塌陷事件发生地非常“离奇”，使人们立即想起了同是由保罗．安德鲁设计的趋于完工中的中国国家大剧院。戴高乐机场和国家大剧院使用同样的穹形薄壳设计。国家大剧院的屋面工程(包括隔音层、保温层、防水层和钛合金外墙四项工程)已经进入安装阶段。如果穹形蛋壳设计真有缺陷，且机场通道这么小的跨度就已经出现塌陷，国家大剧院穹形屋顶骨架二百多公尺的跨度，危险自不待说。
戴高乐机场的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之中。安德鲁是设计机场出家，设计剧场是生手，中国国家大剧院是他设计的第一个剧院。1967年在他29岁的时候，设计了巴黎查尔斯.戴高乐机场候机楼。以后相继设计了尼斯、雅加达、开罗、上海等国际机场。日本关西国际机场的设计理念据说也出自安德鲁之手。安德鲁还参与设计了巴黎德方斯地区的大拱门、英法跨海隧道的法方终点站等。戴高乐机场候机楼通道塌陷后，安德鲁却不得其解，在回答记者时竟然说，机场的建筑设计或许大胆，但都是传统建材，没有问题。
安德鲁的“大胆”使人汗颜。安德鲁不拿江泽民当回事可以，但中国老百姓却听得心惊肉跳！当初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为了一位歌星，力排众议而批准了三亿六千万美元建造国家大剧院。江泽民的草率和好大喜功不但要使国家浪费巨资，而且时刻置大剧院6200个座席上的观众于恐惧之中。
为什么江泽民这么喜欢安德鲁设计的这个“水中巨蛋”呢？据说，“巨蛋”延伸到地下，有七八层楼深的剧院完全泡在水里，和地面不相连接，钛金属板和玻璃制成的外壳横空出世而浮出蓝色水面，造成奇观。观众由长60米的透明水下通道进入大剧院。是泡在水里的感觉，还是那位歌星的密语，或是“巨蛋”造形本身，吸引了江泽民？
这一形式上的异想天开，恰恰疏忽了安全隐患。首先，“巨蛋”的一切灵感由212x l40x45公尺的椭圆大拱支撑。大拱选用了航天工业需要的昂贵的钛合金，但在如此大跨度的拱顶中间部分最受力的却是不能受力的玻璃顶，因此这个大拱是个很不坚固的脆蛋壳。其次，在这个延伸到地下有七八层楼深的剧院上，压着重重的水，一旦发生渗漏或坍塌，人员极难疏散，后果不堪设想。 前一阵子，国内专业人士已经在谈论国家大剧院建成后的归属关系、演出定性和品位等后期运营问题了，好象硬件早已过关。如今才知道，原来江泽民敲定的“巨蛋”连人身安危这个根本问题居然都没解决。
其实，这个继三峡工程之后最大的“跨世纪工程”，一出来就众声哗然一片，所引起的后遗症和教训，绵绵不绝。
国家大剧院作为“十五”规划中最大的文化工程，酝酿了近半个世纪。早在1958年，周恩来就提出兴建国家大剧院的建议，当时已下令拆除北京某商业区地段原有房舍备用。后来房舍被夷平了，但当时正值灾难性的大跃进时代，政府缺乏资金，计划被搁置了。
1998年，一座玻璃与大理石建构的大剧院在上海人民广场落成。这时江泽民已到了北京。江泽民当然要光大上海经验。据网络报道，由江泽民力荐，中国国务院于1998年4月正式批准立项建设国家大剧院。
1998年4月13日官方召开了竞赛文件发布会。7月13日结止提交方案。7月14日－7月23日由竞赛技术委员会对参赛方案进行规划、建筑、声学、舞台工艺、消防等方面的技术审查。7月24日－7月29日评选。8月3日由业主委员会以书面方式向各参赛单位发布评选结果。
到7月底第一轮方案竞赛结束。参赛者有36家设计单位，送来方案44个，包括来自国外设计方案20个，国内设计方案24个（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方案4个），从中遴出五个方案。安德鲁所在的法国巴黎机场设计公司向中国国家大剧院业主委员会提交首轮设计方案，以“城市中的剧院、剧院中的城市”为创作主题。
由于第一轮评选并没有产生出让评委会和业主委员会满意的设计方案，又进行了近三个月的第二轮评比。1998年11月14日至11月17日评审会在北京召开，从第一轮所遴选的五个方案中，选出两个方案： 1号方案，即安德鲁所在的法国巴黎机场设计公司； 2号方案，日本矶崎新建筑师事务所。
当时对安德鲁法国巴黎机场设计公司1号方案的评价是，建筑造型有个性、整体性强；顶部设有观景平台，可以纵目远眺。但整体看来，仍具有严整的纪念性建筑特征。建筑独立性过强，难与周围环境相谐调。另外由于歌剧院处于正中，南北两出入口处空间仍显局促。建筑形象缺乏剧院建筑特色。
