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当我们讨论到盲流时，我竭力在文峰面前掩饰自己的不安，但我知道，他一定看出来了。善解人意的文峰并没有追问，这让我更加不安。目送他离开花园酒店的咖啡厅，一直到他消失在外面的人群和夜色之中，我才微微喘了口气。
他怎么突然为盲流忧心忡忡，并且在这个我最想忘记的时候提出来？莫非冥冥之中一切都有定数？呵呵，自己哪里还像一个老共产党员，老无神论者！不过与自己如此相像的人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出了盲流问题不能不让我忐忑不安。我不是已经答应他要和他一起关心流动人口，同他分忧解难吗？刚才还击掌为约了。
不过我们能够做些甚么呢？恐怕一切都太晚了！
文峰不知道的是，我对盲流的情况了如指掌，我知道全国到底有多少盲流，甚至精确到万位数字；我熟知全国流动人口的分布情况，并且可以准确预测出他们的流动趋势；我还掌握几乎每一个大中型城市的盲流数量以及他们的分布城区……，可是我却在离开北京前，几乎没有接触过一个盲流。退休后自己走出国家安全部西苑大院，特别是到南方来之后，举目都是盲流，那时才开始亲身接触到一些盲流。他们都是充满活力的活生生的生命，那时我就开始感觉到自己人生中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当年是我最先提出那个提议，当时，我心里只有中华民族、祖国统一、我们的党，我心里甚至没有自己，也没有这些盲流。现在我才隐隐约约感到自己忽视了最重要的东西，可是到底是甚么呢？我还有时间找出来吗？
也许一切都晚了，我当初一提出那个建议，就应该想到，是我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我已经无法控制它了。这些年，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让自己忘却。
我原以为自己丰富多彩的一生中值得回忆的东西多不胜数，如果我能够安心细细品味风雨一生中的辉煌和成功的话，那么我根本没有时间想起那些不愉快的失误和错误。然而我哪里会料到，活到七十多岁的今天，不但自己以前一直强壮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而且我一直认为训练有素的脑袋瓜也慢慢地不受控制。
这些日子，我开始觉得过去的辉煌在记忆中变得模糊，常常记不起自己不想忘记的，而那些自己曾努力想忘记的却不时浮现在脑海之中。
我缓缓站起来离开咖啡厅，走两步后回头朝那个一直盯着我们聊天的漂亮女服务员笑着点点头，她发现我突然朝她笑，先是一惊，随后有些不好意思地挥挥手。我一直没有看她一眼，但我知道她从头到尾盯着我和小杨看。我老了，但几十年的职业习惯不但没有老，而且更加敏锐。
出到花园酒店外面，沉沉的夜幕和一阵阵热浪立即包围过来，我浑身打了个热颤。我喜欢这种从凉飕飕的冷气跨进热浪之中，也喜欢从酷暑之中跳进冷气之时的刹那感觉，让我能够品味人生的冷暖。我也喜欢在广州夜幕低垂华灯初上的时候在街头散步。从花园酒店顺着环市东路慢慢溜踏到国家安全厅招待所大概需要半个小时，这之间要经过假日酒店以及附近闪耀着霓虹灯的酒吧，路上会被至少十几个娼妓拦住去路，不过我不和她们搭话的，她们经常对无意嫖宿的路人冷嘲热讽。我更多的是观察路边三五成群的民工。我观察他们，但我从不盯着他们看；他们对于路过这里的我倒是盯着看，可我感觉不到他们的目光。
最近我总是感觉到有些躲在角落的目光射向我。我虽然没有看见那些盯着我的眼睛，但我感觉到了那些目光。五十五年的职业习惯已经融进我的血液里。
不过五十五年已经结束了，虽然记忆让我无法划上一个完整的句号，但我想过另外一种生活，哪怕几年，几个月或者几天也好，我的时间不多了。你们如果愿意盯，就盯吧。
五十五年，风雨仓皇的五十五年……
那天早上，眼睛有些红肿的父亲小声对我说，你不用上学了，收拾一下你舍不得丢下的东西，“我们回家去！”我没有听懂，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父亲。这不是我们的家吗？虽然位于纽约贫民窟的这两房小公寓不尽人意，但自从我有记忆以来，我们不是一直以此为家吗？我当时已经17岁，我不会听错父亲的话，我只是听不懂。
父亲脸上难以掩饰兴奋之情，对我挤了挤眼，又轻声但加重语气说：“我们要回到真正属于我们，也是我们归属的那个家！”
