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基于专制权力的凶残本性，中国当局对蒙古族人实施了种族灭绝式的镇压和屠杀。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深深震撼了我少年的心灵。当时，我向内蒙古的苍天和大地发誓，一定要为死于暴政的人民申张正义──让那些美丽、善良、高贵的心灵在我的小说中复活；让我的小说成为被摧残的蒙古文化千年不朽的生命形式。
经过二十多年艰难的秘密写作，我于一九九二年完成了小说《自由在落日中》，可是，一九九四年三月国家安全部按照专制暴政的政治逻辑逮捕我之际，同时，指令内蒙古国家安全厅和北京国家安全局，分别在内蒙和北京两地，查获了我存放在父母家中和一位学生姑母家中的小说手稿和软碟。一九九四年底，国家安全部以终生流放贵州为条件，将我释放。而从被释放的第一日起，我便开始了《自由在落日中》的重新创作。
十年忍辱负重，卧薪尝胆。我终于完成了四部小说，其中就包括重新写出的《自由在落日中》，我将其称为B稿，而把秘密员警原来查获的手稿称为A稿。《自由在落日中》B稿的“作者自序”中，对这两份手稿的命运有简要说明，如果胡锦涛主席感兴趣，可以一阅。
专制暴政下人们命运的悲剧和心灵的痛苦，是我所有四部小说的背景。但是，这些著作并非要点燃复仇的火焰。因为，我还不会低级到如马克思、列宁、史达林和毛泽东之辈，等而下之如江泽民之流，以在人间播种仇恨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因为，我是以大悲悯之心注视中国的苦难命运。那么，我为什么要把几乎全部生命作为祭品，献给小说的创作呢？首先，请允许我引用袁红冰小说体自传《文殇》中的几段话作为回答。
“在现代专制政治下，灵魂纯洁的中国男女迸溅在苦难命运中的血泪是珍贵的，但是，只有那血泪升华为诗意，只有高贵、自由、美丽的人格能从血海泪涛中沐浴而出，那珍贵之处才能成为历史的金色文化遗产。而在沈默中，那殷红的血，银色的泪，将随着时间无声的流逝而腐烂。”
“共产党官僚集团在摧残自由精神的过程中，不仅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而且，他们还想要毁尸灭迹，还企图用思想专制的丧布，遮盖受害者的累累白骨；用御用文人为独裁者歌功颂德的文章，掩埋浸透中国辽阔大地的血泪。在共产党官僚集团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中，除了受到严酷镇压的几件屈指可数的思想、文学作品之外，再也没有任何高尚的文字，配展现在阳光下。”
“ 苏格拉底曾说，知识就是美德。然而，中国文人的丑态却往往使历史确信，知识乃是卑鄙。且不说百万御用文人根本不愿意记住专制政治造成的人间悲剧，就是那些自命清高的作家和学者，也极力使自己忘却他们曾经从中走出的腥风血雨，他们是为了物性的生存而忘却，并为了在专制政治下攫取更多的生活资料，获得能令瘦屁股或者肥腿的女人倾慕的名誉、地位，而撰写出一篇篇散发出庸人裤裆气味儿的所谓小说，所谓诗歌，所谓学术作品。但是，他们的心早已在忘却中腐臭了──在对血泪的忘却中。”
“即使十二亿人都可以忘却，即使有一天连作为生命之源的太阳也会忘却，但是，袁红冰决不忘却。他要在，他已经在坚硬的记忆上，刻出了高尚、华美的人性，刻出了可以令万年历史都为之悲泣的峻峭的诗意。他之所以这样作，也许是为了安慰那惨死于现代专制下的千百万冤魂，因为，能让他从睡梦里猝然惊醒的，只有狂暴的雷电和无数鬼魂在漫漫长夜中的悲嗥；他之所以这样作，也许是为了让一滴真实人性的血，在共产党官僚集团通过无耻文人的笔触伪造的历史上，迸溅为秀色千古的诗意之花，他希望，那猩红触目的血迹能够成为中国人走向生命的真实和真实生活的起点；他之所以这样作，也许是为了发出一声孤独的正义的呼唤，对美丽人性的呼唤，因为，如果只由于对凶残的专制政治的怯懦，而把那一声呼唤永远禁锢在残破的心间，他将羞愧得只能把头颅藏在裤裆里生存；他之所以这样作，也许是为了以《自由在落日中》，作为东方文化复兴运动的启明星，因为，他已经确信──中国人堕落的人格使他确信，只有在文化复兴的火焰中，忍受焚身的痛苦，中国人腐烂于精神专制的灵魂，才能得到具有火焰神韵的净化，才能得到辉煌的再生。重铸中华文化之魂，这是中国民主命运的精神前提，而理由则在于，伟大的命运只属于高贵的人格，庸俗、低贱的灵魂和充满物欲的心不配，也不可能成为灿烂史诗的起点，即使以民主的名义，也不可能。”
胡锦涛主席不知是否思考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以来，巨大的社会悲剧总是前后相接，连绵不绝？以至于历史已经发展到二十一世纪，中国的下岗工人、民工、农民，以及善良的民办基督教信徒和法轮功学员，却仍然要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官僚整体腐败的背景下，承受深重的人间苦难。
