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对话中有“答非所问”，就是回答不是所问的问题，“问非所是”是本人自造的，是说问题与它所问的事实不相符合。若观察科学，最容易注意到问题的回答，比如：哥白尼之回答太阳系各星体的关系；牛顿之问答物质是怎么结构的。对于科学重要的不是问题的回答而是发现：大家都在一个星体上，为什么有的人能意识到天体是有联系的，物质按什么原则构成，而大部分人并不去想。地是球体，可还有很少数的人就不认这个理，我的老妈，还有陈兰涛他奶奶，她们非说地是平的。牛顿、哥白尼这些天才首先发现事物是有联系的，才能按照“是怎么联系的”去思维假说，作出回答。那哥达巴赫就只是发现问题，而不是回答，他的发现就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把才力用在回答上，回答了二百多年还未最终完成。
胡锦涛为他们党的四中全会做准备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的讲话，所提出的那些“为什么”就不是正确的发现，因为他只是从现象层面逻列出一些让人不满意的事实，并没有对这是些什么样的事实，由什么力量来推动有预先的理解---- 只讲“中央”这只是它的权威性，方针、政策、措施还有自身的可靠性，即便同时满足了这两个条件，也未必具有贯彻上的畅通性。贯彻畅通性的充分，不仅要它本身是否与人的性质相符合，还有一个推动它们的那一力量与人性的符合；而只说“以法治国”也不是充分的，更根本的问题是追究用来治国的“法”合不合法？对于反腐败，关键也不是为什么反不下去，而是什么是腐败？败腐在哪里？……等等。
只从现象层面我们与阿涛所见没有什么区分，而且我们也承认这些问题是社会的深刻矛盾，并且还尊重胡锦涛提出问题的动机。但我们认为他只根据照牌挂的羊头，不看卖的是啥肉，就来解决为什么没膻气的问题。
他只是提出了这些问题，并没看这些问题背后还有一个力量----共产主义，它们是在共产原则之内或之下被共产包装着才成为阿涛的问题的。即便每一具体课题都是正当的，还有那包装带给它的非法性。这个“共产主义”包装就是腐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以共产主义腐肉为基座成立起来的，不从它们共同的基座来寻找症结，问题就回答不了。
其实胡锦涛的全部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
共产主义符合人性吗？
就像刻卜勒的三个定律之为万有引力所包括。
请不要忘记，阿涛的方针、政策、措施是以共产原则为条件对实践发生作用，是由共产党以共产名义提出和实施的，因而它依旧还是以“共产”做为普适的原则加给实践的，这就有一个“共产”做为原则本身的真实度，本身是否成立的问题。
他没有共产本身合法性，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求证----共产主义原则与人的本性相符吗？他感到了脚痛、头痛，就在脚上头上找答案。
胡锦涛的头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中央的方针、政策、措施的实施、贯彻执行受到阻力、困扰？”
这个问题指向的对象很明确：“……当前，执政能力建设和执政能力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发生的、造成的问题、损害、挫折、危机，集中反映在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素质上，理念上。”----这些话直接指向共产党高层，但它只揭示了事实，而非回答，且是一种貌似的回答。
这个问题不是有一个“中央”就必然的，“中央”一词只给了它来源上的权威性，可不有可靠性呢，它是以什么为“原则”的党才是它的可靠与否的根据。它是一个以 “共产”为原则的党，“共产”本身的不可靠性使来自它的中央的许多原则也丧失了可靠性。把没有毒的水放在毒罐里照样有毒。
“党的干部没有理念、没有素质”的本身只是一个事实，这事实背后还有“共产”做为理念是不是客观确实的，它具不具有规定良好素质的品性？科学知识的基本方面就是有可靠定量的性质和关系，试问“共产”能经得起这样的测量吗？
所以我回答阿涛的问题：不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党政一把手没有理念和素质，而是共产主义本身不是个可靠的理念，不派生较高的品质，怎么能在人的心灵里规范出优秀的素质呢？
以胡锦涛的地位和他对民族承担的责任，知道他的部下没有素质、没有理念，这没有丝毫意义，太小儿科，太没有用。他应知道的是：为他的干部提供素质的那个源泉----“共产”本身是何种素质。
在我们一介平民能有效解释的问题，为什么身为统帅的人就不懂呢？道理也很简单：胡锦涛是在共产之内授命救党的，他的智慧就只用在“救”字上，授命救党的人只能在想办法、找出路上下功夫，共产做为理念的可靠性应是学说本身的课目。共产做为人类理性的一个单位或成分，不可能被从理性里清除掉，是因为它不是存在的普遍原理被当做普遍性原则来贯彻，才必然引发矛盾的。凡是普遍性的就决不是人力能提供的，那是大自然的势力范围----事物在存在上是独立的，独立性确实是普遍的，把共产这个特殊上升为普遍就陷于与独立性的尖锐对立，这才是症结所在。对这个问题的发现是学说创立上的疏失，实践家只是按照学说来活动，当然较难对学说的矛盾有所揭露，
