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显示，在2000年中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中，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为106.74:100，但出生人口的性别比竟然达到119.9:100，比正常值高出10多个百分点。个别省如广东居然高达137.76:100，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上升了25.76个百分点。据中国官方的预测，如果性别比例失调继续恶化，到2020年将有4000万婚育年龄的男青年无女可娶。
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专家称，中国的人口问题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在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写道：“中国的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毛泽东所说的“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是没有根据的盲目乐观，由于中共搞极权和人治，在毛泽东主政的近三十年里，权力斗争此起彼伏，中共领导人总是在忙“革命”，最可悲的是，中共为使其专制统治万无一失，全面毁弃了传统的文化和社会组织，并反复整肃知识分子，造成了人口素质的下降和道德的沦丧。
由于有毛泽东“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的金口玉言，中共当局曾长期鼓励多生多育。由于缺乏言论自由，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等人的不同意见，遭到了无情的压制和批判。毛泽东死后，中共又从一个极端摆到另一个极端，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并使用了强制堕胎(包括晚期堕胎)、强制施行绝育手术等一系列惨无人道的强制手段。对生第二胎者，还以开除公职、收回住房、吊销营业执照等方式加以惩罚。这些做法，在海外的民主人士看来显然都是违反基本人权的。
“一胎化”的政策也导致了性别比例严重失调， 正在引发着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北京大学社会学专家指出，一旦社会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将威胁整个社会结构和运转，意味着社会道德体系将受到冲击：性犯罪会随之增加，婚外恋、离婚等社会问题会更加普遍，拐卖妇女、买卖婚姻等会禁而不绝。
著名人口学家、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先生说，人口问题具有积累性和周期性的特点，在起始时的影响常常察觉不出，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再来解决就积重难返。他列举全国1982、1990、1995和2000年的人口普查性别比，分别为108.5:100、114.1:100、117.4:100、119.9:100，一直呈攀升趋势。邬沧萍忧心忡忡地说，其实，中国早在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就已显现出生性别比不平衡的问题。发展至今，这个问题现在应该是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的时候了！
紧随“一胎化”政策而来的还有另一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杀女婴。由于中国农村大部分人都想要男孩，并对女婴采取“人为减少”的方法，造成男孩比例远远大于女孩。西方记者对此有过许多可靠的报道。可是，大约是为了防止计划生育政策受到“干扰”，中共对杀女婴现象的广泛存在一直矢口否认。既然不承认，当然也不会去追查凶手了。但问题的事实是残酷的， 至少有数以百万计的无辜女婴被计划生育政策害死了！
中国的那些认为国家有权决定胎儿的生死的人认为，这是社会的需要。西方民主社会的观察家们则担忧地表示，谁有权决定什么样的人值得让他活下去？什么是取舍的标准？如果今天我们可以说超生的胎儿应该将他堕胎，明天是否我们也可以将所有的残障人士、患老年痴呆症的人一起消灭？
另外，“一胎化”政策是否能控制人口增长呢？事实上，人口增长最低的国家往往是因为社会进步之后，人民知识水平提高，不再有“多子多福”的观念，而且独身晚婚的情形增加，以至人口增长缓慢下来，台湾及新加坡是明显的例子。专家们认为，中国这种强制性的“一胎化”造成了独生子女的管教问题，男女比例悬殊问题，弃婴杀婴问题等层出不穷。由此看来，“一胎化”政策实质是一种不人道的作法， 而绝不是控制人口增长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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