父亲不便再进一步解释，他害怕隔墙有耳。从父亲那一两个月的举止来看，我知道我们这次要永远离开美国了。虽然生活在美国纽约，但父母却是完全用中国的教育方式把我养大。我当然知道，无论在父亲的口中还是心中，我们真正的家只有一个：地球那一边的中国。
对于父亲，我们居住的房子不能称为家，一家人住在一起也不能算是家，这个城市这个地区更加不是家。在父亲的口里，中国才是我们的家。地球那边的家虽然太遥远，但我知道这些年，父亲一直把那个家装在他心里，所以就连我这个已经成为纽约客的年轻人，也时时感觉到那个叫中国的家离我很近。现在父亲就是要领我回去太平洋那边的家，也是回到他心里的那个家。
我说：“爸爸，要回到那个心中的老家，我现在就可以走，没有甚么舍不得丢下的东西。”
当时是1950年。父亲按照周恩来总理的亲笔命令，成功转移了35位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返回新中国。父亲在安排一位后来成为中国原子弹主要设计者的科学家离开美国时，联邦调查局产生了怀疑。组织上为了我们一家人的安全，决定撤回父亲。我当时不知道的是，父亲接到这个密令后，激动得夜不能眠，偷偷哭得眼睛都红肿了。
一家人辗转到旧金山，几乎花光了所有的家产才搭上前往香港的邮船。颠簸的航程有一半时间父亲呕吐不止，不过这也没有影响他用另外一半时间对我唠唠叨叨不停。父亲每一句话里都少不了“中国”两个字，从中国历史到中国人民，从中国人民到中国共产党，父亲实在是太兴奋，他忘记了那一个多月在船上告诉我的事情都是在我十七年的生活中他已经讲述过好几百遍的。然而，那次是唯一一次他在讲述的过程中不需要掩饰自己的感情，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父亲从喜马拉雅山讲到一望无际的内蒙古大草原、从海南的天涯海角讲到东北的林海雪原时那栩栩如生的充满憧憬和自豪的表情。
全家人在香港下船后，本来计划住一个晚上。但父亲归心似箭，带着母亲和我当天匆匆赶到了邻近深圳的罗湖口岸。
罗湖桥！那条当时连接英殖民地香港和祖国大陆深圳的罗湖桥上面由于铺了一层铁皮，我们虽然迈着疲惫的步子，仍然敲出了急促的“咚咚咚”的脚步声。那声音直到五十五年后的今天仍然不时在我脑海里萦绕。前几年听说旧的罗湖桥拆掉了，想必新的罗湖桥再也不会发出那种声音。不过那声音已经永远留存在我脑海里。
父亲肯定没有听到我们在罗湖桥上敲出的脚步声，因为他大概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吧。过了罗湖桥，我们听到锣鼓喧天，原来当时由于经常有海外华人华侨从罗湖桥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总理指示广东省政府在罗湖桥设立锣鼓宣传队，欢迎背井离乡的海外游子回来参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当时已经有组织上的人在口岸等我们。看到广东省政府的同志手捧鲜花朝我们走来，听着阵阵象征着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的锣鼓声，我心潮澎湃，激动万分。我也为父亲高兴，不过这时我一侧头，却没有看到父亲。
原来父亲一跨过罗湖桥，就全身伏在地上，用自己的嘴巴亲吻着这块让他朝思暮想的土地，这块一直装在他心中的土地！
广东来迎接我们的同志一点也没有表示出惊奇，静静等着热泪盈眶的父亲慢慢平静下来。后来他们才告诉我，那几年经过罗湖返回祖国的海外华人有一半是在一踏上深圳的土地就伏地亲吻或者长跪不起的。
正是父亲那个动作，正是父亲那个表情，也正是父亲那颗赤子之心，伴随了我一生，影响了我一生，决定了我一生。在后来风雨仓皇的半个世纪里，我有过彷徨，有过迷茫，也经历过痛苦和绝望，但都是父亲那匍匐在土地上的高大形象让我挺过来。
父亲在1958年带领一队特工人员潜伏到金门收集炮轰后相关数据和情报时被国民党军队抓获后杀害。我回国后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后，进到情报部门加入对美情报。半个世纪过去了，父亲的样子渐渐模糊，唯独那一天，我们跨过罗湖桥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五十五年，弹指一挥间！
