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刀:死在2004——一名记者的采访手记
今天天很冷,冷得让我突然间想起了几个人,几个现在已经无法体会这世间温暖的人。他们都死在了2004,他们之间互不相识,他们此刻都游走在我心里。会计李洪山
10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已经睡了,手机忽然响起。一看,号码不熟悉,就没搭理。那边也没再打,过了几分钟,却发了一条短信过来:"刚刚接到法院内部消息,明天开公判大会,死刑,立即执行......"冰冷的一行字让我睡意全消。
第二天上午11点多,抱着侥幸的心理,给那边打了个电话,却不知道该说什么。那边察觉了我的犹豫,先说了:"毙了,上午(?)点多就没了。"我心里一沉,叹了一口气,挂了电话。
事情要从7月底说起。当时我刚从山东做完下跪的副市长一事,在回北京的路上接到河南一位同行的电话:"这里有个案子,我们报不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一问,才知道西华今年出了起杀人案,老干部局一会计把局长给杀了,一审已经被判了死刑。本来杀人偿命也属正常,但是会计却辩称自己是被局长胁迫做假帐,他胆小怕事,只得照做,案发前局长又让他做一笔14万的假帐,还让他找发票"填帐",他实在没办法,跟局长发生争吵,结果失手杀了人。然而法院的判决既没考虑他的辩词,也没对此做出甄别,所以死刑是判了,但是他说的是真是假,却没有结论。
过了两天,我收到同行转来的卷宗,判决书中对"假帐"、" 遭胁迫"的说法都是一笔带过;再看会计的供述,他连局长什么时候叫他做假帐、用什么发票填帐都说的非常清楚,比如某年某月某日局长报销过一部小轿车购置税,局里根本没有这种车,再有某年某月某日局长报销过10多部传真机,但局里一台传真机也没有……这些情况的真假,以现在的条件要查并非难事,可居然就没结论。看过卷宗,已先有了兴趣,报到部门,同事也觉得蹊跷:判死刑不是不可以,但怎么会如此不清不楚?
河南同行后来又告诉我,会计家属打听到消息,法院准备在十一前结案,也就是说会计的生命也就不过2个月。这同行善良、正直,帮着家属着急:“你能不能来?”我说我理解会计家属的心情,但是局长毕竟因此丧命,我去也只是去报道案件的疑点,不是替谁喊冤,那已经超过了我的能力。
8月底,我去了河南。刚到酒店住下,会计的内弟小雷就已经等在那里。他的姐姐,也就是会计的妻子不过是个家庭妇女,出了那么大的事,全靠这个在郑州工作的内弟来回地跑。我又把跟同行说的那番话说了一遍,他点头,我知道,我早就跟姐姐说了,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
随后我见了会计的辩护人、一位在河南很有名的律师。他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证明会计当初杀人的确事出有因,从法律角度说,被害人如果存在过错,对被告的量刑多少是会有影响的,不过这些都没被法院采纳。法院的判决书说,会计杀人原因就是“与局长素有矛盾”,有矛盾就会杀人?这种解释依然牵强,而且卷宗里显示,连局长亲属都没想到会是会计杀的人,因为两家关系非常好。
会计与局长家的关系好在随后的西华采访中得到了证实。我先去找局长的儿子,他就在西华法院工作,他不在,就跟他同事闲聊,他同事说所有人都没想到凶手是会计,包括局长儿子自己都惊讶得不得了;后来我又了解到,甚至局长家某人参加考试,都是由会计找人去“替考”的,这种事“素有矛盾”的人大概是不会做的--再退一步,在西华这样的小地方,局长会不用“自己人”当会计?
