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庸的辉煌前辈
读过《蜀山剑侠传》、《青城十九侠》两部古典侠怪小说的人都会为作者的非凡想象力而惊叹：神奇的宇宙、各种奇形怪状的生命、瑰丽多彩的仙魔世界，火山与海啸爆发的惊天动地、各种人类想象不到的空间、亿万倍于氢弹爆炸的宇宙能量的喷发。
从侠士周淳与采花贼毛利和尚的结仇写起，由简单到复杂，由剑侠而剑仙，由剑仙而展开神魔世界，一路任灵感驰骋，每天报上发表一段，现编现卖，情节可以随意，我父曾劝他说：“周淳是好人，别把他写死”，于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保留了周淳的性命，始终没有写到他的死。
金庸小说以历史背景寄托现代价值观念，还珠楼主李寿民则由人间的正义斗邪恶步步提升到宇宙中的神魔战斗。而作者在人间却遭遇了真正的魔，他在序言中谈到上世纪三十年代江西两湖的大规模劫匪：中共“杀猪出谷”震撼全国。这可能激发了他的灵感，深化了他的思维，由人间中共的邪恶深入到宇宙的复杂而气象万千……
五十年来大陆横行的高干子弟采花贼比花和尚毛利要野蛮得多，人间的共匪比绿脑袋的邪魔更伪善更邪恶。
二、北京音乐界前辈郝荫裳讲故事：
我从小就听人说“共匪”，就不明白问父亲，他听过李寿民讲过许多，“匪就是共，共就是匪”，再问，只讲了还珠楼主笔名的来由，原来李寿民先生学富五车，才高北斗，被一位绅士慕名托人聘为家庭教师，大家闺秀发生师生恋，誓死不嫁他人，被绅士赶出家门，小姐与李寿民结为连理，经人说合，终于合好，“还珠”于岳父之家，故别名“还珠楼主”。
郝荫裳先生名字颇有艺术美：绿荫内深藏的海棠之果。但说话语带讥锋，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北京许多中学兼音乐课，被学生起外号叫“好小子”。有一次课上讲他的故事，谈到在家乡，身家性命要靠自己保护，黑夜他趴在高墙后土袋堆上打一枪，马上得滚下来。土匪的枪法极准，看见开枪的火光，马上还击，动作稍慢，就会击穿脑壳。现在想来他家可能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地主土围子”幸而当时当地的土匪只有枪没有炮，所以没有攻破。
后来看到陈忠实先生所著《白鹿原》描写的陕北土匪攻破财主“土围子”，抢掠一空，十分可怕。比五年来大陆流行的警察抄家还是逊色，网上见到河北省赞皇县抄法轮功练习者的家庭，连桌子、板凳都没有留下，家徒四壁。
这种土匪抄家故事，在中国历史上不断重复，现在中国大陆更现代化，“合法”化。
三、《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这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创编的一出平剧，我看到张云溪、张春华、云燕铭等人在北京护国寺人民剧场的演出，为演员精彩表演鼓掌。现在想起来很不是滋味。窃贼金毛犬段景柱，偷来一匹照夜玉狮子马，去献给占山为王的匪首宋江，（史称：宋江等 36人横行河溯）作晋见礼。途经祝家庄被截夺，宋江就倾巢出动，攻打“土围子”，虽没有现代的碉堡，但迷宫一样的盘陀路说明即使豪强地主为保护自己的财产，防御土匪也费尽心机。
只为一匹好马，攻打三次，双方伤亡无数，最后屠了祝氏全家：祝朝奉和三个儿子及满门家眷。黑旋风李逵一板斧劈死了祝彪，宋江还把人家的未婚妻，送给了矮脚虎玉英，亭亭玉立的一丈青扈三娘只得屈就矮丑的侏儒王英，不知扈三娘本人作何感想？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在“楔子”中说有人在仙山道观中误掀缸盖放出108匹黄蜂投生世间，寓意是36天罡与72地煞，作为“上帝之鞭”为惩罚腐朽堕落的人世而杀人越赁，造反祸乱世界。
没有阶级斗争学说，意识形态的招牌只是“替天行道”，所以攻不进首都，不能成事。
三、流寇不流，造反有理：
我自幼听保姆说：“黄巢造反，杀人800万”，这句话历经千年而留传，而且在农村流传很广，可见对农民创痛之深，为害之烈。
意识形态更简单，自号“冲天大将军”，其实他是个投考状元落地，灰心绝望，另寻出路的知识分子，去搞农民“革命”。