从调查部到国家安全部，我生活在神秘的几乎是与世隔绝的世界里，三年自然灾害离北京西苑是那么遥远，我们情报人员在最困难的时期都有充足的供应，后来听说饿死了几千万，但那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数字，就像我们每天分析的那些情报数据；文化大革命，我们情报部门和军队一样受冲击最少，听说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有几百万人受迫害致死，但那仍然是主要发生在西苑高墙外面的；而且后来也拨乱反正了，中国经济建设在邓小平和江泽民的领导下高速发展，虽然也听说有工人下岗和农民受苦，然而这和国家安全部关系不大，中国要养精蓄锐，中国要和平崛起，必须不断扩大情报机关的编制，增加情报活动的经费。所以工人在失业，农民在受苦，国家安全队伍却日益扩大，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生活在西苑情报部门的高墙内，我的心思全部花在营建海外情报网、派遣情工和发展情报关系上，与高墙外的中国相比，我更加了解莫斯科红场上发生的事件，也更有兴趣观察华盛顿的一举一动。
从普通干部到科长，又从科长到局长，我把全部身心献给了党和国家的情报事业。我每天想着如何挑选特工，如何培训，如何派遣，我也研究如何有效收集情报，收集情报后如何最好的分析情报，如何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如何在祖国从独立走向繁荣，从繁荣走向富强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如何做好党的顺风耳，国家的千里眼。我没有时间考虑个人的事情，更没有时间胡思乱想。直到后来有一天，从二十二岁就嫁给我，伴我走过半个世纪，当时已经是满头白发的老伴对我说：“你大概不会思想！”我才悚然动容，我不是不会思想，我只是太用心太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也许只是忘记了如何去思想。
我当时看着老伴，笑着说：“哦，那你说说我们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老伴满面皱纹地笑着说：“早上我们去上班，晚上我们回到家，吃完晚饭，我们在西苑里散散步，回来后你继续看文件工作……，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或者说，我们就是这样工作的。”
是的，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或者说就是这样工作的。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我没有时间干其他的，没有时间想其他的。这些年就是这样过来的，不过那次我安慰老伴说，等退休了，我们就可以享受只属于我们两人的晚年了。
于是先退休的老伴就默默地看着我工作、默默地在我身边等着那一天的到来。等我最后超龄退下来，老伴已经默默离开了这个世界，孩子也不知道在甚么时候已经在美国定居，只剩下孤零零的我。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天，老伴陪着儿子进入我的书房，说找我商量件事，她说儿子一家打算到美国去求学，但由于年纪不小了，办起来不容易。儿子知道我是在美国出生的，想利用这个关系办理到美国的签证。老伴虽然甚么话也没有说，但我看得出来，她是想让我帮助孩子到美国的，她知道我当时手里主管着至少两百家在美国的中资公司，只要我签个名字，甚么样的美国签证都可以办到。
我当场拒绝了，告诉他们，我的父母到美国是组织派遣的，回来时是撤退，为了保密，这些旧帐都不宜再翻。如果儿子要去美国，应该自己想办法办理。后来我私下又告诉老伴，不管人家怎么做，我绝对不会利用派遣间谍的特权让孩子到美国去。听了我的话，他们母子俩就自己去想办法。半年后，我有一次问儿子办理到美国留学的情况如何。
儿子的话让我震惊。他说：太难了，我已经连续一个星期在美国使馆门口通宵达旦地排号，可是还没有轮到。轮到我还不知道是否可以通过。
“有甚么通不过的，不就是留学吗？”我冷冷地问。
“你哪里知道，我是去留学，可也得美国人相信呀。在他们看来，我们中国学生都是想移民的。”儿子说，“不过现在想移民的也太多了。”
我听后很不舒服，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又是甚么时候出现的，我是真不知道，还是其实已经知道，只是假装不知道，又或者不愿意想这件事？我想起了自己和父母一起跨过罗湖桥的情景，耳边又回响着那急促的“咚咚咚”的声音。
