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陵：“改造人”的恶果

巴金老人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多少年了？这个对“人性”的迫切呼唤竟至今得不到“先进”文化代表们的垂注，“世纪坛”倒是建得多（投资）、快（时间）、好（比大堤牢固）、醒（醒目）的。熊鉴先生在《十年“文革”祭》中对反人类、反人性、神人共愤的文革毫不留情地口诛笔伐，既痛惜人性之堕落沦丧，复痛恨兽性之残忍歹毒。匕首投枪，字字血泪，无不是人性的急切呼唤。种瓜得瓜（傻瓜），种“斗”得“斗”（斗士），看今日伪劣泛滥、诚信失位之种种怪现状，不正是当年对人性进行围剿“改造人”的必然恶果吗？我们的历史当然悠久，却总在验证萧伯纳的那句话：“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孔夫子对他最钟爱的弟子颜回的评价是“不贰过”。我们在丢过脸的地方连刻舟求剑的“认真”竟也做不到。历史还是在声轨短路的唱片上划着同一个圈子，实在是愧对先贤。

以人为本，以人性回归为主题，看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或现实题材便会有与众不同的视角，腕下展示的就是另一番天地。如写香港回归：

　　闻道弹丸入版图，小民惊喜又长吁。
　　百年好汉堪雄矣！天下苍生果利乎？

　　免聚鹿台遭劫火，幸从沧海得遗珠。
　　商盘周鼎无寻处，拾粒芝麻也自娱。

1941年4月，正当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时，苏联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其中有“苏联誓当尊重满州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一纸就把中国出卖了。外蒙面积相当于1,500多个香港。斯大林声称：“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港也是我们的，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1版）中国领土由清朝康雍干时的1,300多万平方公里萎缩成960万平方公里，稍读过一点近代史的人都应知道这是拜谁所赐。抗战胜利以后，收复港、澳实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之事，不足挂齿。放眼全世界，到如今，也只有我们还保留有一、二块殖民地，实在不是什么光荣、值得张扬的事。熊鉴先生说：“捡粒芝麻也自娱”是言之有据的。

再如写长江洪水：

　　洪流滚滚下岷峨，血肉难当万里河。
　　半是忠魂半冤鬼，可悲可泣不能歌！

　　年年看惯水成灾，不问灾从何处来。
　　烂额焦头蒙上赏，徙薪曲突是庸才。

以抗洪抗灾为题材之诗作如汗牛充栋，熊鉴先生这一首与众大是不同。洪灾之下，首先应予关注的是灾民的生命。我们的媒体却不问灾从何处来，一如既往热衷于“把坏事变成好事”。灾民的苦难反而成了地方官员立竿见影变成“英雄”、“救星”、“爱民如子”、“施德政”、哗众取宠、捞取政治资本的良机和道具。更有一类热衷于就此顺势制造光辉形象以掩盖自己治下豆腐渣工程、逃避追究者，尤为可憎。灾民不幸官人幸，立刻成为大救星！无意于曲突徙薪，以致可歌复可歌，可泣复可泣，成了一个极为怪异的循环魔圈。人道何在？对此怪现象洞若观火予以揭橥的诗作，何其少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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