会计的妻子接受了采访,但是局长一家却拒绝了。我去法院找局长儿子时,他说自己在下乡,一两天回不来,另外他也不想再说什么,让我去找他母亲,如果她愿意接受采访的话。我便去了,因为不知道具体位置,到了地方后我就一家一家地问。这时一栋小楼里走出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倒垃圾,我就问她:“以前的老干部局局长家在哪儿您知道么?”她看都没看我,说:“不知道。”然后倒了垃圾回到小楼里。
又问了两分钟,终于惊讶地发现,原来那小楼就是局长家,那中年妇女就是局长妻子。我又去敲门,再无声息。旁边邻居老太太说,刚刚还看她进去呢,也帮我叫门,还是没人回应。
然后又去周口法院和检察院,本来这不是件很大的案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说是记者,马上便开始推脱。在检察院,我被公诉科推到宣传部,又从宣传部推回公诉科。好不容易公诉科负责人让我见着了,我刚问被告反映的那些情况有没有查证过,对方马上又让我去找宣传部。而法院最后给我的答复,则是一份我早已在手的判决书。
9月4日,我发了那篇《会计杀局长案内幕调查》,并不因为这案子真的有多大的内幕,从事件本身来说,它真的是很小,疑点也都摆在面上,会计说的是真是假?如果是假,调查后给个结论让他死得明白;如果是真,就衡量他杀人和局长假帐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也可能是死刑,这些家属都能接受,可为什么还会含含糊糊不清不楚?旁人说,局长家为给局长“报仇”,通过各种关系想让案子快判,这个是人之常情,我也理解,但是它却并不能成为疑点存在的理由,既然没人给出解释,我就只能如实反映这些疑点。
稿子发了没两天,局长家属托人跟我取得联系,说我报道不公,只听会计家的一面之词。我说当初是他们没接受采访的。传话的人口气很严厉,那你就能随便写随便报么?我不想纠缠,说:“那篇报道里披露的会计的话只是一部分,还有些更确切的,比如局长跟住在某街某巷的某女郎保持特殊关系,该女郎还到会计那里领过钱;此外,还有一位在发廊工作的女子甚至到局长办公室跟他相会,这些情况警方都是了解的,我们报了么?我们不过是就事论事,没有任何意图,您的意思是连这些我们也都去做核实报道?”对方一下哑了。
本来我以为事情到此为止,没想到一周后稿子的责编郑直告诉我,局长家属给报社发来一封律师函,措辞严厉,指称我报道意图不良,最有趣的是说我不可能在9月2日、3日两天内完成对郑州、周口和西华三地的采访又在4日发稿,“令人无法不怀疑该记者因某种原因未采访就炮制报道”--整篇律师函7个观点,我一一回了6个,就这个我回不了 --难道让我去点破他们怀疑我收了会计家的钱才去做的采访?这让我想起采访结束的那个晚上,小雷又来找我。谈话中他忽然拿着我的手机说,你这机器能拍照么?我说不能。他便放下了。片刻后旁人悄悄对我说,小雷说想送我一部可以拍照的手机。我当然是拒绝。传话的人忽然叹了口气说,小雷也就是说说,他也希望你拒绝,他现在哪儿还有钱做这些呢,他怕要是不说,你会觉得他不懂事。听得我一呆。
答复局长家属的信最终还是写了,有义务答复的我都答了,没必要说的一字没提。最后我写了一句话:“我们同情局长家属遭遇此事的悲痛心情,但也清楚地知道记者的职责所在。”此信回复后,局长家那边终于平静下来。
国庆节很快到了,没听说会计被执行的事,我一度以为,也许有关部门开始重新查案子了,直到10月底的那个短信。
我并没有见过这个叫李洪山的会计,他一直被关在监狱里。我只见过他辗转带给家人的一封信,他的字很漂亮,内容却是一片仓惶。信里说,上诉的消息他在里面听不到,家人有消息一定要设法通知他,如果改判有望,就给他送去苹果(意即"平安"),如果无望,就给他送去鹅("恶"),他就会想办法自杀,他在信里说"无论如何我不想被枪毙"。
2004年10月底的某一天,李洪山被执行枪决。
飞行员赵渊
这是另外一起非正常死亡。2004年6月29日,位于四川绵阳的中国飞行学院发生了一起教练机坠毁事故,机上教练、学员各一人全部遇难--当时网站和报纸有很多报道,我都没太在意,毕竟教练机出事故的几率比其他飞机大得多。
6月30号晚上,我跟小狗、小猫吃饭,他俩以前在(?)实习过,都是我的重庆老乡,而小狗毕业于川外附中,叫我师兄。吃着吃着,小狗突然就讲起了那起飞机事故:“我的同班同学死在上面了!”小狗是80年代生人,他的同班同学能有多大,所以我并没多想:“是那个学员麦?”
