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硬做调笑的小品化中国

2004-11-05 07:44 在“知识精英”硬做调笑的小品化中国，腐朽的传统政治与堕落的现代消费结合起来，冷酷的现代专政和大众找乐融为一体。不是无知者无畏而是无信者无畏；不是良知者自安而是无耻者自安。

有评论说，大导演张艺谋，拍小人物能拍出大气象，如《秋菊打官司》、《活着》等，而拍大人物却沦落为小风景，如《英雄》、《十面埋伏》。大导演用天下情怀包装秦始皇，表现的却是沙砾般的人文观。再等到张艺谋出现在大场面上，愈发透出平庸的小家子气，雅典奥运闭幕式上的八分钟“中国红”，张艺谋向西方人展示的中华文化长城，更像中南海红墙的影子。

文化界针砭张艺谋
张艺谋的威廉亚洲官网 影片《十面埋伏》经过官方的全力支持和独出心裁的首映式炒作后面世，据说又赢得了不错的票房。尽管，这部影片像以前的《英雄》一样，通过高科技的制作和张艺谋擅长的矫情画面，展示了一种“唯漂亮主义”而非“唯美主义”的悦目效果。然而，大陆影评界的反应仍然以负面批评为主：类似风光明信片或情人节贺卡的画面，是对好莱坞式华丽电影语言的滥用，从而在影院里引出阵阵哄笑有种“新新人类”热衷的时尚漂亮，却因缺少动人的故事、丰满的人物和历史社会人生的寓意，以及一系列低级的叙事错误，而沦为浅薄媚俗的精神麻醉剂，甚至就是对观众的智商和审美能力的侮辱。

所以，大陆文化界开始集体针砭张艺谋，署名沙林执笔的文章《不能忍受这样的导演》开篇就说：“《十面埋伏》开张后，中国文化界越来越不能忍受这样一个大导演，他垄断中国电影话语和电影市场，盛大歌宴后面是一片狼藉。”电影学院的崔卫平教授曾把《英雄》称为“献给暴君的贺年卡”，郝建教授把《十面埋伏》称为“唯漂亮主义”的明信片。著名评论家朱大可认为：《十面埋伏》是新的“假、大、空”，把广告式的“国民愚化效应”推向“盛况空前的高潮”，它是“对受众智力的公然衅视”。

除了专家、学者、评论家的尖刻批评之外，网民也对《十面埋伏》颇有不满，有人说：电影院里一片哄笑，简直是让人喷饭的弱智影片。有人说：《英雄》出来之后，觉得张艺谋真的江郎才尽了，而一看《十面埋伏》，才发现《英雄》真是好片子。甚至有网友贴出“痛打文化二奶”张艺谋的标题。

六四后的中共统治，奉行稳定第一的策略之一，就是收买中心城市和各界精英。在文化领域，中共保持稳定的硬软两手策略，既要压制民间反抗和有悖于主旋律的文化产品，又要在文化上全力纵容庸俗化和调笑化的大众文化的泛滥，有人甚至把大众文化或商业文化称为最强势的话语霸权，几乎使八十年代开始恢复的人文精神荡然无存了。回避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文艺界的唯一风光。

中共成功收买知识精英
从被主旋律排斥的导演到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式的当红戏子，张艺谋从叛逆到驯顺的电影生涯，非常典型地浓缩了中国知识分子角色的嬗变，标志着中共政权对知识精英的成功收买。

众所周知，从担任《黄土地》的摄影到导演一系列有影响的影片，张艺谋是靠小投入且倍受争议，甚至被官方封杀的先锋电影而名扬海内外的，时至今日，他执导的名片《活着》，仍然无法在大陆公映。而中国的怪诞就在于，已经变成国际知名大导演的张艺谋，也同时变成了接到政府大订单的首席导演，随之而来的，是昔日受打压的导演变成了今日小康盛世的宠儿。现在，他无论干什么制作，皆有大资金投入其中。

当下中国主旋律的审美情趣──申奥片和申博片、重大政治庆典宣传片和大型招商广告片、春节晚会的舞台和MTV式画面 定型化和程式化的灌输和麻醉，已经把大众文化变成官方主旋律的附庸，显示出独裁权力制造愚民化效应的高超技巧。大众文化的主旋律非小品化情调莫属，张艺谋的愚民电影不过是小品化愚民的精华版而已。

无论是每年一度的春节晚会，还是影视中“戏说剧”、“贺岁片”的火爆，民众最衷情的无疑是小品化风格的文化消费品。于是，在岁末年初，赵本山能否出现在春节晚会上，冯小刚是否又有新的贺岁片问世，居然每每成为大陆文化界的热点新闻。有没有受欢迎的小品节目，已经成了社会衡量电视中的各类晚会和综艺节目重要标准之一。上演小品的各种大同小异的晚会，类似于具有多种娱乐功能的“精神大烟馆”，主流意识形态本身所完成不了的灌输功能，借助于舞台小品这种精神鸦片的致幻效果来完成，而且是超额完成。与此同时，这几年，与小品的火爆并行的是古装戏和贺岁片的泛滥成灾，这些电视剧和电影的人物对白和情节设置，都有几分小品的调笑风格。

