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识《思痛录》
《思痛录》在成书前有一段难忘的口述史。
记得那是文革中期，1973年，我刚从云南陇川农场转到张家口聚氯乙烯厂当仪表修理工。三年零七个月，我在远离北京的大西南，和在河南的父亲、湖北的母亲、北京的弟弟天各一方。自1966年父母被打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家被抄，东西砸烂了，房子没了，全家离散整整７年，到1973年才重新聚首，我怎能不格外珍惜这劫后余生的团聚。那时我常常在周六早晨上完24小时连班（化工反应釜需要仪表持续监测，仪表修理工每值24小时班可休息１天），觉也不睡，就搭乘京沙线，来回颠簸整整13个小时赶回到在北京永定门外沙子口那两间狭小简陋但是温暖的小屋里。
当时我真像母亲在《当代人的悲剧》中提到的，开始从自己和家庭的伤痛中走出来，弄了一脑子的问题。在外面不能问，只有回到家里问，有时想不通就和父母争辩。当时我最想不通的就是：毛主席不是一直说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吗？那为什么还要把那么多好人都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右派搞多了还要摘帽，打了这么多走资派为什么七、八年了还是这个样子？父母告诉我：1943年在延安就有过那么一次，毛主席说特务之多，多如牛毛，原不足怪，结果成千的忠实的共产党员都被打成特务。凡是从敌占区来又坐过敌人监狱的，无一例外都是被敌人派进来的“红旗”特务。原来那时就有“打着红旗反红旗”一说。我听了还是不明白：“毛主席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难道敌人越多党就越安全吗？”
记得有一次，不知我哪一句反驳的语言惹恼了母亲，她愤愤地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团团，我不能再讲下去了，有一天我要被你出卖的。”这话一下子震惊了我，迄今我还记得她当时脸上的表情，记得我那莫名的惊诧。我的妈妈呀，竟会怀疑她的女儿会出卖她！自然，后来我就努力多听、多想，插话也大都是问情况的了。我就是这样听到了所有后来被母亲写入《思痛录》的种种骇人听闻的故事。这故事越讲越长，从打“ＡＢ团”，延安审干开始，讲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延安的“轻骑兵”，解放后的肃反、打老虎、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等等一系列曾经冤枉过人的运动，也包括大跃进中的荒唐和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种种。让我听了震惊甚至恐惧的还有斯大林的暴虐和苏共二十二大，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斗争，以及中苏两党在整人上的惊人的一致和从建国前就存在着的矛盾。说老实话，我的真正的大学是在那4年（1973-1976）完成的。如果说文革头７年的遭遇和磨难是锻造我意志的铁砧，那么，后4年的家庭讨论会则是开启我心灵的钥匙。我至今怀念那4年白天盼着天黑，吃过晚饭就拉紧窗帘，关上大灯，一家人围坐在一盏台灯前，同志加亲人的热烈而又有点神秘的讨论。它真的使我受益一生。
大约也就是从那时起，母亲萌生了要写一部书的念头。她当时常常对我讲，你们太幼稚了，这么大一个国家，这样的多灾多难，交到你们这一代手里怎么得了。而父亲对母亲说：这是我们的不对，是我们过去什么也不让他们知道。其实，父亲早在文革初期就对我讲到过延安审干运动，告诉我他曾被戴上特务帽子遭批斗的情景。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时哲学社会科学部吴传启为抢“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头功，在关锋等人的授意下，在学部抛出了“批判青春漫语大毒草，揪出杨述反革命黑帮”的大字报。母亲当时在河南安阳四清。5月下旬的一天，我下学回家，父亲神色严峻地说：“你怎么才回来，我等你好久了。”然后他竹筒倒豆子,把学部当天所有的情形都对我这个当时才上高中一年级的学生统统说了。我那时傻傻地看着他，怎么也不懂昨天还是老革命的爸爸，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反革命？但是父亲接下来的一段话却像刀刻一样此生此世铭记在我心里了。他说：“团团，现在我才知道自己错了。我以为解放了，一切都好了，你这一代再也没有苦难了。我只给你讲好的一面，光明的一面，不让你知道党犯过的错误，党内斗争很残酷、很坏的一面，其实我们这个党从来就不纯粹。你以为道路笔直，党是永远不会错的，跟着党走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结果别人一句都批评不得，一点委屈都受不起，是我让你变得这么简单、幼稚，我怕你经不起今后的生活打击啊。”接着，父亲讲了1943年在延安审干运动中的经历。他曾经被戴上国民党特务的帽子一年多，其间向毛主席上书，直言：“毛主席，我不是特务，请你派人彻查”也未获结果。后来由彭真同志出面谈话才算摘帽平反。
我当时缩在宽大的藤椅上，两手抱着膝，睁大了眼睛听那可怕的一幕。我开始相信，这绝不是诳言，1943年共产党就能把才二十岁就毁家纾难，动员一家老小变卖家资、七、八口人奔赴延安的爸爸打成特务，那么今天学部的事一定是真的了。我那幼稚的心里已经模模糊糊意识到大祸临头了。当时父亲在堂屋里走着走着，忽然指着头顶上的吊灯说：“那时候有一回挨斗，我突然想一拳头把屋里那盏吊灯砸烂，可是再一想，我一定不能动手，一定要忍住，不然，我就真的疯了。我是拼命抑制自己才没有变成疯子啊。”今天每当回忆起这一幕，我就禁不住双泪长流，因为随后不久在学校斗我这个未满17岁的“校领导的红人”，“反工作组的黑崽子”时，我也曾有过与父亲一样的念头。我虽然挺过来了，但我亲爱的妈妈，却由于年轻时有过精神创伤（她的第一个爱人，清华同学孙世实在抗战时期牺牲了）， 1966年8月她从河南四清前线刚返回北京就被打成“三家村女黑干将”，不让回家被拉走批斗而精神失常。她患忧郁型精神分裂症整整3年，其中一年多完全不认得任何人，成天想自杀.....
就在那一晚，父亲告诉我，这一次运动来势凶猛，估计比延安抢救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要我做好充分思想准备，他的问题至少要３年才能解决。结果，连他自己也未料到，这一次的平反竟拖了整整12年半。到他拿到平反结论时，当年那个壮健的中年人已经变成说不出几句话也走不了几步路的奄奄一息的老人了。而当时的我，突然遭遇这一切，一下子懵了，哭着说：“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哭着哭着绻缩在藤椅上睡着了。
现在想来，父亲之所以在那一天夜里一下子谈这么多，这么深，完全是因为他对形势的估计非常险恶。他唯恐第二天就会被关起来，从此几年不见家人面，再也来不及做任何解释。他唯恐他最宝贝最心爱的女儿会真的以为他是反革命。后来的事情证明，他什么都可以忍受，只有这一点是他最最忍受不了的。所以，当时他几乎是当做遗言在讲。到了1973年全家重新聚首时，父亲讲述这一切已经没有了文革初年那悲壮到极点的气氛，可以理性地分析和探讨了，而我的认识仍然幼稚之极。也许正是从我那些幼稚的想法中，母亲和父亲一样，痛切地感受到了对年青一代“愚民教育”的危害。为了免除子孙后代因无知、盲从重蹈他们那一代的苦难，为了让普通老百姓了解和记住那一段痛彻心脾的历史，为了让后人在痛定思痛时，从史实中追索产生这种一整代共产党人历史悲剧的真正根源，如实记录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自己人的想法在她脑海里成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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