小狗摇头:“哪点嘛,是那个教练,他去年才大学毕业,屋头只他一个娃儿……”
这下该我吃惊了,一问,小狗同学赵渊才23岁,23岁就当飞行教练?又问那学员年龄,22岁--23岁的教练带22岁的学员?这实在有点不寻常,再一翻当时的报纸,报道的是“遇难的是一位有丰富执教经验的中年教练”。小狗说:“我们都觉得事有蹊跷,因为出事前两天,赵渊还在同学录上说,他特别累,一天要飞很多小时才能完成任务,不知道跟疲劳驾驶有没有关系……”
第二天,我用小狗的帐号登上了他们班上的同学录,果然看见了赵渊当时的留言以及留言板上的一片悲痛之声。小狗自己也是记者,他说这种事情有疑点媒体就应该介入,但是更多的人反对,他们觉得媒体介入只会“炒作”,因为当时民航飞行学院对媒体采访这样的字眼很敏感,他们认为有记者调查并不能帮赵渊父母获得更多更好的赔偿。
我发现赵渊的这些同学都很现实,尽管字里行间他们是那么不接受赵渊的死亡,但是跳出之后的重点都是如何帮助赵渊父母获得更多金钱上的赔偿--这样的留言看得我按捺不住,用小狗的名字发了言:“对赵渊父母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获得赔偿,还是知道孩子是怎么出事的?赔偿只是善后,如果不知道前因,如何善后?”我并不是要刻意去揭赵渊父母的伤疤,赵家就这一个孩子,父母都是下岗工人,失去赵渊就是失去家里的顶梁柱,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是我出了事,赔偿再多我父母都不会在乎,因为钱永远不如人,他们只会追问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这种现象很不合时宜,人已经死了,一群外人还在争论该不该让媒体介入,从目的上说他们都是善良的,但也是现实的,不过作为记者,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就不会假装不知道,也不会因为外界的态度就改变主意,所以第二天我就去了绵阳。
对整件事情,我最关注三个疑点:1)赵渊是否有飞行执教资格?从当地媒体披露的细节看,他还有一个月才能获得三级飞行执照,而那时才是正式教员。2)失事飞机是否存在机械故障?从事发情况看,飞机是完成一次起降后再次起飞时出事的,而且发动机有异常响动。3)赵渊是否疲劳驾驶?赵渊自己在同学录上说,他今年还有700多个小时的飞行,觉得很累,计算一下吧,还有6个月,还要飞700多小时,平均一月120小时,如果天天都飞,每天要飞4小时,如果减去双休日,每天要飞近6个小时,赵渊的累是不是因此而来?
和以前大多数采访一样,绵阳方面对我没什么好脸色。找了民航飞行学院多次,都以正在调查拒绝了采访。赵渊的父母被民航学院安排在一个“安全场所”,另外一位死者,22岁的学员肖铁的家长也从天津赶来了--采访学校被拒我有思想准备,让我没想到的是采访家属也如此困难。
先说赵渊父母,他们因为情绪悲痛,很多事情和决定都交给了赵渊姨妈来做。这位姨妈自己也在重庆一家媒体工作,然而她对我说得最多的,也是“先不想刺激学校,给赔偿带来影响”,我说想见见赵渊父母,她说现在不是时候。我问何时才是时候,她说如果学校坚持不赔偿,到时候还需要兄弟媒体多多帮忙--如果赔偿是胜利,媒体只是通往胜利的一枚棋子。当然这只是我心里的话,没有说出来。
第二天又去失事现场,看见三个来祭拜的人,两男一女,都很年轻。一问,是从天津赶来祭拜肖铁的,女孩就是他的女朋友。这时我才知道,肖家父母跟赵渊父母并不在一起住,“大概是不想两家人见面,对善后没好处,学校方面的考虑”。我又提出采访肖家父母,他们说可以代为转达。但是到了晚上,接到电话,觉得现在还是不见肖铁父母的好。我问为什么,那边说,担心他们受不了。人之死亡,自是重过其它,尽管心有不甘,但我仍能理解。
7月4日,稿子《调查绵阳6-29坠机事件》见报。虽然没有确切答案,却不妨碍将三个疑点提出。稿子很快上了新浪网,下午我回到成都,电话忽然响了,是肖铁的一个亲属辗转找到我电话号码后打来的:“天啊,我们都不知道你报道上写的这些情况,学校都没给我们说……”那边情绪很激动,还表示想再跟我细谈。我说,如果昨天能让我见你们,可能效果会更好,现在已经有些晚了。
等我回到北京,就看见民航学院发了声明,把三个疑点挨个做了详细的解释,然后给出个结论,媒体问这些问题是别有用心,是炒作,是不负责任。我冷笑,当初采访申请摆在你们案头时不着急,这时候急个什么,这些问题如果我不问,你们大概连死者父母都不会说吧?有些事情,在过去不披露被认为理所当然,现在却无法停住询问之口。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赵渊和肖铁最后得了多少赔偿,不过无论多少,对两家父母的伤害都是无法弥补的。
