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客：日本法西斯在大陆借江还魂

　　但与四人帮垮台不同，江势力未动毫毛，早已予作准备，不但没有共产党内历次失败者被打倒的迹象，倒如“反党集团”之类的判断，而且从肉麻的歌颂看，颇有江氏恩赐割爱的意味。

　　一、《韩非子》论势：法家韩非在《韩非子》中讲到权、术、势三者的关系，以权卸术造既成之势。江氏通过权与术，已造成这个既成之“势”。

　　江氏在两年前以“全退”的空头支票，骗得胡、朱、尉、李等人同意三代表论写入党章、宪法，以巩固江思想体系洗脑的成果，不仅换得在政治局及各路党政要津安排妥当江家人马，预先孤立、挟持胡与温，尤其在军队中江心机很深，军中有正义感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指挥员悉被清洗，凡提拔军以上的军官全部由江氏亲自“谈话”和“把关”，凡稍露有违“不变质”迹象，不够可靠者都不及格。故此，小胡在军中，除有道义上及“势力眼”将转向的有利因素外，人事上仍是孤家寡人。

　　在江氏一意孤行造成的社会矛盾上，救党一派“挽狂澜于既倒”已不可能，拆台派处处梗阻，目光犀利的观察家早已指出江氏父子三人与萨达姆与乌代、库西父子，与金日正、金正男、金勇男父子是一路货色，三三见九，兔死狐悲，是难兄难弟，一丘之貉。

　　周正毅连着陈良宇，江大少，小胡不敢提肃贪廉政口号，只能拐着弯“增强执政能力”，总理真要开展工作，宏观调控，马止遇到离间胡温关系，何频先生已放话，温已“触及党中央系统”，随困难矛盾的加大，胡温处理上稍有分歧，便会被钻空子，野心勃勃的曾庆红正在虎视眈眈窥测形势。

　　江氏留下的烂摊子，埋下许多定时炸弹：社会矛盾如此尖锐，全国百万冤民的血案无法解决，无法继承胡耀邦保护的上访制度，胡氏亲民姿态，马上不得不面临“镇压”。曾氏黑社会手段造成的香港反弹，江氏文攻武吓造成的台湾反效应，都已成既成之势，使胡温“新政”举步维艰，处处撞墙，难以施展。

　　二、“老狼赶肥猪”的模式：

　　谈到萧规曹随，一位东北老乡给我讲了个长白山区老狼赶肥猪的故事，大肥猪体重超过老狼好几倍，一口咬死吃不完，拖不动；狼咬穿叨着猪耳朵，一面用狼尾巴不断的抽打，大肥猪只得乖乖地跟着一路小跑，直到狼窝被长期享用。这很形象地图解了《韩非子》关于“势”的论断。

　　细心的观察家可以发现今天的大陆青年与1989年6、4时代的爱国青年，立场已经相反，“6、4不镇压就会今天大乱”，“杀尽台湾人，只要土地”，“9、11可惜死的人太少”。形势比人强，江曾联盟十五年“以德治国”，“依法治国”挖下无数大坑让胡温不得不往里跳。

　　三、红与黑－－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

　　关于大陆左翼红色政权向右翼法西斯政权的嬗变，陈奎德、胡平等　先生早有预见，任不寐先生关于90年代法西斯思潮的辩析也极深刻，一位熟悉大陆的美国记者更有专着论述江氏与二次世界大战前莫索里尼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之雷同，五岳三山先生建议研究“中国特色的法西斯主义”，郑贻春先生更为文直指中国的萨达姆，指出大陆“拉美化”，这些广角观察家都看穿了大陆红与黑嬗变的历史与现实。

　　关于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接近及二者与自由资本主义的相斥，看国际上对文革的反映很有意思，可供参考。

　　当1966年文革初起，红卫兵大破“四旧”，打砸抢，香港左翼报纸大字标题《欢呼祖国冲锋队走上街头》直觉到红卫兵与当年纳粹冲锋队的相似。

　　国际上对文革起“化学”反应，高声唱彩的正是德、意、日这些法西斯故乡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左翼思想界对林彪发起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反应最敏感，尤其对林彪所写的序言“精神原子弹”之类，一种思想可以统一十亿人的头脑评价极高。《汉堡红卫兵》之类的报刊在德国迅速风行。意大利也是如此。

　　至于日本法西斯之魂，《赤军》刊物及其后的组织就在此时诞生，日本法西斯魂：作家三岛由纪夫所以自杀，就是因为看到由于美国自由主义的监控、压制与影响，日本法西斯主义复活已经绝望。三岛由纪夫的后继们转而把思想寄托在红色大陆上。1966年文革前夕大学生运动会，搞了个学生团体操做为前奏，最终以活体叠罗汉达到高潮，活人相叠高达三、四、五层，毛极为欣赏说：“怎样感谢这些年轻人呢？”当时还发不起奖金，每人一条毛巾，两块肥皂。

　　而日本报刊藉此论证是“生动显示集团主义大旗对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胜利。”
　　而对历年北京大游行中《首都民兵师》的雄壮队伍，日本记者报导为“生动地炫耀着国力！”

　　日本左翼作家写了一系列关于林彪的著作，迎合了大和民族的英雄崇拜，当时在东京小书摊，遍摆书皮上有林彪相片的这类书籍，一时“林彪在日本工人阶级中威望极高”的舆论，甚嚣尘上。

　　而根植自由主义传统的另一类资本主义国家反应正相反。文革中“十亿人民十亿批判家”，横扫一切古典文化，把西方所有古典音乐家都“扫入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历史垃圾堆！”西方第一个强烈抗议的国家是古诺、比才、圣桑的故乡法国，而贝多芬、舒曼、勃拉姆斯、门德尔松的故乡德国，莫扎特、舒伯特的故乡奥匈帝国的首都维也纳却都很沉默。

　　毛寄希望于美国工人阶级爆发革命，文革中三次天安门上检阅红卫兵，每次都向美国广播实况，而美国听众的反馈是：“太单调，应该多来点文艺节目”。集权国家对美国佬的自由散漫实在挠头，没有办法。

　　德国纳粹对容克（地主集群）及大公司，日本天皇裕仁与东条英机首相对三菱三井等资本集团都是加以统合，随时征用。江氏说“资本家可以入党”但不妨碍对仰融、杨斌、刘晓庆等大、中、小腕随时加以抄家、逮捕。知识份子只要识趣，何新可以收为幕宾，张召忠、张天平、罗媛、闫学通等还可以在电视上露脸，为中国的萨达姆，站脚助威，只要豁得出去和中国的萨达姆一起挨骂。

　　如今大陆再也不提毛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邓的“工厂建立工人管理委员会”，连共产党党歌国际歌也不准唱了，害怕“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奴隶们起来，起来，莫要说我们一钱不值，团结起来到明后天！”

　　和当年工人占领“上层建筑”，工人阶级宣传队占领清华、北大领导“斗、批、改”，改造“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地位相反，据发起申请万人大游行遭殴捕囚禁的维权英雄叶国柱之子反映，北方各县都在接旨，按人口2、5%的比例，准备围捕上访冤民，蓟县一地可达25人，要大造监狱，囚的正是共产主义领导阶级，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及作为专政基础的工农联盟。这正是红与黑嬗变的生动现实，体制由人来把持，利益作后盾，这种历史的嬗变要由历史选择与塑造一个特定的人物作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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