儿子后来几经周折，终于获得了签证，前往美国波士顿留学。我没有能力帮助他们，他们生活一开始过得很艰难。老伴一直为此事惴惴不安。好在孩子有出息，毕业后就获得了绿卡，几年后已经开始自己创业。后来打电话告诉我们，他们要申请美国国籍了，他们一家人会在美国住下去，孩子声音里透露出的兴奋让我沉默不语，孩子大概也感觉到，最后说：“爸爸，来到美国后，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的生活方式。以前在国内整天就是政治，特别是和你这样的父亲在一起，你都快让我们成为政治动物了。除了政治、民族和国家，我发现无论是妈妈还是我，都在你心里找不到位置。为了换一种生活，我选择离开中国。到了美国，我们果然找到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在这里我们活得很轻松，也许这里不是我们的国家，也没有我们的民族，所以我们不为国家民族在生活，我们只为自己生活，在这里，我们不用担心政治错误和政治迫害，也活得很自由，如果我现在回国，一定不适应了。我喜欢这里，我们一家人都喜欢这里。我觉得办理来美签证时所受的辛苦和气都值得。如果有甚么遗憾的话，那就是我快三十了才过来美国，如果能够早一些，生活会更加美好的。我甚至想，爸爸当初为甚么要回国，如果一直在美国，那会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爸爸，你多次告诉我，五十年前你从美国回到中国，从此你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五十年后的今天，我离开中国来到美国，同样找到了我生命的意义。”
那天我气愤地摔下电话后，老伴过来安慰我好久。她说得也有道理，这孩子从小就缺乏和我的沟通，长大了，他有权力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可是我不喜欢他说我回来错了之类的话。我回来错了吗？虽然我有很多彷徨，而且后来从工作中接触的机密材料上得知，建国初期匆匆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老华人华侨，有超过半数的在后来历次政治运动中非死即伤。另外的一半也大多精神受到创伤，一蹶不振。可是我却从来没有认为回来错了，而且，也从来没有后悔过。
所谓后悔是如果时光倒流的话，你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可是对于我，我有另外的选择吗？如果再让我选择一遍，我会选择其它的路吗？不，我没有选择，也不想选择其它，所以我至死都不会后悔。
我不会后悔，但却会痛苦。听到孩子这样说，每当我独自一人时，就会陷入沉思，这种沉思让我痛苦。虽然我一直在北京西苑高墙内，但过去半个世纪，我却是站在保卫共和国的最前沿阵地上。我所做的一切，那些让我废寝忘食让我公而忘私的工作都是为了保卫共和国，捍卫党和人民的利益。而且我到今天也坚信，我做的一切都是值得。只是我工作太忙，我忽视了去了解共和国，忘记了去了解党，更没有时间去了解人民到底怎么样了？！
前几年受到国家安全部许部长的最后一次委托，到南方了解发放香港单程证件的情况。由于中国最大的贪污犯赖昌星是通过从共和国情报机构购买的单程证到香港的，中央领导人非常震惊，下令彻查。香港单程证件一直由我公安机关掌握发放，主要发放给中港联姻或者子女团聚的大陆人到香港定居。但由于长期以来香港的特殊地位，香港成为对华情报和反情报的前沿阵地，为了加强这个阵地的力量，中央决定从我单方面签发到港单程证件中拨出少量分发给各情报机关，方便我情报人员赴港定居开展情报工作。仅仅改革开放以来，军队和国家安全部通过这种手段派遣到香港的“情工”前后多达数万名，但是身在北京的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些人报回甚么有意义的情报。但直到赖昌星事件的曝光才引起北京高层的重视。
我到广东后不久才知道，目前被各情报机关掌握的赴港单程证件竟然早就在市场上被明码标价，已经达到150万元。这个本来作为情报人员派遣的证件被有些不法情报干部卖来卖去，确实让人痛心，而更让我心痛的是，购买那些单程证的大多是不明不白发达了，心中有鬼想提前找好后路的贪官污吏们。而对于普通的南方民众来说，香港早就是自由富裕民主之地，是大家向往的地方，大多以过去旅游一趟为荣。这些让我寝食难安。让我难过的是罗湖桥已经成为国人跨向美好生活，追求自由的桥梁。这还是五十多年前我和父亲一起跨过的那座铁皮桥，桥那边还是五十多年前父亲连一个晚上都不愿意停留的香港吗？