还有一个问题也具有根本性意义，即什么是理念？只有回答了什么是理念，才能判定所树立的理念是否可靠----并不是所有理念都可靠。像上帝、永生、龙……等等就不是可靠的，如果真有上帝，真有神，中世纪也就不黑暗了，江贼民也不至于那么滚刀肉了，上帝或神早就出面纠正或阻止他们了。请牢记：
是人创造了上帝，不是上帝造了人；
是人造了理念，不是理念来造人。
所以人造的上帝只可能召唤人发生道德的向往，它却不是一种可见的力量，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神职干部犯童恋癖呢？同理“共产”既是人的意识所造，它也就不具有对人的精神做可靠规定的作用，它是个类似于上帝的东西，不过上帝是超然的人格，共产是超然的原理罢了。
若原理本身不可被经验，不能被感官所面对，它在实践上的功能就必是反人性反人类的。因为人是确实的，它只能遵照着确实性来存在。只有被规定成的东西才有确实性，人来接受共产的规定把大自然已发生了作用的规定往哪儿扔？人是只依附于自然，共产理念却偏偏命令人摆脱自然，不矛盾才怪呢！胡锦涛还没澄清什么是理念，就怪责他的手下没有理念；他不知道做为理念的“共产”到底与人性是什么关系，就指望他的手下通过树立共产理念来造就执政能力，岂不是天方夜潭？
至此，我们就很轻松地回答了胡锦涛的头一个为什么：
因为这个中央是叫“共产”的党的中央，中央只是以它的权威性建立起与它的各个职能、局部的联系，共产做为理念它的机能“要”对人发生重新的塑造，但这只是机能的性质，并不是可能的事实，做为理念的“共产”并没引发成了共产党党员的那些人的质变，他们依旧还是在不折不扣地服从自然，他们的人格发生了分裂：
在党的、社会的、对外的条件下，他们就摆出共产理念的门面；
在事关本己，在对自己生命的满足性上，在对老婆孩子父母之时就用自然人格。
共产党又是反帝，又是反修，又是抵制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方式，可他们呢？一个人包十个二十个二奶也是司空惯见的事。对于江泽民说来陈希同、王宝森是太冤了，对于人类标准说来那一点也不为过。因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郭，党政一把手还是骨肉之躯的人，他们当然不能靠“为人民服务”、靠高唱“主旋律”、靠正确的导向来满足，他们裤裆里的根得靠美女满足，他们感性上的痛炔得靠钱来满足。因此，来自中央的方针、政策、措施只是用在口头上说说，来自本己的私欲就靠真实的努力去取得，当中央的方针、政荣妨碍对私欲的满足时，当然就是陈良宇一类的公然抵制了。
我们希望阿涛明白：凡不是与人的性质相一致的，不是生命的可靠性根据的，即使是用夺命相挟制，也没有用。所以共产党中央的权威不足以保证它的令必行、禁必止。他就不想想幼稚院的阿姨教了一遍的“1+1=2”人到老死也不忘，并不是这题太简单，而是这题绝对真！无论是飞到天，还是站在地，条件与结论永远相等。共产主义用机枪逼着人们“树立”的理念并不比“1+1 =2”复杂，可就是树不起来，何哉？世界不是这个理，它是假的，不一掉腚就忘才叫怪呢！被胡锦涛批评为缺少理念的他们党的高级干部不是没有理念，他们的理念是地位、金钱、花天、酒地……因这些东西是确实的，直接可以享用的，直接满是感觉的，没有一种与人性完全相符的理念，人怎么撇下肚腹去亲脊梁呢！“共产”本身做为人生理念是不着边际的，只可想而不可触摸，像那件最贵重的“新衣”，本就没有，你能触个啥？它本是虚无你树就能树起来吗？
二、人生理念不是树而有之，是必而在的
如果说上一节的叙述是为着实践的，那么本节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原理，它的着力点是试图纠正把理念理解为外部输入这个误解。我诚心地感谢对我的议论作批评的朋友们，我是认真地考虑你们的意见，我也请求你强迫自已来读你认为太学术的那些部分，我的作品的价值并不在喜笑怒骂里，而在这些部分里。真的。
所谓理念就是向往，追求。早先共产党说叫人生观，世界观。只要人落了地，又处在社会环境里，就非有世界观不可，从凡夫俗妇到人类英杰，统帅、思想导师都不能逃避。不过有的人干大事则惜身，见小利则忘命；还有的人奸诈谗谄；但也有人同情弱者，侠肠义胆；有的人则有普渡众生的心肠；更有人勇于负责，对时代对他人有来自内心的义务；有的人以医人为乐，也有人偏好发现时代或政权的疾病，要去医国……不只是不同的人有不同之追求、相殊异的向往；就是在一个人，也会随时过境迁而发生兴趣的异变，追求、向往会改变：孙文、鲁迅都想当医人的良医，一个做了革命领袖，一个做了思想导师，可见具体的理想是可变的。有人问鲁迅：谁的散文写得最好？他连想也不想就说：“周作人”。周作人不是反复小人，不是胸无文墨的愚夫，不是没有理念，在变节前与即要南行的同辈还相共勉，一眨眼却变了节；还有明朝的杨嗣昌也不是没有理念的人，却也降了满清。这些例子都让我们觉得理念是树而立之。而每个人自己境况的变化，心情、兴趣的迁移对理想、追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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