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省身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12月3日19时14分在天津逝世，享年93岁。12月12日，著名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遗体在天津火化，并在殡仪馆举行追悼会。
《中国青年报》12月14日指出，当地某些部门的做法“值得商榷”。报道质疑，当局为了高官的到来，采取了限制人数的办法，又要求前去悼念的人要统一集合、集体乘车，不得私自开车去。而这一切规定的原因都是因为有官员领导去。
报道认为，天津当局这种做法“一刀切”，囫囵吞枣地限制人数的措施是“亲官员远学者”的做法。据指出，一些老教师、包括许多从北京、上海、浙江，以及国外赶来的学者，都要在北方寒冷的室外站立等候，无处可坐。只有官员、中国科学院院院士和少数工作人员例外。
据指出，集体坐车前来的北大、清华数学物理方面的几十位元教师，还有来自浙大、复旦的吊唁者，他们大多五六十岁，甚至年岁更大，其中不乏数学学科的卓越人物。因为怕堵车，他们来得很早，有的不到8时就前来等候，冻僵了手指冻疼了双脚却只能眼看着官员领导的小汽车一辆辆驶入，车要开到休息室门口。
又据指出，形成对比的是，众多各种头衔的官员，有的还很年轻。中国传媒指出，当天出席了活动的高官，包括了中国国务委员陈至立，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等。
《中国青年报》报道，一位院士看到同行被拦在门外，气得对执行任务的员警大声说：“你们只认官员不认数学家！”
这次事件引发的争议，并未因为新年到来而终结。中国官方人民网1月10日转载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陈省身不愿看到的一幕》。这篇文章，不单刊在该网的主要位置，据传还有许多读者争相阅读。
据中国官方资料，陈至立今年满63岁，她作为主管教育的国务委员，出席有关活动可谓是无可厚非。不过，她这次“不幸”被卷入这场风波，背后也许有更深层的问题。
一直以来，中国都被指有政治凌驾学术的问题，就连邓小平都对这个现象有意见。1965年文革前夕，有人正准备批判历史学者吴（“日”旁做“含”）的《海瑞罢官》时，时任北京一把手的彭真向邓小平反映此事，邓小平说：“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混淆在一起是最危险的。”后来，文化大革合果然就以批判《海瑞罢官》揭开序幕。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固然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相对之下，今天中国的学术自由虽已大为改善，但始终政治干预学术的指控仍是时有所闻。例如曾大力批评中宣部的北京大学学者焦国标，就被调离了教学职务；外界有一种意见认为，这就是“政治干预学术”的例子。
中国知名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在《艰难的日出－－中国教育百年回首》一书指出：五四以来中国知识份子争取学术独立、学术自由的努力，所标识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民国时期的“教育独立运动”以及蔡元培“超轶政治之教育”的改革等等，为中国留下了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杨东平在该书又指出：在1949年之后，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极左路线严重地戕害和扭曲了教育，政治凌驾于学术之上，政治教育取代了道德教化、人格养成和个性发展。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到文革中沦为为帮派政治服务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导致教育被摧残、中断的悲剧。
杨东平在这篇 2003年中国非典为祸时期所撰写的文章认为：“社会现代化是一个日渐倚重和确立知识权威的过程。这意味着在教育、学术与政治之间，以及在国家、社会和学校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确立一种新的价值准则和权力结构。这并不是将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相阻隔，而是要求按照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建立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教育不应是政治或者经济的简单附庸，不应是服务于短期政治、经济目标的实用工具。只有确认教育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确立教育、学术为社会之公器的价值，才能真正确立教育的战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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