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可称为国家第一号政治性建筑的人民大会堂。更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在“文革”中，刚刚获得“解放”的他受命主持北京饭店新东楼的建造时，被牵扯进涉及中南海安危的政治旋涡中，并由此又得重温兴建人民大会堂那番同周恩来的密切接触，此事距今恰整30个年头。
李先念说：这块宝地应该利用率高一些
林彪折戟沉沙的“九一三”事件后，中国国内时局比之前四、五年，稍露几分宽松，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也渐有起色，尼克松来华，中国在联合国取得合法席位，国内的外事活动，随着外交战线的拓展而趋于频繁。
宾客多了，旧的宾馆开始吃紧，据说那一阵子北京饭店的住房率几度出现超过100％，有的客房一天要接待两批客人。北京饭店扩建工程，提上了日程。周恩来提出，要使原为350～370间客房的北京饭店，在扩建后达到1000间以上，要能同时容纳2000人饮食起居、社交活动、文化娱乐、外事谈判。
领受了任务的北京饭店军管会宋主任，首先向国务院上报了个扩建42000平方米，按当时住宅60元一平方米造价乘10，共需投资2520万元的概算。但周恩来根据当时国内基建工程经常出现在建设中不断追加投资的“钓鱼工程”的情况，要求全面规划，设计必须周到详尽，尽量不漏项，以免又成“钓鱼工程”。
宋主任找到了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向承担设计任务的张镈和他的弟子成德兰，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
北京饭店扩建东楼的方案设计，是张镈带领数名年轻人拟制的。其间他突然患病，但他还是扶病搞出了20个方案。因为北京饭店的旧东楼和中楼，都是法国建筑师设计的，艺术风格都属于资本主义初期常见的摩登古典派，张镈有个萦绕于心的意念，就是对之加以改造。
周恩来在对20个方案观看比较时，流露了对20号方案的欣赏，他要求北京八大饭店的一线人员和有关部门，共同对20号方案作具体推敲，定案后作出模型。
模型做好，放置在北京饭店内，供各级领导审看提意见。一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掌管财权的李先念，在北京饭店参加宴会，宴会结束后，专门往观模型。
当李先念得知新扩建的东楼仅高50米左右，只有14层时，感到如此利用市中心的土地是低效的。他对陪同的人说：“北京土地很紧张，占一块就等于少一块菜地，因此在有条件的地方，楼房可盖得高点。像北京饭店这样的宝地，更应该往高层上发展，力争多建些客房才好。”
当时参与设计的几位年轻人，听了李先念的一番话，很对心思，正希望搞一座高大的建筑，便立即推倒原方案，作了个高层的设计。
虽说张镈是设计主持，但因自己在运动中受过冲击，说话也不硬气。他向年轻人再三解释，长安街有规划，在天安门附近王府井口，不宜设建筑高点，终没起什么作用。
一个130米高的方案迅速搞出了，送李先念审时，他认为以100米左右为宜。张镈根据服从组织的原则，按李先念的指示，做了个100.25米高的方案。
工程于1973年春季启动，由北京建工局长伍子玉亲自坐镇。当时正逢北京的一系列涉及外交的工程相继上马，建国门外、首都机场均在施工，但由于周恩来十分关注北京饭店，故这里成为首要重点。
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突然来到新东楼工地
施工队伍日以继夜奋战，新东楼以一个星期一层的速度增高，国庆节后，开始了第12、13层的施工。这时，一位工程人员在闲聊时问张镈，新东楼哪个方向的房间好，然后自答说西向的好，因为在晴霁天气，凭窗眺望景致最美，远可见西山逶迤，近可览故宫嵯峨。
说者无心，可张镈闻言不由心头一悸：在这远景与近景之间，正夹着一个敏感的地块－－中南海。
张镈听说，当时负责中南海警卫的汪东兴，对中南海周围的建筑高度十分关注。和平门附近松树胡同有一幢水利部的办公楼，不过五层18米高，就被要求工作人员不得在楼顶做工间操。偶尔有工人到楼顶检修，中南海方面就会立即打电话质询。
于是，张镈随即向北京饭店负责人提议：新东楼西侧公共设施及客房门窗玻璃，用压花的或磨砂的，挡住西望的视线；不要安排外国人住，以免窥视中南海。虽说想了如此的补救办法，但张镈心中却多了一重隐忧。
果然没过多久，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来到了建筑工地。他告诉饭店负责人和张镈等：周恩来在夜间从中南海里看到了施工的灯火，绕着海内走着观察了一圈，感到新东楼已经到了对中南海有威胁性的高度，十分忧虑。
