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庸置疑，胡溫上臺後從「薩斯」疫情的公開報導到對政府官員問責制的推行，從孫志剛案到改收容遣送制度為流浪救助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順應了社會發展大勢，也順應了民意，較之前任中共領導確表現出了一種開明，一種對弱勢群體的關懷，以致有人歡呼「胡溫新政」的到來。就在這種帶有進步色彩的改革氛圍下，民間卻出現了更多的抗爭事件，在局部地區造成了不穩定，這看起來跟改革進程似乎不太合拍，以致有人覺得老百姓是不是「不識好歹」？這種從表面看不和諧的怪象，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也同樣出現過，甚至至今仍成為一些人攻擊改革的口實。八十年代隨著胡(耀邦)趙(紫陽)改革的深入，中國社會出現了先有八六年底學潮，後有八九「六四」的全國性大規模民主運動，這一切從表面來看似乎是胡趙改革催生了民主運動，後來一大批中共頑固派也正是以此為藉口於八六年逼退胡耀邦，八九年軟禁了趙紫陽，使中國政改因此中斷。這種現象更遠可以追溯到五七年的「反右」前夕。反右之初中共也一再呼喚民主人士出來給共產黨提意見，一大批知識份子本著幫助共產黨改正錯誤的熱情提了些意見，結果引出了「反右」的大清洗。從五七年的「陽謀」鳴放到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再到今天的開明改革，都似乎表現出對社會的禁錮一旦放鬆中國社會便出現一種「亂象」，各種思想與要求紛紛出現，從而給人造成一種不改革還穩定，一改革就亂套的印象。
究竟是改革帶來了「亂象」，還是亂象催生著改革？改革與社會動盪是不是必然的聯繫？改革是不是造成動盪的原因？這些在中國改革之初就引起爭議的話題至今仍是道繞不開的坎。僅從表面而論，改革的確伴生了一些亂象，這正成為中共當局內一些頑固勢力屢屢阻止改革的藉口，甚至在思想界及社會民眾中都有相當一批人持此看法或存此顧慮，這給改革的直接實施者造成了很大壓力，甚至也引起他們的困惑以致警惕進而故步自封不敢越雷池半步。所以深入分析這種改革伴生的社會「亂象」，真正瞭解其實質，對進一步推進社會發展無疑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亂象」是否起因於改革？縱觀近年來的群體抗爭事件，它們最直接的起因是以前遺留下來的下崗、城市拆遷、土地徵用等方面存在的不公正導致的對公民權利的侵害。從時間來說基本上是上界中共領導人製造的，從更根本而言則是極權體製作的孽。這些問題在發生之初便讓民眾不滿，給社會埋下了隱患，到時機成熟時便如引爆的炸藥般轟然而起，至於炸藥是爆炸的原因還是某個火星是爆炸的原因，這可能不好從單方面論斷，但從某種意義上說，炸藥自身的爆炸性才是爆炸的根本原因。近年來的群體性抗爭應該說是起因於原來的不公與過分壓制，爆發於今日的相對寬鬆。也就是亂象生於改革之前而露於寬鬆之中。是寬鬆引爆了維權之導火線，還是本能的維權意願選擇了寬鬆中的群體抗爭？答案是不言而喻的。這使我聯想到我父親當年生病時的情景，他是在別人一再提醒臉色不好的情況下才去醫院檢查的，結果很快就確定得了白血病，在醫院一打針就發高燒，於是他跟我一再埋怨說是醫院打針引起了他的病，本來好好的到醫院一治反而有病了。我當然不排除有庸醫誤人的情況，但我父親顯然是確實有病後經治療才引起較強反應的，而不是沒病治出了病。中國改革出現的「亂象」大概與我父親治病的反應相似吧。顯然亂象起於體制，改革最多是給了問題暴露的機會，而不是改革導致了「亂象」。由於改革中環境相對寬鬆，各種問題暴露的渠道更多，使人們在極權鐵桶內找到了一絲透氣孔，瞭解到原本在極權政體下所不知道的一些更嚴重的現實。這種情況從五七年的短短几個月「鳴放」，到八十年代相對的「三寬」時期都能看到。所以改革的寬鬆只是將一貫壓制掩蓋著的問題暴露了出來而已。
再退一步而言，如果不改革是否就意味著不會有問題，或不會形成群體抗爭呢？絕對不是！因為下崗、城市拆遷、土地徵用等在極權體制下必然違背基本的社會公正，身陷其中的民眾必將被剝奪殆盡，他們事實上無時無刻不在尋求解脫這種壓制與剝奪，因為追求生存發展與自由是人與生俱來的本能。那麼剝奪性與壓迫性的政體能否維持永久的穩定，只要不改革就不會出問題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古今中外的歷史無不證明了壓制愈烈反抗愈猛，壓制時間愈長最後的毀滅性就越大。力學原理中的反作用力也證明了這一點。所以，那種指望不改革而通過粉飾太平延續穩定的想法是愚蠢的、不可能實現的。因此改革雖然伴生著「亂象」，但這是改革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而不改革必將是滅亡。