就在这个时候，业主委员会提出将大剧院从长安街向南退70米，使长安街增加一块绿地广场。安德鲁随后跟进了一个“全新”方案：歌剧院、音乐厅、戏剧场、小剧场及相应配套设施组成的国家大剧院，总建筑面积约18万平方米，其中主体建筑约13万平方米，地下附属设施约5万平方米。
安德鲁方案出台之后，在建筑学界、美学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议，直至现在，仍有两种意见各不相让。分歧的主要之处在于，赞成者如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吴焕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叶廷芳等人认为：这个设计很有新意，表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胸怀；它的形体不张扬，与天安门广场其他建筑可以和谐地并存。反对者如加拿大籍华裔建筑师彭培根等人认为：这个设计耗资巨大，清洁保养难度大，与周围建筑不协调，该建筑应由中国建筑师来设计，由外国人设计是本末倒置。支持者安德鲁设计的，形容国家大剧院外形如“一滴晶莹的水珠”，反对派则指它“像蛋壳”与“大坟墓”。
一份综合了百余名专家的文件认为，安德鲁初步设计的建筑面积已从设计任务书规定的12万平方米膨胀到25万平方米，土建造价据估算达35亿，如加上舞台设备等，费用将达45亿人民币以上，这是严重的超面积、超预算。巨型壳体的顶端已高达45米，仍然不能满足舞台上部高度的需要，设计者就把舞台和观众厅往地下压，造成舞台台面的高度为地下7米，基础深度达24.5米。这样就必须挖一个很深的大坑；由于没有余地可以放坡，必须构筑厚度为1.5米、深达40米的钢筋混凝土连续墙，这是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耗费。
不仅如此，安德鲁设计在功能上也造成种种人为困难。例如，按出入通道的布局，观众需先往地下走，再往上走，再往下走，才能进入剧场。另外，按当时设计的长218米、宽146米、高46米、厚3米的大圆壳，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十分昂贵。壳体的最大长度达218米，但厚度却不超过3米。这样高大的屋顶，如果发生损坏、裂缝，修理和维护也是很大的困难。北京风沙尘土大，刮风则尘土覆盖，下雨下雪则水渍泥痕满身，大圆弧建筑又难于清扫。冬天为防止结冰，池水要放掉，剧场四周的湖面将成为无水的“水池”。这样，这个大圆壳的建筑非但成不了法国报刊所赞扬的湖中心的“晶莹剔透的建筑物”，简直是让人看笑话。
有的专家指出，安德鲁设计的有效利用率极差。该方案的总面积为25.9万平米，而所得主要为四个演出厅的总共6200个座位。仅以总面积与实际效果和同类型的悉尼歌剧院相比较：悉尼歌剧院同样有四个演出厅，可同时容纳6千人，此外还有排演厅、接待厅、展览厅、戏剧图书馆和各种附属用房，如餐厅、售货服务等共九百多个房间，而面积约88，000平米，仅为安德鲁设计的中国国家剧院的1／3。
但安德鲁坚持他的理念。第一是设计的迷幻效果。他形容这个“水中之蛋 ”为“湖上仙阁”。这是一座坐落在近乎方形的大水池中的椭球体建筑，在冬天水池可作为滑冰场。大剧院的主要入口在北面，与地铁的出站口相连通，与地面不相连。这个大“珍珠”浮在水上，产生梦幻迷离的感觉。
第二是奇特感观。2000年3月31日，安德鲁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建筑物无论在内部还是外部，都要给旁观者新奇的感觉。“我希望20年后这个剧院会被称为中国的建筑”。
第三是用割断历史来创造历史。安德鲁说：“我认为保护一种文化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把它置于危险境地”。甚至直接了当地对中国驻法大使说：“我就是要切断历史”。给很多中国人的感觉是，也许安德鲁是想将中国的历史文化置于“危险境地”或是要“切断中国历史”。
2000年4月1日，由于争议未决，破土仪式在最后一分钟被取消。
2000年6月10日，科学院和社科院两院49位院士批评安德鲁方案存在严重缺陷，并建议中央缓建国家大剧院，并对设计方案展开公开讨论。9天后113位建筑学家和工程学家联名向中国领导层表达意见，反对这一工程。
