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庸置疑，胡温上台后从“萨斯”疫情的公开报道到对政府官员问责制的推行，从孙志刚案到改收容遣送制度为流浪救助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社会发展大势，也顺应了民意，较之前任中共领导确表现出了一种开明，一种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以致有人欢呼“胡温新政”的到来。就在这种带有进步色彩的改革氛围下，民间却出现了更多的抗争事件，在局部地区造成了不稳定，这看起来跟改革进程似乎不太合拍，以致有人觉得老百姓是不是“不识好歹”？这种从表面看不和谐的怪象，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同样出现过，甚至至今仍成为一些人攻击改革的口实。八十年代随着胡(耀邦)赵(紫阳)改革的深入，中国社会出现了先有八六年底学潮，后有八九“六四”的全国性大规模民主运动，这一切从表面来看似乎是胡赵改革催生了民主运动，后来一大批中共顽固派也正是以此为借口于八六年逼退胡耀邦，八九年软禁了赵紫阳，使中国政改因此中断。这种现象更远可以追溯到五七年的“反右”前夕。反右之初中共也一再呼唤民主人士出来给共产党提意见，一大批知识分子本着帮助共产党改正错误的热情提了些意见，结果引出了“反右”的大清洗。从五七年的“阳谋”鸣放到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再到今天的开明改革，都似乎表现出对社会的禁锢一旦放松中国社会便出现一种“乱象”，各种思想与要求纷纷出现，从而给人造成一种不改革还稳定，一改革就乱套的印象。
究竟是改革带来了“乱象”，还是乱象催生着改革？改革与社会动荡是不是必然的联系？改革是不是造成动荡的原因？这些在中国改革之初就引起争议的话题至今仍是道绕不开的坎。仅从表面而论，改革的确伴生了一些乱象，这正成为中共当局内一些顽固势力屡屡阻止改革的籍口，甚至在思想界及社会民众中都有相当一批人持此看法或存此顾虑，这给改革的直接实施者造成了很大压力，甚至也引起他们的困惑以致警惕进而固步自封不敢越雷池半步。所以深入分析这种改革伴生的社会“乱象”，真正了解其实质，对进一步推进社会发展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乱象”是否起因于改革？纵观近年来的群体抗争事件，它们最直接的起因是以前遗留下来的下岗、城市拆迁、土地征用等方面存在的不公正导致的对公民权利的侵害。从时间来说基本上是上界中共领导人制造的，从更根本而言则是极权体制作的孽。这些问题在发生之初便让民众不满，给社会埋下了隐患，到时机成熟时便如引爆的炸药般轰然而起，至于炸药是爆炸的原因还是某个火星是爆炸的原因，这可能不好从单方面论断，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炸药自身的爆炸性才是爆炸的根本原因。近年来的群体性抗争应该说是起因于原来的不公与过分压制，爆发于今日的相对宽松。也就是乱象生于改革之前而露于宽松之中。是宽松引爆了维权之导火线，还是本能的维权意愿选择了宽松中的群体抗争？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这使我联想到我父亲当年生病时的情景，他是在别人一再提醒脸色不好的情况下才去医院检查的，结果很快就确定得了白血病，在医院一打针就发高烧，于是他跟我一再埋怨说是医院打针引起了他的病，本来好好的到医院一治反而有病了。我当然不排除有庸医误人的情况，但我父亲显然是确实有病后经治疗才引起较强反应的，而不是没病治出了病。中国改革出现的“乱象”大概与我父亲治病的反应相似吧。显然乱象起于体制，改革最多是给了问题暴露的机会，而不是改革导致了“乱象”。由于改革中环境相对宽松，各种问题暴露的渠道更多，使人们在极权铁桶内找到了一丝透气孔，了解到原本在极权政体下所不知道的一些更严重的现实。这种情况从五七年的短短几个月“鸣放”，到八十年代相对的“三宽”时期都能看到。所以改革的宽松只是将一贯压制掩盖着的问题暴露了出来而已。
再退一步而言，如果不改革是否就意味着不会有问题，或不会形成群体抗争呢？绝对不是！因为下岗、城市拆迁、土地征用等在极权体制下必然违背基本的社会公正，身陷其中的民众必将被剥夺殆尽，他们事实上无时无刻不在寻求解脱这种压制与剥夺，因为追求生存发展与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那么剥夺性与压迫性的政体能否维持永久的稳定，只要不改革就不会出问题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古今中外的历史无不证明了压制愈烈反抗愈猛，压制时间愈长最后的毁灭性就越大。力学原理中的反作用力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那种指望不改革而通过粉饰太平延续稳定的想法是愚蠢的、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改革虽然伴生着“乱象”，但这是改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不改革必将是灭亡。