关于赵渊的资料我找到的并不多。他1999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附中,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曾当过他的老师。在飞机坠毁前一刹,他扳动机头,使飞机没有撞上那栋住着5口人的楼房和房前的高压线,然后坠落在冰冷的土地上。
在这里,写下这篇文章,给飞行员赵渊,和同样年轻的肖铁。
艾滋孤儿单单
有一段时间单单的死亡几乎让我不敢去想,一想就觉得触摸到了生命的尽头,那种灯熄油尽的凄凉,所以把她放在最后,因为她的离去比其他更颤栗。
2003 年12月,我在一个与文楼村齐名的“艾滋村”--河南柘城双庙村里采访了10天,那里有一个艾滋病感染者朱进中建的“关爱之家”。双庙是当年卖血的重灾区,3000多人的大村子,已经有300人左右病发死亡,留下很多孤儿。朱进中还没发病,还算“健康”,就把孩子陆续接到自己家里,跟自己的2个孩子住在一起。后来孩子越来越多,我去采访时,已经有53个孤儿住在他家。
在一年前,以个人之力抚养众多艾滋孤儿,凸显的大概不是个人的慈悲或者善良,而是社会现实对解决艾滋病问题的无力。我的开篇报道题为《55个孩子一个爹》,然后每天一个版,记录了55个孩子的55个新年心愿--不要以为这些孩子会要吃要喝,他们连麦当劳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中有17个人的新年心愿是要一套学习辅导书,10个孩子想要一身新衣服,还有15个孩子想要一个新书包 --12月4日凌晨5点,零下4度,所有的孩子都起床准备去学校早读,冻得睡不着的我也爬起来,看到一个孩子拎着一个塑料袋,一边跑塑料袋一边拍着他的屁股,里面放着课本和一只铅笔--那就是他的书包。
那次报道大概是报社历史上最感人的一次吧,3天里读者捐出了17万元现金和近10万元物品,很多读者在捐出数额不小的钱时都会叮嘱,这钱是给孩子们做体检用的;后方编辑也多次跟我商量,要我问清楚孩子中是否有感染者。我说送孩子去体检可以,但是就算有孩子是感染者,我也不会在报道里写。同事反对,认为应该如实报道。我说道理是这样,但是做这个报道我们只是想提供帮助,我不在乎得到帮助的是健康还是感染的孩子,我想读者也是这个意思,报道出来对外人有好处有坏处,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就没有任何好处。
争论半天,没有定论。有同事后来笑我“太入戏”,其实不是,每个人感染艾滋病都是隐私,我有什么权利披露孩子感染的情况?谁也不能因为有能力提供帮助,就拥有了窥视一切的权利。
不过我后来还是很认真的问了朱进中,这55个孩子中是否有感染者。他踯躅了半天才跟我点了点头,有,有一个。我心头一震,我采访了55个孩子的每一个,也给他们每个人拍了照片,他们很多人的名字和容貌,我到今天依然清晰地记得,我没有继续下问是因为任何一个答案都让人不轻松,而我并不需要这样的答案。
如果答案就这么湮没了多好,可是几天以后我就知道了一切。
55 个艾滋孤儿的新年心愿登出来后,无数的读者打来电话,想领养,想接他们来北京过年,等等。把捐款捐物送去河南时,我们找了三名读者代表一起去,阿梅是其中一位,30岁,已婚,还没有孩子。一路上她就在跟我打听星星的情况--星星是55个孩子之一,才5岁,父母双亡,爷爷奶奶无力抚养--阿梅说,在报上一见星星的照片就不由自主地心疼上了,“她那双眼睛大大地看着你,她才5岁啊,怎么就不知道笑呢?”阿梅这次去就是为了星星,她想把星星像自己女儿一样疼爱。
车开了一天,终于到了柘城。第二天早上来到“关爱之家”时,阿梅几乎是第一眼就从孩子堆里认出了星星。星星不说话,这是个很漂亮的小姑娘,但却一直沉默着。阿梅叫了星星几声她都没反应,却还是睁大眼睛看你。阿梅被她看得眼泪突然就流了下来。
再上车时阿梅一直愣愣地发呆,眼睛很红。我以为她还是为刚才那一幕难过,就劝她。没想到她摇了摇头,说:“她还那么小,她怎么那么不幸……”电光火石间,我知道了朱进中说的那惟一的答案。阿梅眼泪婆娑地看着我:“刚刚我去找朱进中,说想在方便的时候带星星去北京,她还没见过天安门,没想到朱进中说,孩子身体不好,要治疗,出不了远门。我都傻了,再问,果然……”