中共有了舶来品意识形态包装，但斯大林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实质是农民问题”。毛泽东谈到了他和流寇策略上的区别说：“流寇主义没有根据地，等于人没有屁股，坐不下来。”
中共在各方面渗透、灌输，舞台也不例外，滴水不漏，所以选择“造反有理”的《三打祝家庄》改编平剧（现称京剧）。又如《连环套》一剧中，把山大山“坐地分脏”一句，改为“除暴安良”，而寨主窦尔墩称赞黄三太，黄天霸父子的一句台词：“老子英雄儿好汉！”被中共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利用来进行阶级斗争，配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用以打压非红色出身的大、中学生，现代盖世太保国家恐怖主义组织6、10办头目刘京当年在北京工业大学为这副对联辩护的演讲词，为文革史家王友琴女士收存，并发表在人民报网上。当时，北京六中学生王光华就因为批驳这副对联被十几个“红”卫兵围在中间练刺杀，被十几根木枪活活戳死。
毛泽东总结马列原教旨为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千言万语，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在文革中广泛应用于屠杀灭绝黑五类以及各地两派的武斗。
五、“杀猪出谷”再现于文革：
“杀猪出谷”是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农村痞子带头抢劫富人的称谓，成了红卫兵经典，当时共产党还没成事，毛灌输阶级斗争意识，在湖南农村办起农会，富农以上不准加入，已初具对黑五类专政的雏形，不准入农会的地主、富农登记在“另册”，即坏人，牛鬼蛇神花名册，即流氓无产者专政对象。
“杀猪出谷”顾名思义，那就是靠人多势众，不管法律，冲进富裕公民之家，把圈里肥猪杀光吃尽，打开粮仓，抢走所有粮食，因为“马克思主义”等于“造反有理”。
四十年后，全国各地中学生到北京取造反之“经”，向北京红卫兵学习，汲取经验，北京各中学红卫兵教他们如何半夜翻墙，敞开大门，蜂涌而入，从被窝里揪出主人，罚跪，皮带抽打，翻箱倒柜，抄家，没收存摺（活期存款，不须证件，持摺取款），可惜当年红卫兵很少忏悔，没留下惨烈事实。
万维读者论坛2000年8月20日，作者胡瓜回忆：“回忆一下那个夜晚，那个有星星有月亮的夜晚，我们无端地冲进一个平民百姓的家，将一位善良的少妇拉出被窝来，逼她交待她自己也无法弄清的罪过，直到把她打死在如水的月光下……
回忆一下上海的那个临街的窗口，和那个窗口上垂挂的两具遗体，当代最有骨气的文化人和最杰出的文学翻译家，（可能是音乐家傅聪的双亲傅雷夫妇，作者未写名字），与妻子一道，用这两具圣洁的遗体，表达他们对一茬茬泛赤民族的失望与悲悯。在相隔不远的另一寓所里，当代最杰出的女钢琴家，跟母亲和弟弟一起，告别了那一片铺天盖地的喧嚣，走了一条宁静的死亡小径。”
剧作家吴祖光写“3x位艺术家之死”记录了周信芳夫妇、马连良、李少春、裘盛戎、老舍、言慧珠等30几位在文革中的惨死。作者因此被开除党籍，打入“另册”。
但挂一漏万，据我所知电影演员胡慧深、篮马、石挥、上官云珠、顾而已、严凤英……
作家：赵树理、田汉、杨朔、罗文斌、李广田、海默……
学者：吴晗、傅雷、翦伯赞、叶以群、刘盼遂、陈梦家、李平心、李达、陈笑雨、刘绶松……
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
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邵荃麟、侯全镜、陈琏（蒋介石秘书陈布雷之女）
民主党派：南汉辰、章伯钧……
至于普通公民更无法统计，北京东单三条牙科医师夫妇活活被打死，小楼被没收。只因平时不让检查卫生，被街道以特务嫌疑率领红卫兵冲进去。
北京东四牌楼以南本司胡同中间，远远便可以看见两层灰楼，上刷广告“万灵虎骨高，张氏追风丸”主人之子，在药店被 “公私合营”后政治学习中，响应向党“交心”号召，说了心里话。说合营，实际上是没收，定期给点利息是象征性的，曾想刺杀毛，被捕专政。
