遍布世界各国的分部了吗？），来再造民运文化精神纽带上的“丝绸之路”。如能这样，虽然我们无法立即解开钳固在中华民族历史宿命中的 “政治死结”。但至少有助于我们穿透“中国侼论”的迷雾，从而把握住中国社会发展脉动的“实感”。当然，我们也不能对各种复杂的思路或取向作简单的评判。笔者深知：就海外民运的现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命运之侼论）而言，也许只能有待于民运理论家或思想家们从哲学，历史学，乃至人类学的层次上才能够阐述清楚的。而在实践层面上，笔者仍以为：我们面临是又一种形式的“万里长征”。不过尽管如此，民运中人的相互探索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也是虽然不成功，但我们还是“乐此不疲”的筹办各种“民运会议”后面的深层原因了。
对民运文化的思考（本质上是对流亡政治文化的思考）。对于竭力改变政治流亡运动的艰难处镜，摸索走出从“逃离中国”到“重返家园”的历史性转变，有着不可忽视的特殊意义－－－即在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寻找到新的转型路向。不必讳言，海外与大陆的脱离是我们所面临的根本困境（由于铁幕的隔阻）。但笔者仍然认为：一个成熟的政治运动，不仅仅在于应对自身的全部历史文化进行反思，亦应对整个民族文化，历史经验，社会现实等问题进行理智省察。而后者体现的是对整个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民主运动要走向成功所需要的真正力量正在于此！
作为一个已流亡多年的漂泊之人；作为民运队伍中的一名小卒；我无力真正回答“海外民运必须结合中国大陆的现时状况重新定位”这样一个政治现实感，压力感如此之大的问题。在以往逝去的岁月中，我们（至少我本人）有着太多太多的“无奈”，也付出了太多太多的“教训”。写下这篇小文，只是有感于这些天来我们又要“开会”了。只希望这个会不要再次“运动”的不可开交（尚不知道，只觉得筹备初始就极其不顺，个中原因“扑朔迷离”，非我等草民可以解答）。因此觉得与其“花钱不讨好”，还不如静下心来想一想：下一步，我们究竟应该怎么走？
潘晴
2005/01/14于纽西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十五年来，一方面我们必须在西方社会的生存压力下，承受着流亡生涯的全部伤痛。另一方面，吾辈这些不甘虚度年华的流亡者们，又以最大限度地展开自身生命价值为目的：承担起“追寻自由与反抗专制”，这一道义责任中所包含的全部复杂内容。对于这些复杂内容，可以有多层次，多角度，多种范畴的理解和表达。例如对“民主政治追求”与“个人行为责任”，“中国社会现实”与“民主运动实践”之间关系的探讨等。于是我发现：所有的问题都涉及到一个深刻的历史真实，即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提出的：“人创造历史而又为历史所制约”这样一种论断。换句话表达：即我们投身于任何“追求中国民主进程”运动中的政治选择，都必须以付出参加者“自愿牺牲”人性中的自由选择权利为代价。“逃离中国”只是意味着我们与“黑暗专制”的告别，获得人身自由的开始。然而，“逃离中国”绝不只是通向幸福欢乐的坦途，它像怀着喜忧参半复杂心情的历史编剧，既在历史的变化中挖掘着我们人性中的本能，使我们日益远离那已变得光怪陆离的丛林世界，以保存我们赖以生存的人性尊严和价值；但是另一方面，随着时光无情的逝去，我们生命中的原质性和原创力也在不断地萎缩，理想的光芒渐渐地暗淡。面对大洋彼岸铁幕笼罩下的故土，关注着中国政局的变化趋势不可逆转地前行，我们：“获得了天空却失去了大地”－－－这大概就是海外民运无可回避的现实“困境”了。
当袁红冰先生提出了：“海外民运如何从历史边缘重返历史中心舞台”的政治命题后，我们又听到：“海外民运必须结合中国大陆的现实状况重新定位”的建言。如何超越已深植在我们心灵深处的与中国现实脱节的疏离感。如何摆脱已“运动”了十五年之后，仍在“政治名相”掩饰下的那种深刻地孤独。也许这就是海外民运发展到了今天所必须正视的历史责任了。对于“现实困境”与“重返中心”的认真思考，几乎是所有真正的民运人士无法逃避地政治考题。虽然，出于某种不可言表地无奈，我们中的一些人以“历史可理解”的方式，在“善意的与统治者互动”中尽力表现着他们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也绝非是狭义的“文化批判”或“文化否定”，而是社会进步普遍意义上的“制度批判”。他们欢迎现代文明的到来，承认民主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然而，他们也并不愿意公然挑战“武装到牙齿”的统治者。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旗帜下，他们成功的原谅了自身的人性弱点（当然，这之中绝不包括扬建利等真正的勇士）。而正是在这个思想层次上，海外民运才没有跳出对中国社会变革理论那种病态的解说。至少，海外民运没有为急剧变化的中国大陆提交出一份象样的“病理学”或“诊断书”。