来自学界的异见，使正在进行土方工程施工的国家大剧院不得不面对停工的威胁。7月1日，工程业主委员会着手在广州、北京、上海举办说明会征求专家意见。 随后，安德鲁修改了他的设计，削减了25%的超预算开支。2000年8月10日，建筑、工程、声学、音乐、舞台等各方面共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对安德鲁的设计方案进行了为期五天的可行性评估会，将重新开工推迟到2000年9月。
然而对“巨蛋”工程的批评声浪却越来越大。在2001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韦文林等数位广西代表对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提出置疑，指出该设计方案华而不实。韦文林指出，在当前中国财力尚不富裕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去建一个比美国纽约林肯中心还要贵四倍的大剧院。而且，在首都北京的中心地带，出现一个形式主义的作品，浪费大量的空间、建材和能源，既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也与古都风貌极不协调。
韦文林表示，由法国建筑设计师安德鲁设计的大剧院包括歌剧院、音乐厅、京剧院和实验剧场，并加上昂贵的钛合金大罩子，这是设计题目出错了，钛合金大罩子是设计机场的做法。韦文林的发言点到了江泽民好大喜功、乱点鸳鸯的要害：启用没有设计剧院经验的外国专家，搞出了一个华而不实且漏洞百出的四不象东西。
加拿大建筑师柯克兰在致江泽民的信中，称安德鲁的设计“十分糟糕”。 他写道：“这是什么？是一个大鸡蛋？欧洲人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建设这类项目，是因这种东西不会被他们自己的国家接受这个项目将会令中国人尴尬请千万不要这样做。”伦敦《建筑评论》主编彼得戴维说：“中国人以惊人的毅力和巨大的精力，建造了一个可怕而难看的首都。他们取错经了。他们以二十年前的欧洲和美国为楷模来建造北京。错、错、错。”
更多的专家指出了江泽民钦定的设计的不合理性：在这个“大蛋壳”的覆盖下，挤着大、小四个演出厅，却只有两个公共出入口，当各厅同时使用时，观众缺乏明确的导向性，人为的使管理复杂化。而安德鲁自己推崇的悉尼歌剧院四个演出厅却有各自独立的出入口，人流不会混杂，导向明确无误。“大蛋壳”拱顶尽管很高且覆盖面大，但却不得不将观众压到水平面以下，而且不顾北京有四个月的结冰期，设置了水下走廊让观众长距离跋涉。此外，后台等附属设备的基础最深处达到入地34米，大大增加造价、延长工期、增加施工困难，造成极大的浪费。
出生在法国的前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系主任六十九岁的退休女教授张沙娜（译音）对政府批准在世界空气中灰尘最多的北京建筑这个“玻璃蛋”感到惊异，说，“我出生在法国，我对法国很有感情，但我不得不说，这种类型的项目在法国绝对行不通，它与环境完全没有关系。”
一些专家质疑江泽民建造国家大剧院的动机。官方设计评审委员会的一个公开疑问是：新的国家大剧院会不会成为一个普通百姓难以涉足的场所？倘若在管理、使用方式上也向人民大会堂看齐，则百姓就失去了使用这一场所、空间的可能性。全国政协常委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认为，国家大剧院应该定位为公益性文化设施，因为它代表的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 但就算明确了国家大剧院“门为谁开”，也还存在下一个困惑－这门怎么开？作为一个按照国际高水准建设的“国家最高水平演艺平台”，国家大剧院今后的运作成本肯定低不了。一旦门槛过高，它将怎样实现面向广大文化消费者？
国家大剧院的专家研讨会反反复复开了几十次。在先后长达1年零3个月的设计竞赛中，10个国家、36家设计单位参赛，先后共有69个方案出台，两轮竞赛三次修改，而背后的政治因素才是定夺的关键。卢浮宫入口工程是法国总统密特郎事先全权委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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