老两口文革又面临丧失房产（当时房屋管理局以造反派名义威胁有私人房屋者交出房契，否则格杀无论），街道干部率领红卫兵又来批斗打杀。二老决心自尽，老妇先让老人把自己勒死，老人再放火烧楼自焚，不给共产党留下。正好街道积极分子率领红卫兵冲进扑灭了火，老妇已死，老人被捕入狱，房屋没收，至今广告仍在灰楼招徕过往行人。只有老邻居知道这段来历。
至于批斗不死，熬过暴打的各界名流，如四大名旦中梅兰芳与程砚秋幸而早死，剩下尚小云、荀慧生都被本剧团造反派宣布“杀猪出谷”、“扫地出门”轰出家门，不发工资，两人无活路，去拉排子车（即人力代替骡马，驾在辕上，替人搬家、运货），武生名宿杨小楼高徒李万春下放内蒙沦为乞丐，饭馆职工看他可怜，免费供洒喝。
毛在二十年代《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的新名词“杀猪出谷”在四十年后文化大革命中又大显威风。
六、罗素爵士的判断在土地改革中被证实：
我没参加过土改工作队，但听一位营长说：“东北的小地主只有一条破棉被，按土地法规定不亲自种地照样被流血斗争。”
这让我想起了孙中山的话：“中国只有大贫和小贫之分”，中国确实没有欧美的大种植园与拖拉斯。
没有政权之前是“杀猪出谷”，有了枪杆子之后，在井岗山拉起队伍（与当地土匪王佐、袁文才合并，后来又把两人设计杀掉）。
马克思说：“物质力量必须用物质力量打倒。”
这物质力量首先是钱，然后才能武装工农做暴徒。在十月革命之前，俄国共产党如何筹款《苏联共产党教程》中讳莫如深。我上小学时在一本儿童读物上看到大本连环画中斯大林几个人在劫一辆银行运款车，这大约是可信的，光靠列宁到德国驻瑞士使馆领间谍津贴是不够用的。
至于中国，在井岗闹革命，唯一财源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说是土豪，我看凡是有田地、财产可夺的富人都在其中，至于如何打与分，没留下记录。（陶铸夫人曾志写回忆录也没写到）
怎样使老实贫苦农民变成抢人的土匪，最初上世纪二十年代毛泽东在广州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在传播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当然首先得依靠痞子即流氓无产者，农村称作二流子。我的农村亲戚说土改更具体：有许多村根本没人去抢劫，勉强分到的衣服浮财，老实的农民夜间又给原主送回去。尤其象欧美一样的慈善家，中国城乡都有，称“大善人”修佛积德，济困扶危救济乡亲，这样的农村，流血斗争煽动不起来。这时流氓、痞子便成了毛所说的“革命先锋”名为帮助落后村，斗倒本村地主后，几十辆马拉大车到外村劫掠一空，一把火便把斗争地主普及，不赶快斗争本村地主，财物都会被“革命村”大队人马抢光。
至于流血斗争，如何煽动，河北省蓟县一位亲戚说：当年土改队员在斗争会上问大家，该不该打死？齐答：“该！”一个老实农民说：“迫不得已”，马上被石头棍棒砸死。
53年在朝鲜，遇到过一位干部助理员，营级（大尉）很清秀漂亮，他是地主儿子，靠参军留下一条命，家乡土改队到军队要人，军队不给，若交出便没命了。
清华大学一个学生回家，劝父亲主动献出土地，反被打折了腿，被好心人偷偷地放了，愤而参加国民党军队，不到一年又被共军俘虏，和我在军校同一个中队学习。
号召分土地的农民孩子为了“保田保家”，踊跃参军，内战中死的多是这些农民，不到三、五年，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公社农民挣工分，月薪几角人民币，城市8级工人月薪40元，土匪与奴隶主合二为一。
而台湾国民党的办法是“耕者有其田”，先实行三、七五减租，即地主收租不能超过耕者收获的三分之一。后由政府出钱收买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农民，地主得到股票纷纷转为工商业者，转为资本家，蒋经国十大建设为流通开路，经济起飞。而大陆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等十大建设都是为壮门面，修成先请各国使节参观，大搞宣传。
