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价虚高的症结----体制与人心

近几年，社会上对药价虚高与医疗服务的垢病日趋严厉、激烈，大有火山爆发之势。概而言之，不外乎对从业人员与体制的批评。就个人而言，我既不同意将责任大部分推给从业人员，也反对因为制度确实需要担负主要责任而宽恕他们。

医药市场利益大角逐
对从业人员──无论是医药生产商、销售商还是医务工作者的指责均可谓恰如其分。不错，只有少数的不良行为才能够将主要责任归咎于当事者个人的素质，而普遍的集体行为则应该在表象的背景中寻找关键动因。当监管形同虚设时，一场毫无禁忌的利益大角逐便不可避免。一般而言，质优价廉是竞争致胜的基本法则，但在这里价格高是惟一的手段。如卫生部专业生产干扰素的厂家生产的干扰素，零售价每校五十元，还包含了邮资费。但一些大医院却拒绝使用该厂产品，选用另一厂家生产的干扰素。这里惟一的区别是其价格高达一百八十元。后经中央电视台曝光，该药厂才恢复了正常的零售价格，但每校仍达六十六元。

尤其滑稽的是，作为寻租的伴生物─医药市场的扩张、医药产业的膨胀，刺激了地方经济增长，制造了政绩，增加了财政收入。

人文关怀与医疗产业化相悖
西方“医学之父”、希腊医学家希伯克拉底（约公元前四六O至前三七七年）曾经写过一篇《誓言》，是西方医学史上非常著名的有关医德的专论，被各国医学界奉为圭臬，作为西方医学的道德标准沿用了两千多年。美国医学院的学生，毕业前都根据这一誓言写一篇自己毕业后从事医学工作在道德观念、人道主义方面的誓言，才能跨出校门；中国古代对医德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据《周礼．天官》记载，每到年终都要对医生的作风、态度进行稽考。令人深思的是，两者不约而同地将医术、医疗从纯粹经济的层面中超拔出来。

医学研究、医疗服务的对象是人，从终极意义上讲，它们应当是人文关怀而非纯粹的经济活动。国内的医疗产业化与该目标完全相悖。长期以来，我国将医学划到以物理世界为研究对象的理工科范畴。这种认识与医疗产业化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颇值得玩味。

对有关当局的考验
从监管、生产、经销到医院，相对而言，其中生产商的压力最大、分利最少。以药品为例，国内生产品种约有一万多个，生产厂家却达六千之多，很多药品少则百十家企业生产，多则几百家生产，竞争十分激烈。这些厂家大都规模小、技术装备十分落后，生存状况非常艰难。面对即将到来的市场开放，在世界级的大公司面前，我国的制药企业根本无力与它们竞争。如果不能迅速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一 场经济灾难必然在所难免。

一 九九九年，监管层曾决心大力整顿，以改变近十几年间医药费用不断攀升，人民不堪重负的现状。然而，雷声大雨点小，其后便没了动静。据参与其事的人说，问题非常复杂，涉及到方方面面，牵一发会动全身。在没有全盘规划前，只好暂时搁置了。实际上是放弃了。不知这人世间的事情有哪样是不复杂的，有哪样是不困难的？我们能将人送入太空，为什么不能解决小小的医药费用过高的问题呢？

根绝药价虚高，不仅能解除普通百姓的沉重经济负担，平息民怨，争取民心，还能未雨绸缪，壮大民族企业实力，可谓一举多得。这将不但是对有关当局宣称的意识形态的严肃考验，更是对有关官员们作为人的良知的检验。

(转自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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