其次，改革伴生的「亂象」從某種意義而言也是「治像」。我雖不贊成大亂才能大治的哲學，但有亂必有治的辯證法是有道理的。從目前中國社會群體抗爭的形式來看，無非是上訪、請願，或在導致爭議的現場聚集抗議，就是最激烈的萬源事件也無非是庫區十來萬民眾到水庫大壩上靜坐以阻止施工以免在問題解決之前家園被淹而已。這些抗爭形式都是理性的、非暴力的，萬源事件中的省委書記最終還是被放走了，這就意味著人們還是承認現存政府的，把現政府當作解決問題的對象，這就具備了和平解決問題的基礎。這也說明民眾對現政權還沒有絕望，還把政府當政府，否則他們完全放棄了上訪靜坐請願，那剩下的路就很難想像。我曾坦誠地質問來找我的安全部門人員：「你們千方百計阻止人們上訪，你們究竟想幹什麼？上訪說明人們還沒有絕望，還把共產黨當個黨，還把政府當個政府。當你們把他們最後這一線渺茫的希望也掐滅時，你們想讓他們幹什麼？你們不給他們上訪是想讓他們上山！是不是？」中國的民眾是有著極強的忍耐力的。中國今日眾多的群體性上訪與靜坐抗議事件說明瞭民眾仍然是理性的，是希望通過現政權所提供的極有限的途徑來解決問題的，這就具備了文明協商、良性互動的基礎與平臺。這怎麼能說是「亂象」？我覺得這反而是「大治之像」。
再次，群體抗爭其實是民眾的正當權利。無論群體上訪還是就地抗爭都是民眾自身權利受到來自權力的侵害後所選擇的一條合法的追討之路，這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講都是天經地義的。公民懂得自身的權利並努力維護自身的權利，這是一個社會文明進步的標誌，是公民成熟的表現。一個對人民負責任的政府，一個希望社會長治久安平穩發展的政府就應該努力培植公民的這種精神，樂見這種公民社會的成長。尤其是作為自許代表人民的政黨，更應該樂於聽到人民的願望，勇於維護人民的權利，否則怎麼體現代表？難道不作權利維護的代表而作剝奪權利的代表？要知道公民權利是天賦的，公民權利意識的覺醒是文明進步的，公民為爭取權利所進行的努力是正義的，公民通過有限的政治與司法途徑來維護正義是可稱可讚的。這是中國人民融入世界文明的標誌，是中國人民有能力有條件享受人類文明的標誌，也是對中國人低素質論、國情論的徹底否定。就是毛澤東都曾說過：一個政黨不害怕聽到人民的聲音，最害怕的是鴉鵲無聲。人們爭取和維護自身的權利在任何時候都是正當的，是不容阻礙壓制與扼殺的。
最後我們還應該看到群體抗爭是對改革的呼應，是對政治改革的有力支持。人們選擇在開明時期來申訴這種願望，來爭取自身的權利，並不是不識好歹，恰恰相反，這是民眾對開明改革的一種支持。它說明人們認識到了開明改革者的開明，認可了他的改革，並希望且相信他們有進一步的改革可能，對過去社會的不公、權力對權利的侵害，開明改革者可能會糾正和補償。這正體現著民眾的信賴與期待。本著這份信賴與期待，民眾以他們自身的方式為被侵害的權利採取上訪、靜坐等請願的形式。這是一種直白的民意表達，這是尋求傾聽的呼喚，這也是督促進一步改革的吶喊。可以說，民間這種群體請願與抗爭昭示著改革的動力與社會變革的方向。今天的改革就是要維護公民的權利，就是要建立和平有效的維護公民權利的機制，就是要革除一切侵犯公民權利的官吏、政策與制度。這與「權為民用，利為民謀，情為民系」的新三民主義是遙相呼應的。民眾抗爭不僅呼喚新三民主義從文件走入實際生活，這種群體抗爭還陳述著權力的來源，佐證著改革的正當性與緊迫性，顯示著改革的動力，同時它也考量著改革的真偽。如果是一個真正的改革者，應該樂於看到這種民氣的復甦，看到人們對切身權利的關注與理性維權的行動。只有那些背離人類文明、固執於一已之利而不顧世界大勢與民族命運的偽改革、偽開明者才懼怕這種民眾的抗爭。
改革難免要牽涉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尤其要觸動一部分非正義的既得利益者，阻力是在所難免的。尤其是在中國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極權統治，又經過近十幾年的權力資本化後，非正當的權貴經濟已成大勢，這時權力自身中是很難生出改革動力的，本著對民族負責、對歷史負責的高層改革者必須與底層民眾的維權運動相結合，在底層民眾的維權鬥爭中尋找到改革的動力與方向，借底層民眾的維權動力去摧毀一切改革的阻礙。應該說今天覺醒了的底層民眾是改革的生力軍，是揭露問題的檢疫隊，也將是捍衛改革的自衛軍。改革本來就是要還社會以公正，還公民以權利，離此何言改革？若立於此就應不畏改革的艱難險阻，因為廣大知識界與民眾對那些真正體現他們權利、維護他們利益的改革措施、改革者是心知肚明的，是堅決支持的。就如今天人們對耀邦的緬懷，對紫陽的牽掛、崇敬，與對某些人的厭惡、蔑視形成鮮明對照一樣。
歷史給這個民族的機會不會太多了！所有對歷史、對民族有責任心的人必須清醒地認識時局，認識目前社會的群體性抗爭事件，體認民意，努力培植社會的有生力量，堅決攻克那些阻礙文明發展的頑固堡壘。中國歷史又一次走到了跨入人類現代文明的十字路口，是繼續前行以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還是繼續傍徨游離於文明之外，這是不可迴避的選擇。現在應該說到了「進一海闊天空，退一步萬劫不復」的歷史性時刻。這是歷史給中華民族的機會，也可能是最後的機會了！這也是歷史給胡溫的機會!
我們忍耐著、等待著、關注著。
願上帝垂憐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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