这两件事给我很大的冲击。其实，作为情报首长，我经常出国，就是美国在没有要求打指纹前，也去过好几次。只是带着工作任务到西方时，我从来不想这些事，或者说我从来不从这个角度想问题。
我当然看到实行了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日新月异，人民彻底脱离了政治迫害和政治压迫的灾难，我也看到五十年前不比中国大城市强的香港在英国人的统治下繁荣昌盛起来。唉，我的心情谁愿意理解呀，又有谁能够理解呢？这些我只是偶尔向文峰倾诉过。
有一次他问我：“周伯伯，您后悔吗？”
我反问他：“后悔甚么？”
小杨笑笑：“您知道我问甚么！”
我当然知道，文峰不是问我是否对当初回国后悔，而是问我是否对自己五十多年的人生后悔！于是我就慢慢告诉他。
你知道五十年前的美国是甚么样子吗？你当然知道，因为美国有那么多文学和历史书籍。不过我是问，你知道五十年前的美国在我眼里是甚么样子吗？那时作为华人的感觉又是怎样的？那时美国的历史是白人写的，但你不要忘记我们不是白人。所以当你看西方的历史的时候，最好想像一下当时的华人是怎么生活在那段历史里的。你们这一代年轻人每每读到美国宪法，特别是读到“人人生而平等”的字句时就忍不住对宪法起草人杰弗逊赞不绝口，可是你们忘记了，当时杰弗逊拥有一百多名黑人奴隶。如果你是活在那时的黑人，那句“人人生而平等”的名言还能让你激动吗？
我们华人当时在美国的地位并不比黑人高多少。如果说到黑人，你也可以从书上了解到他们当时生活的状况和地位。他们不能和白人同乘公共汽车，不能进同样的餐厅，不能……，他们只能干粗活脏活没有人干的活。这就是那个两百年前就制定了“人人生而平等”的美国。换句话说，虽然我们在那里可能可以多赚点钱，但我们却不是他们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中的那些 “人”！
可是文峰，你再想一想1950年的中国是个甚么样子，我想你没有经历过但一定听说过。那时中国在经受百年外辱和内乱之后，建立了主张人人平等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虽然物质条件差一点，可是1950年的时候，谁敢否认，那个靠农民起义、靠无数农民子弟兵的生命和鲜血夺取了政权的毛主席和共产党建立的国家，那个实行公有制、主张天下为公的国家，那个人人平等，废除剥削和剥削制度的国家不是世界上最有前途最美好的国家吗！特别是对我们这些漂泊在外受尽欺凌和污辱的华人华侨，新中国就是我们心中的天堂。
唉，这半个世纪弹指一挥间，我都仿佛还活在半个世纪前的冲动之中，我甚至不知道发生了甚么，世界在变化，中国也在发展。然而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好像中国和世界都没有按照我们当时看到的轨道发展变化下去。今天的中国贫富悬殊大，广大农民仍然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工人下岗农民流浪，贪污腐败全世界排名遥遥领先；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绝迹的异议份子在我们国家还越来越多──到底是怎么了？！
再看看美国和西方，当初的恶魔，当初歧视华人的国家如今成了中国年轻人向往的乐土。自由平等逐渐深入到每一个层次，每一个种族。有时我出差到西方和美国，就在路上边走边琢磨：这就是五十年前我离开的国家吗？是甚么东西让他们这五十年逐渐自我完善？又是甚么东西让我们国家从当初那充满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演变到今天这不伦不类的怪胎？
我不是后悔，只是搞不懂。这些年我一直以为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明白的人，我派遣的情报人员深入到美国和西方各个领域各个角落，他们每天都向我报回有价值的情报。我不但知道美国领导人当面讲甚么，也知道他们在背地策划甚么，而且我甚至通过情报了解到他们在想甚么。可是我就是不愿意相信也搞不明白，这样一帮人怎么就把他们的国家搞得越来越好，而我们……，我们毕竟是出现过伟人孙中山，李大钊，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国家，再看看我们的国家。