后来我跟一同事说起星星感染的事,我几乎有点恼怒地说:“你说知道有孩子感染有什么用?能怎么办?”她想想,什么都没说;再后来写关于“救助艾滋孤儿”的报道,我也没提这事。可能是我过敏,读者询问只是出于关心孩子健康的好意,但我还是宁愿他们不知道,比起其他有父母疼爱的孩子,他们已经够不幸了,不幸到8岁的哥哥要学着给5岁的妹妹梳头,不幸到9岁的孩子就去煤矿做工……而我们能给他们的,也许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衣。
2004年2月春节过后,我就又去了河南,算是对“关爱之家”做回访。这次我又见到了星星,她还是那么小而柔弱。因为时常发烧,她那时已经回到爷爷家住。对这样的一个孩子,我能做的实在有限,所以在留下200块钱后告辞--如果不是这次去见星星,我就没机会认识单单--出门没走两步,我就看见一个老人带着一个孩子高一脚低一脚地朝我走来。你是记者么?我说是,老人的脸让我想起油画《父亲》。
老人没绕弯子,说你能帮助我家单单么?我这才注意到那个小姑娘,很瘦,脸上手上长着冻疮,嘴唇青紫。她的父母跟星星父母一样,都死于艾滋,6岁的她自娘胎里就成了感染者。因为朱进中能力有限,外村的她没住进“关爱之家”,没钱读书,也没钱治疗。我说,我惟一能帮她的就是报道,可能就要公布孩子的照片以及她的真实身份。老人一脸暗淡,我知道我知道,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后来老人和孩子的叔叔分别写了一张“委托书”,大意是同意某某某使用单单的照片和姓名作为报道之用。我们报纸刚做完救助,短时间内不可能重复操作,我当时想的是,把这个线索提供给其他同行,或者相关慈善机构,怎么都能帮上她。
2004 年3月的一天,那天北京刮了很大的风,我给单单叔叔打了个电话,想把联系的情况告诉他们,这是2月见面后第一次跟他们通话。没想到话还没说完,孩子叔叔就说,曾记者你不用忙了,单单已经没了。我整个人如坠冰窖--单单因为感冒高烧不退,家里没钱送医院,就在救助点拿了些药吃,拖了些时日,结果导致呼吸衰竭,殁于3月初。我连她全名叫什么都不知道,她也许连我这个陌生人的脸都没记住。
单单的死让我想起了星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我甚至都不敢给阿梅电话,怕她会告诉我另外一个噩耗。最让人无言的是“关爱之家”,我们送去了17万捐款,央视《新闻调查》播出后送去100万,因为怕专款不专用,但没交给县里,结果县里很快提出接收这些孤儿,这真是一件好事,可县里同时要求“关爱之家”关闭,然后把钱物转交县里……
不说这些了罢,实在有些沉重。今年的艾滋病日,报社没有再专门做报道。虽然这一年,上下对艾滋病疫情的重视远超从前,也有很多成效,可我还是不能释怀。前些日子整理采访材料,发现了单单家人写的那两份《委托书》,安静地夹在采访本里。当时很平静地扫了一眼,把它们扔进了垃圾桶。五分钟后坐下来却发现,心分明在通通地跳。
2004年12月21日
--来源:燕南首发(http://www.yanna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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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友讨论
这两起案子相比,李洪山案不如曹海鑫案小飞刀2004-12-2511:01:01
曹案当时的轰动和后来的湮没,让人觉得非常难以理解.网上关于此案的东西很多,看看就知道大概的梗概了.
年先生,可以告诉我你的网站吗?我很想看看!空中云2004-12-2509:30:01
不能不感动!空中云2004-12-2317:03:22
浸泡在罪恶和黑暗里的人,还有一颗这般鲜活的同情心,让人油然生出深深的敬意!
一组数字人见不愁2004-12-2315:52:07
2002年,中国大陆死于矿难的百姓七千多人[官方数字,实际数字天知地知],而仅仅这个数字,已经占了全世界同类事故的百分之八十,不知2003年如何?更不知矿难一个比一个大接二连三的2004年又如何?
五十多年了,中国百姓的命依然是那么的轻,如果以前如草芥,现在早连草芥都不如.但使人不耻的是,这并不妨碍一些人的"伟大,光荣和正确".
心已麻木泪已干!从工2004-12-2311:29:54
在960万方公里的大地上,13亿人口中,记者遇到的不过是沧海一粟,鼙ǖ莱隼吹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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