就这一点来说，近年来，在中国大陆严酷政治环境下涌现出的一批“自由主义学派”思想者们，他们是从另一种角度来思考中国的政治变革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的。与海外民运理论家们超然冷峻的政治理论不同，他们的阐述更充满着对中国人前途和命运极其忧虑和关切的情怀。“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成员中的许多作品，即传达了这种人文胸境。而进入了网络化时代的今天，他们的影响正日益穿透着专制的铁幕，引起了国人深入地思考。而在大洋此岸的海外民运中，却仍未想到什么是我们的“命运共同体”。各路英雄豪杰们，仍然陷入在虚幻的场景中难以自拔，误解，嫉妒，排斥，对抗充斥在自己赖以生存的“命运共同体”中。因此，在我的理解中，袁红冰先生提出的：“海外民运如何重返历史中心舞台”的命题，恰恰需要从“如何重建民运道德文化”的角度开始解答。我对此所产生地思考；正是对维系自己“命运共同体”世界的关注。这也许是在理性表达之外的对“历史可理解”的更情感式的解读。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感性比理性更能触摸到我们命运的深层。
其实，不论是海外民运中的同仁，还是在大陆的“自由主义学派”思想者们，我们面临地是同一个“政治死结”中的“侼论”。令人无奈的是，这个“侼论”早在中国落入了中共的专制魔掌时，就已深深地根植在中国人的命运之中了。也许这个命运将伴随着几代中国人的终生。面对于此，国人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宿命的，它将导致悲观主义，最后放弃人性的价值和尊严；另一种是反抗的，它力图在“侼论”的困境中以“谭士同式”的精神走过中国人完善自我的过程。这是更高的人性层次。我把它理解为袁红冰所倡导的“英雄人格哲学”，在这个层次上，已有许多中国人（其中包括那些不知名的普通人）这样做了。不少人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就海外民运而言，有“扬建利式”的理想主义支持下的舍身求仁，也有王炳章“重建中华民国”旗帜下的惨淡失败。他们都秉持着对追求社会制度进步普遍意义上的批判精神，同时又并不停留在仅仅是作为思想理论研究的某种假说上。他们均试图创建一种能唤起人们希望和力量的，以根本改变中国命运历史性努力为方向的操作模式（虽然这两位书生都没有成功）。他们都认为：在海外民运中，大家以相互理解为取向的“交往行为”中，包含着对人的价值，尊严，作用，地位等的肯定。即对人性主体的肯定。而在专治制度扭曲下，以“功利取向”目的性行为所导致的普遍虚伪，已刻意掩饰了人们内心世界“剧场化行为”对自身所带来的伤害。而深受专治文化毒害下的海外民运，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其中。他们都曾长时期的困扰于这个怪圈中（我们又何尝不是？）。于是，我们只好用一句话自嘲，曰之：民运文化使然！而在我看来：当代海外民运文化的根本症疾就在于此；医治这个症结就在于民运圈中人士的自我反省。（虽然笔者自知人微言轻，无法提出袁红冰先生倡导的：“海外民运道德文化重建”这样一个庞大命题）。但面对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严酷现状，海外民运难道不应该跳出自身文化所造成“怪圈”吗？我们难道不是更应该从丰厚的历史，文化，民族等多重层面及多维角度来思考中国这个“政治死结”所带来的“侼论”吗？
作为肩负推动中国民主化历史重任的政治力量－－海外民运；汲取历史教训，广泛开拓视野，寻求超越自身限制的积极路向：即通过坦诚的对话－－－各组织，各区域之间的平等交流，促进我们的相互了解，像民运发展史上曾出现过的地理连接那样（我们不是已成功建立了遍布世界各国的分部了吗？），来再造民运文化精神纽带上的“丝绸之路”。如能这样，虽然我们无法立即解开钳固在中华民族历史宿命中的 “政治死结”。但至少有助于我们穿透“中国侼论”的迷雾，从而把握住中国社会发展脉动的“实感”。当然，我们也不能对各种复杂的思路或取向作简单的评判。笔者深知：就海外民运的现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命运之侼论）而言，也许只能有待于民运理论家或思想家们从哲学，历史学，乃至人类学的层次上才能够阐述清楚的。而在实践层面上，笔者仍以为：我们面临是又一种形式的“万里长征”。不过尽管如此，民运中人的相互探索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也是虽然不成功，但我们还是“乐此不疲”的筹办各种“民运会议”后面的深层原因了。
对民运文化的思考（本质上是对流亡政治文化的思考）。对于竭力改变政治流亡运动的艰难处镜，摸索走出从“逃离中国”到“重返家园”的历史性转变，有着不可忽视的特殊意义－－－即在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寻找到新的转型路向。不必讳言，海外与大陆的脱离是我们所面临的根本困境（由于铁幕的隔阻）。但笔者仍然认为：一个成熟的政治运动，不仅仅在于应对自身的全部历史文化进行反思，亦应对整个民族文化，历史经验，社会现实等问题进行理智省察。而后者体现的是对整个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民主运动要走向成功所需要的真正力量正在于此！
作为一个已流亡多年的漂泊之人；作为民运队伍中的一名小卒；我无力真正回答“海外民运必须结合中国大陆的现时状况重新定位”这样一个政治现实感，压力感如此之大的问题。在以往逝去的岁月中，我们（至少我本人）有着太多太多的“无奈”，也付出了太多太多的“教训”。写下这篇小文，只是有感于这些天来我们又要“开会”了。只希望这个会不要再次“运动”的不可开交（尚不知道，只觉得筹备初始就极其不顺，个中原因“扑朔迷离”，非我等草民可以解答）。因此觉得与其“花钱不讨好”，还不如静下心来想一想：下一步，我们究竟应该怎么走？
潘晴
2005/01/14于纽西兰(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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