我曾经有机会到德国和日本去参观访问。到那里后，我看到彬彬有礼的德国人和点头哈腰的日本人一个个西装革履和蔼可亲，我就纳闷：仅仅几十年前，就是这帮人的父辈把犹太人的人皮剥下来做成人皮灯罩，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是甚么东西让他们脱胎换骨呢？我在这两个国家驻留期间，晚上到街道上散步，月明星稀，清风徐徐，本来应该心情轻松，但我却感到一种沉重。这两个国家的治安都很好，犯罪率远远低于中国。小杨，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在广州都不敢晚上出门，我被偷被抢了不下十次。现在我出去散步身上都固定带一个假钱包，里面放二十块钱。我们国家到底怎么了？我真想不通呀！
也许不是想不通，而是我从来没有去想。就像去世的老伴说的，也许我已经不会思考了。可是半个世纪中光是经过我的手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桌子上的情报资料就足足可以堆满三间房子，那些还不是一般的资料，而是为国家的决策者提供信息提供依据的。我为此自豪！我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党，献给了国家，献给了党和国家的情报事业。在我的一生中，我每时每刻都在思考民族和国家、党和党的情报事业，我没有时间考虑其它的，我也不想考虑其它的。在这样崇高的献身于党和国家的情报事业面前，其他的一切还有甚么意义吗？
我不是没有感觉到生活中好像缺少了点甚么，生命中少了点甚么！可是缺少了甚么呢？
伴随了我走过半个世纪的老伴总是那么默默陪伴着我工作，这让我想当然地认为她永远都会在我的身边。直到那一天医生“命令”我立即赶到医院时，我才知道老伴走到了人生的尽头。我催促医生快点说，我心里着急呀，美国刚刚轰炸了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我国家安全部三个技术人员和两个情报干部受伤，我们不知道美国下一步干甚么，中华民族面临着考验……，医生表情奇怪地看着我，冷冰冰地打断我说：“病人肝死已经到了末期，如果在一个星期内不能实行肝脏移植手术的话，我们就回天乏力了！”
甚么？我的头嗡地一声，一屁股坐在凳子上。医生用毫无感情地声音解释道:按说，这个年纪的病人不应该再作肝脏移植手术，但根据具体情况，也就是病人的身体状况，我们认为如果你老伴可以成功完成肝脏移植手术的话，至少还有两到三年的时间可以活着。
美国轰炸大使馆是误聒□O肆意挑衅？使馆代表一个国家的国土，如果是有目的的轰炸，那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来受到的最大的挑衅！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在等着我们的情报去作生死攸关的决策。我心里乱极了，我说：那就赶快做手术吧！我的时间很紧。
医生横了我一眼没好气地说：我的时间也很紧，不过你妻子的时间更紧！看到我的样子，医生才稍微耐心一点地解释道：不是那么容易，目前北京尸肝捐献大概一年只有三十具，但现在在各大医院等待着尸肝救命的至少已有三百人，而且其中至少有一半患者是排队超过半年的。考虑到你老伴的年纪和她在单位的级别待遇，她没有可能等到救命的尸肝。
如何成功掩护我使馆中受伤的同志返回北京而不暴露他们真正的身份，同时又可以让他们负伤的血淋淋镜头传遍全世界而不引起西方情报机关的怀疑，已经不仅仅是关系到情报工作的事，而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尊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格，在处理过程中，我绝对不能有半点的差错。我皱着眉头问：那么就做活肝移植吧！
医生说：我们的活肝移植表面是靠其他人士捐献自己的肝脏，但其实都是黑市里私下买卖的。例如有些人为了供养孩子读大学而偷偷去卖肾卖肝等，我们医院只管移植手术，至于捐肝和肝的来源，得你们自己去搞。你可以到黑市去看一下，估计要20到30万人民币。
自己早上才刚刚探望过受伤同志的在京家属，得把他们好好安排好，他们的丈夫儿子都是祖国的英雄，而且是无名英雄，不能让他们有后顾之忧。我对医生说：你说甚么？到黑市去买卖人体器官，你以为这是在甚么国家？人体器官也可以买卖的吗？
医生奇怪地看着我，转身想走，我急了，拦住他。“一定褂斜鸬陌旆ǎ 蔽掖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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