发生上述情况的基本政治原因就在于国家权力的官僚寡头集团私有制。私有制的国家权力天性上就同整个社会的利益相冲突；国家权力私有制必然要以对自由人性和民主意识的摧残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必然要通过对社会利益的剥夺，来实现官僚集团的贪婪私欲。因此，国家权力私有制，是中国社会利益的天敌，是万恶之源，是社会悲剧之母。
中国社会悲剧连绵不绝的精神原因之一，则在于每次社会悲剧之后，中华民族，特别是被称为“民族智慧”之镜的知识份子，都没有能力在自由人性的意义上，对悲剧进行哲学的、文学的、社会学的、历史学的反省和忏悔。悲剧总是由苦难与罪恶共同构成。一个民族丧失了对属于自己命运的罪恶的反省和忏悔的能力，就失去了被苍天和真理拯救的可能，也就只能在悲剧的轮回中接受天谴。
我进行创作，便是要使中国的苦难升华为自由的哲理和生命的史诗；便是要以自由人性的名义对如山的罪恶进行道德审判；便是要把中国人的心挖出来，置于人类良知的烈焰上烧灼；便是为这个早已物欲化和私欲化的民族，招唤真实的情感和高贵的灵魂。
共产党官僚集团权力私有制最深重的罪恶，是它五十五年的专制导致了民族人格的可悲堕落。思想是人与物的基本分界；思想自由是人免于堕落为兽的最基本的权利。言论自由则以思想自由为灵魂，并成为思想自由的生命形式；没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也就死了。国家权力私有制最基本的政治冲动，就表现为剥夺人的言论自由，从而压抑人的思想自由──而且是以铁与血的力量来剥夺与压抑。失去思想自由的人，只能堕落为物，他的心灵只能在物欲中腐烂；以残暴的国家恐怖主义的名义，迫使人们违反良知，颂扬专制权力，则只能造就卑贱的奴性，只能使人的生命成为谎言。就这样，曾经与太阳同在的中华人格，便堕落为肮脏物欲和卑贱奴性的象征，便成为被真实人性遗弃的无耻谎言。
但我仍然相信，总有一天，中华民族会在人格堕落的深渊中，冷峻地反省和忏悔自己的罪恶，并以这种反省和忏悔作为民族人格的道德复兴的起点。而道德复兴同时也是中国的文化复兴。理由只在于，文化复兴之魂，便是铸造美丽、高贵、自由的人格；中华民族是否能摆脱天谴，创造出与自由人性一致的民族命运，根本上也完全取决于这个民族是否还有能力创造出英俊秀丽、国色天香的一代风流──没有美丽的民族人格，就不可能有伟大的历史和光荣的命运。而我的创作，将是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晨光中的一缕朝霞。
人类的文学史中，很少有谁能重新创作出被毁掉的史诗。因为，文学的灵感如同少年的神韵，一旦逝去便永不回还。但是，我却作到了人难以做到的事情。秘密员警查获了《自由在落日中》A稿之后，我又再次完成了《自由在落日中》的创作──是那无数死于暴政的鬼魂的悲啸，给了我超人的意志。而在勇敢的赵晶女士的帮助下，我的书稿已经秘密带出国外。
今天，值此《自由在落日中》即将由博大出版社出版之际，我向你，专制中国的国家元首，索还被秘密员警没收的该书的A稿。你也许不理解，既然书已经要出版了，为什么还要索还A稿。如是，我可以帮助你理解。
《自由在落日中》A稿是我二十年心血的结晶，是我诗意丰饶的生命遗迹──那就是我青春的灵魂。我当然有权利索还我的灵魂。
更重要之处在于，《自由在落日中》A稿的命运是一个峻峭的象征和明确的预言。作为象征，她将向未来的千年诉说中国专制的暴虐，同时也将证明自由意志的坚韧与顽强；作为预言，她展示出摧残思想自由的暴政必将崩溃的前景。
我索还《自由在落日中》A稿，就是向专制权力索还本应属于人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
为了出版自己的著作，不得不离开落满我情感红叶的祖国，流亡海外──这既是我的悲哀，也是作为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先生你的耻辱。悲哀在于，当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观念已经被视为人类的最高价值时，我却仍然不得不为实现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承受颠沛流离的苦难命运；耻辱在于，一个曾经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仍然重复着中世纪的黑暗的政治逻辑，而你，现在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悲哀已经深深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但是，将《自由在落日中》A稿还给我，则可以成为洗刷耻辱的起点。
荣耀在上，耻辱在下。且看胡锦涛主席如何抉择。
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七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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