小品对政权的帮助功能
小品，作为当代大陆人特有的调笑大餐，已经代替了八十年代的相声黄金时代，而成为六四后最走红的娱乐品牌。它是调笑心态的舞台化和程序化，是世纪末中国人精神的准确外观，其调笑中隐含着最阴毒的精神鸦片：如果仅止于娱乐和休闲，这样只供一笑的庸俗和无聊还有正当的存在理由和权利，谁也无权禁止人们选择平庸的娱乐，更无权强制性地要求人们只能欣赏高雅艺术。但是，大陆的小品决不会很单纯地“为娱乐而娱乐”，而是要“寓教于乐”，使之具有主流意识形态的帮闲功能，一定要在浅薄、无聊、庸俗、恶心的调笑中，加入大量民族自尊、太平盛世、“三讲”后的廉洁正直和“真善美”的道德说教，诸如“美国人倒着刷盘子”，“美国闹徘闻俄罗斯换总理环顾全球冷暖风景这边独好”……皆赢得了最热烈的掌声，被评为一等奖。而在这种调笑化文化消费的背后，是中共独裁的“不准批评”和“不准怨愤”的强制化压制，所以，轻薄的调笑并非自愿选择的结果，而是在强制之下的别无选择的结果。最近两年的春节晚会，之所以令观众怨声四起，就在于没有推出可供一笑的小品。

由此可见，粉饰太平盛世和向执政者献媚，是这类小品化调笑品的主要意识形态功能，而演员在自我调戏中调戏观众是其收视率的保证。这是假大空的官腔之外的伪民腔，实际上，它是稳定第一的官方主旋律的娱乐化。强制下的娱乐必然导致文化生命的死亡，公众审美趣味的萎缩，中共纵容的小品化调笑，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比如，小品《谁怕贝勒爷》中的台词：“一碗香喷喷、热腾腾、没有米虫、没有石头子的米饭，那就是美！”

权力之手操控台上戏子
这样的穷途末路也写在那些著名主持人的脸上。比如，能够把观众说出眼泪的一位央视著名主持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很麻木，只是服从组织安排。也就是说，舞台上的小品式狂欢是一种硬做出来的集体仪式，组织化的色彩斑斓和鼓乐齐鸣，精心排练的挤眉弄眼和骚首弄姿，按照主旋律节拍挤出的整齐划一的笑脸，在幕后的那只看不见的权力之手的操控下，台上的戏子们是傀儡，台下的观众也是傀儡。

傀儡化的舞台是冷酷的，主持人向观众展示某位嘉宾的隐私性痛苦经历，已经成为重大晚会的保留节目，特别是在央视的春节晚会上，让全国观众在品味大年三十的饺子的同时，咀嚼台上嘉宾的个人痛苦。实质上，如同在执政党掌权的盛大庆典之际，江核心完全无视民意的臧否而非要建造的世纪坛，用冰冷而僵硬的水泥钢筋强暴举国民心一样。

在中共官场的吏治败坏、巧取豪夺、贪污受贿、渎职失职、官匪一家、跑官买官、欺上瞒下、嫖妓包二奶……之中，在农村日益凋敝、城镇失业者日增、被剥夺的弱势群体进行自焚式的绝望反抗……之中，中国的中心城市和各类精英们似乎直接进入了后现代的消费性休闲的时代。

权力金钱知识的结盟
在大众文化的风靡中，腐朽的传统政治与堕落的现代消费结合起来，冷酷的现代专政和大众找乐融为一体；政权和商业的共同操作所创造的文化消费市场，把自卑自傲的民族主义和虚张声势的反霸权变成畅销读物，把一夜暴富的渴望制作成看不完的肥皂剧，把压抑已久的性欲变成现实中的“包二奶”和“泡小姐”，把毛泽东加格瓦拉式的无产阶级造反革命，变成准知识贵族的鸡尾酒会；把为弱势群体鸣不平的呐喊，通过商业炒作变成文化卖点和高额的市场利润；把用大资本家的钱支持的学术评奖，变成了掌勺的学术青红帮私分大锅饭（正如权贵们把企业上市变成代理人瓜分公共资产一样）。文学作品也进入“肉体写作”的时代，美女作家之后又有美男作家，更有自称是硕士的知识女性将自己的裸体照贴到网上。

在独裁话语仍然处于主宰地位的中国，政治黑幕是严禁曝光的，而个人隐私却能够公开展览。本来应该承担社会批判与公众启蒙的责任的一些知识分子，一方面成为执政集团的附属物，成为执政党操纵大众的辩护工具；另一方面变成了文化商人，操纵着精神鸦片的生产和销售。他们在自艾自怜地感叹人心不古和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同时，却仍然以独霸的话语地位进入权力的中心和文化市场的漩涡，既当执政党的高级幕僚又做大资本家的高级马仔，通过出卖学术诚信和道义良知来完成与权力、与金钱的结盟，也就完成了自己的私人资本积累，弄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或常务董事、首席策划干干。