其次，改革伴生的“乱象”从某种意义而言也是“治象”。我虽不赞成大乱才能大治的哲学，但有乱必有治的辩证法是有道理的。从目前中国社会群体抗争的形式来看，无非是上访、请愿，或在导致争议的现场聚集抗议，就是最激烈的万源事件也无非是库区十来万民众到水库大坝上静坐以阻止施工以免在问题解决之前家园被淹而已。这些抗争形式都是理性的、非暴力的，万源事件中的省委书记最终还是被放走了，这就意味着人们还是承认现存政府的，把现政府当作解决问题的对象，这就具备了和平解决问题的基础。这也说明民众对现政权还没有绝望，还把政府当政府，否则他们完全放弃了上访静坐请愿，那剩下的路就很难想象。我曾坦诚地质问来找我的安全部门人员：“你们千方百计阻止人们上访，你们究竟想干什么？上访说明人们还没有绝望，还把共产党当个党，还把政府当个政府。当你们把他们最后这一线渺茫的希望也掐灭时，你们想让他们干什么？你们不给他们上访是想让他们上山！是不是？”中国的民众是有着极强的忍耐力的。中国今日众多的群体性上访与静坐抗议事件说明了民众仍然是理性的，是希望通过现政权所提供的极有限的途径来解决问题的，这就具备了文明协商、良性互动的基础与平台。这怎么能说是“乱象”？我觉得这反而是“大治之象”。
再次，群体抗争其实是民众的正当权利。无论群体上访还是就地抗争都是民众自身权利受到来自权力的侵害后所选择的一条合法的追讨之路，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天经地义的。公民懂得自身的权利并努力维护自身的权利，这是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公民成熟的表现。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政府，一个希望社会长治久安平稳发展的政府就应该努力培植公民的这种精神，乐见这种公民社会的成长。尤其是作为自许代表人民的政党，更应该乐于听到人民的愿望，勇于维护人民的权利，否则怎么体现代表？难道不作权利维护的代表而作剥夺权利的代表？要知道公民权利是天赋的，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是文明进步的，公民为争取权利所进行的努力是正义的，公民通过有限的政治与司法途径来维护正义是可称可赞的。这是中国人民融入世界文明的标志，是中国人民有能力有条件享受人类文明的标志，也是对中国人低素质论、国情论的彻底否定。就是毛泽东都曾说过：一个政党不害怕听到人民的声音，最害怕的是鸦鹊无声。人们争取和维护自身的权利在任何时候都是正当的，是不容阻碍压制与扼杀的。
最后我们还应该看到群体抗争是对改革的呼应，是对政治改革的有力支持。人们选择在开明时期来申诉这种愿望，来争取自身的权利，并不是不识好歹，恰恰相反，这是民众对开明改革的一种支持。它说明人们认识到了开明改革者的开明，认可了他的改革，并希望且相信他们有进一步的改革可能，对过去社会的不公、权力对权利的侵害，开明改革者可能会纠正和补偿。这正体现着民众的信赖与期待。本着这份信赖与期待，民众以他们自身的方式为被侵害的权利采取上访、静坐等请愿的形式。这是一种直白的民意表达，这是寻求倾听的呼唤，这也是督促进一步改革的呐喊。可以说，民间这种群体请愿与抗争昭示着改革的动力与社会变革的方向。今天的改革就是要维护公民的权利，就是要建立和平有效的维护公民权利的机制，就是要革除一切侵犯公民权利的官吏、政策与制度。这与“权为民用，利为民谋，情为民系”的新三民主义是遥相呼应的。民众抗争不仅呼唤新三民主义从文件走入实际生活，这种群体抗争还陈述着权力的来源，佐证着改革的正当性与紧迫性，显示着改革的动力，同时它也考量着改革的真伪。如果是一个真正的改革者，应该乐于看到这种民气的复苏，看到人们对切身权利的关注与理性维权的行动。只有那些背离人类文明、固执于一已之利而不顾世界大势与民族命运的伪改革、伪开明者才惧怕这种民众的抗争。
改革难免要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要触动一部分非正义的既得利益者，阻力是在所难免的。尤其是在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极权统治，又经过近十几年的权力资本化后，非正当的权贵经济已成大势，这时权力自身中是很难生出改革动力的，本着对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的高层改革者必须与底层民众的维权运动相结合，在底层民众的维权斗争中寻找到改革的动力与方向，借底层民众的维权动力去摧毁一切改革的阻碍。应该说今天觉醒了的底层民众是改革的生力军，是揭露问题的检疫队，也将是捍卫改革的自卫军。改革本来就是要还社会以公正，还公民以权利，离此何言改革？若立于此就应不畏改革的艰难险阻，因为广大知识界与民众对那些真正体现他们权利、维护他们利益的改革措施、改革者是心知肚明的，是坚决支持的。就如今天人们对耀邦的缅怀，对紫阳的牵挂、崇敬，与对某些人的厌恶、蔑视形成鲜明对照一样。
历史给这个民族的机会不会太多了！所有对历史、对民族有责任心的人必须清醒地认识时局，认识目前社会的群体性抗争事件，体认民意，努力培植社会的有生力量，坚决攻克那些阻碍文明发展的顽固堡垒。中国历史又一次走到了跨入人类现代文明的十字路口，是继续前行以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还是继续傍徨游离于文明之外，这是不可回避的选择。现在应该说到了“进一海阔天空，退一步万劫不复”的历史性时刻。这是历史给中华民族的机会，也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这也是历史给胡温的机会!
我们忍耐着、等待着、关注着。
愿上帝垂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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