两岸对照，英国哲学家罗素博士判断显然正确，共产党走得是一条暴力掠夺公民财产的邪路，被煽动暴力革命的工农现在生活最惨，被压迫在最底层。几十万涌向北京“上访”。
六、公开掠夺的理论根据：
对这种暴力掠夺，马克思说是“剥夺剥夺者”，他不承认工厂主、企业家的脑力劳动，认为私有财产都“剥夺”来的。
马克思给生产关系的定义是：生产、流通（交换）、分配、消费。
苏联实行变革生产关系，斯大林定义为：1、生产资料所有制，2、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关系，3、产品如何分配。从此，生产关系成了人为的可以操作甚至操纵的主观范畴，可以用强权改变。
林彪说得露骨：“有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夜之间就可以打倒”，一语道破共产主义的实质：暴力掠夺。杨斌逮捕，仰融逃亡，这都是富人榜上前几名，企业家郑明芳、王玉芝一夜之间可以抄光，变为一无所有。江氏刚掌权就说：“我要把个体户罚得倾家荡产”，因为个体户们曾支援过静坐的学生。
七、大私有主义：
孙中山曾派蒋介石到苏联考察。孙中山称共产主义是“大私有主义”。在苏联工业为全民所有，农业为集体所有。毛要消灭两种所有制，农村成立人民公社，财产由生产队所有，再过渡到大队所有，将来全公社所有（即全乡所有），全县所有，全省所有，一步步最后达到全国所有，这就是张春桥循毛思路提出的全国工农、知识分子一律月薪人民币30元，200元以上存款没收。消灭了人民的私有制，共产党魁将成为全国以至全球最大资本家，完成大私有主义。毛夫人江青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有女皇”，更是画龙点睛，要言不繁。
毛在世，他是全国第一富，稿费40万人民币，28年来利滚利已翻了几翻，毛死，邓报复说是党产，毛子女不得享用。
邓在世，邓朴方、邓质方是太子党中首富。
江在世，江绵恒是天字第一号首富。江氏血债累累，为留后路狡兔三窟，人民报站披露2002年5月到9月间中资银行把30多亿美元转移到加勒比海地区分支机构，只承认转移80多亿港元，另一笔20多亿美元偷转到加勒比海江氏个人帐号被发现。
在瑞士银行，江手下人给江存了4亿5千万美元，并在某国购置豪华别墅。
江绵恒名为与台塑大王──王永庆之子王文洋合办公司，实为江家独资，王文洋早已被父开除门庭，江财神把住国库钥匙，一次就批给长子25亿美元。毛邓当年财势已是小巫见大巫。不仅古巴党酋卡斯特罗国外巨大存款前几年已被揭露；北朝鲜晚年穷得饿死200万人，金正日却建有几十个豪华别墅；其子金正男在日本挥霍无度，全家使用进口货；越南共魁黎笋阔到可以到西德寻美女做夫人。
而且传染到中国近邻缅甸奈温将军也学中国：五十年代末一举把全缅甸工商业收归国有，至今军人专政；伊拉克萨达姆也学大私有主义，他的统治工具也叫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党，把民族复兴与社会主义两大招牌全占了。
有的评论家已经指出江氏就是中国的萨达姆，江的残忍之深广度比金正日、萨达姆有过之而无不及。
假如毛的理想全球公有制实现，那在大私有主义最高魔王统治下，共产主义的全世界将是怎样的黑暗地狱？
江氏曾对身边人说：“我可以在任何时间让任何人做我要他做的事情”。（见《欺世谎言》）如果共产党实现了全球共产的野心实在不堪设想？
1989年4、5月份，6月4日屠杀之前，我在电视上看到中央电视台元老，资深主持人赵忠祥胸前挂着大纸牌：“我欺骗人民40年，自己也被骗40年。”
6、4之后，在批判“6、4暴徒”的展览会外场地上我还看见了各界名人对绝食学生的物质支持，包括相声演员姜昆捐助的小卧车，已被烧成烂铁。
一旦取消信息封锁，人民是会明白的。
当时一位师级军队离休干部的儿子提到他顽固的父亲说：
“老共匪！”(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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