政治民谣黄色笑话风行社会
于是，在没有基本的制度常识、权利常识和做人常识的畸形社会中，成为知识界的口头禅的“文化多元化”也变得非驴非马！甚至就是指鹿为马。一方面，在官方意识形态霸权的强制性在场的背景下，“多元化”根本没有法律的保障和伦理的依托，被政治恐惧笼罩的知识界刻意回避争取自由权利的言说和行动：另一方面，在政治高压和商业诱惑的双重作用下，知识界又高声呼吁绝对的“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纵容和鼓励一种泯灭一切价值的“怎样都行”文化流氓，十足的犬儒态度成为“以无厚入有间”的利器，无论在何等处境中皆能逍遥地“游刃有余”，达致如入无人之域的化境。当学者和作家变成了小康时代舞台上的明星戏子，学术和艺术自然蜕变为装点繁荣盛世的晚会上的小品。所谓精英的平民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知识分子的戏子化和人文精神的小品化；所谓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不过是知识人放弃知识而进入文化市场而已；知识明星成为小康时代最醒目的文化标志。

中国真的已经进入了一个“调笑时代”，除了电视中的各类晚会、娱乐栏目上剧和小品之外，最能凸现这种精神分裂症的是在私人饭局上的佐餐调笑。小道消息、政治民谣和黄色笑话，成为六四之后大陆中国的一大奇观，既是人们发泄不满的创造，又是无奈之下人们的最好佐餐调料。执政者的作秀和官场腐败成为最大的民谣和笑话的素材库，几乎每个人都能讲一段以黄色为调料的政治笑话，几乎每一城镇和每一村庄都有广泛流传的讽刺性民谣。它们才是大陆民众真正的公共语言，与官方控制的媒体上的公开语言口形成了鲜明对照：如果你每天只接受来自公开媒体的信息，满眼就是一片光明，恍如生活在天堂里；而如果你每天只汲取私下聊天的信息，就会举目皆是暗无天日，简直活在地狱中。这些民间的信息交换和传播无法在阳光下公开进行，只能在私人之间的小圈子里流传。

如果说政府的各类公开的和非公开的禁令是正规黑幕制度的话，那么民间的小道消息就是另一种由恐怖统治制造的非正规黑幕，权贵在黑幕中瓜分全民资产和搞政治阴谋，民众在黑幕中发泄不满和自寻开心。两种黑幕中的大陆人遵守的是同一套规则，即正规制度下的非规范反规范的灰色潜规则。

另类形式的精神另品
令人最为困惑的是，生活在如此巨大反差之中的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别扭；私下里万众唾弃的中共政权仍然稳稳当当，某些高层领导人仍然在全民的私下诅咒中风光无限。每一个私人相聚的饭局都是一次牢骚发泄，一次政治笑话的汇演。这类牢骚和嘲弄，随着饭局的结束而结束，丝毫不影响人们在公开场合中的另一种表演。久而久之，这些完全不同于官方的民间创作，这些在私人饭局上的强烈不满，非但对现行的中共独裁没有任何威胁和伤害，反而成为一种民间自发性的纯娱乐项目，如同在紧张之余的闲暇中，看一个好莱坞大片或中央电视台的小品晚会，只是即时娱乐而已，笑过之后一切如故：要说谎时就说谎，要黑心时就黑心，要钻营时就不择手段……

现存秩序的受益阶层的牢骚，大城市市民的怨恨，早已失去了匕首和投枪的锋芒，失去了真正的道义力量，而变成了牌桌上和饭局上的自我娱乐。它们是另一种形式的精神毒品，既与官方媒体中的小品化娱乐配合得天衣无缝，又具有官方小品所不具有的超强麻醉功能，人们像消费商品一 样消费着苦难、黑暗和不满。

这是强制狂欢的时代：强制性的集体失亿，只能歌功颂德和阳光灿烂，而不准记忆苦难、不许正视黑暗和不准反抗邪恶。经历过大屠杀的国人，却仍然用跳“忠字舞”狂热来表演大众秧歌的狂欢，营造着到处莺歌燕舞、幸福欢笑的小康。而权力、资本和知识的结盟，政权、权贵和精英的共识，使社会的运转，不仅在正规法律之外，更在常识性的人性的基本良知和社会公共道德之外。不仅是“我是流氓我怕谁”，“我是无赖我在乎什么”，还是“我是懦夫我心有余悸我说谎有理”、“我平庸我快乐”──不是无知者无畏而是无信者无畏；不是良知者自安而是无耻者自安。在轻浮小品和调笑中，人们埋葬了正义感和同情心，在内在恐惧和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强制自己笑得灿烂、自安得从容。

(10月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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