杨德中说他是受周恩来之托，先到工地了解情况，搜集资料，商议对策，以便着手解决问题的。在集体商议中，有人建议将故宫午门楼提高，以起遮挡作用。该建议反映到周恩来那里时，当即被否决。周恩来说：第一，文物不宜破坏；第二，不能做“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蠢事。
10月29日，北京饭店齐主任通知张镈开会。张镈刚到会议室坐下，当年指挥人民大会堂工程的万里、赵鹏飞也到了，此时他们虽然尚未复职，但张镈已从中意识到楼层的问题非同小可。果然，杨德中到场即挑明，开会的议题是解决楼层过高威胁中南海的问题。
因万里、赵鹏飞还没看过现场，他们一起来到高68.8米，刚刚支模的第15层地板面，杨德中用望远镜做了一番观察。
快人快语的万里，在稍作观察后即对杨德中表示：“既然总理感到不安，那么原设计在顶层的接见厅、宴会厅及其他配套用房，就全部取消，尽量降低层数和高度。经济损耗事小，已经做好全部构配件不必过虑。”
杨德中大概觉得截止在14层依然有威胁，所以说：“在第10个标准层，已经能看到中南海全景的上部，由于有树木遮挡，还较模糊，但再往上就挡不住了。如果天气晴朗，中南海内的情景就一目了然，要千方百计压低高度，必要的话，不妨把已建好的部分拆除几层。”
张镈突然被周恩来召到人民大会堂
继续讨论时，张镈得知在15层地板面，已经可以望见毛泽东的书斋。有人认为如在此安装窃听器，或进行红外线窥测，后果严峻。虽说天上的卫星也能侦察地面，得到清晰图像，但与邻近观察毕竟不同。
午后，传来周恩来指示：建筑必须终止在15标准层。晚上，张镈突然接到通知，周恩来要接见主设计人员。午夜24时，张镈同万里、赵鹏飞到了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一进大厅，张镈就见周恩来笑着朝自己走来。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张镈同志，从建好大会堂以后，我们差不多有14年没见面了吧？”
周恩来让张镈坐在自己的身边，他并没有马上谈新东楼的处理问题，而是同张镈拉了很长时间的家常。从其父亲清末两广总督张鸣岐说起，一一询问了张家所有后人的境况。
原来，他今天刚接见了美籍华人关颂韬。张镈说关是自己原来的大老板关颂声的三弟，关颂声五弟关颂坚曾是自己的直接老板。周恩来则告诉他说：“关颂坚是我南开中学的同学，我们都是校友哪。”
就这样寒暄了近半小时，话题才转到新东楼上。周恩来指着新东楼模型的第10层说：“在这里可以看见中南海，从新华门到瀛台一览无余，瀛台到北海大桥之间，由于端门和午门挡了一下，稍好一点；但再高就挡不住了。在中南海看到这个高楼，心里很不安，我已经考虑了一个多星期了，不能再等了。10层以上的房间，应作别的用途，不对外，向西的门窗要遮起来。”
张镈建议朝西的方向全作实心遮阳墙，遮住向西、北的视线。周恩来觉得这样处理比较好，接着说：“这样还可以挡住西北风，北京的西北风沙很利害，以后搞设计都要考虑这个问题。”
当周恩来说还是原来那个50米左右的方案好时，张镈检讨说自己知道规划有限制，但后来因强调节约土地、多建房间，背离了全面观点，未尽职尽责。
显然，周恩来理解张镈当时的处境，没有再追究，转而对万里说：“北京没有必要搞那么高的楼房，我看有50米上下就可以了。长安街上如此，外围可60米左右。没有必要太高，我们不要学西方那个样子。”
由于在14层截止，楼顶按原设计已不协调，周恩来建议说：“做大屋顶太贵，是否可以做小斜坡顶？既对排水有利，人也上不去。谈罢握别时，已是凌晨2点45分。”
3天后晚10点，万里、赵鹏飞叫张镈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对新东楼超高处理设计做最后敲定。半小时后，周恩来也来到新疆厅。他看了修改处理后的模型，并听了汇报，对新东楼西向门窗遮挡，在西华门建屏风楼的处理方案表示满意。
张镈跟着周恩来，攀上故宫西华门城墙
11月4日上午，张镈正在赶制修改后的北京饭店设计图，突然接到电话，说周恩来到了新东楼施工现场。
张镈立即赶往现场，施工现场的人说，周恩来已经乘室外的运料电梯上了顶层。“那部电梯摇摇晃晃不太安全，可总理不顾这些还是上去了，他对毛主席安危的关注，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难忘的。”
从顶层下来后，周恩来带万里、杨德中、赵鹏飞、张镈等，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休息。这天周恩来的兴致很好，谈了许多工程以外的话，才引入正题：“今天遇到的麻烦，不少是人为的客观存在，还应该发挥主观能动性，经过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情况明，自然就决心大。拆几层东楼是改造客观；用屏风楼挡起来也是改造客观，关键是既要解决矛盾，又不能大拆大改，造成‘此地无银三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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