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在大学混饭，儒林内史略有所知。堂堂“法务部长”当不上法学教授。按照大陆的习惯，简直不可思议！是不是他的学历不高？或者是身上有屎过不了评审关？1999年到台湾，特地为此请教政治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哲郎教授。他的答复是：马英九是哈佛大学法学博士，没有当上教授的唯一原因是教学年限不够。
这个答案立即使我联想起黎子流当教授的故事。黎子流是前广州市长。不但外省人不太知道，就是在广州，你若问现在的中学生，知道他的人恐怕也是寥寥无几。政绩如何，我辈平民，不谙内情，无从评论。市民中流行最广的，可能是这位前市长讲普通话的笑话。例如：“我是从肛门出来的”！荣任广州市长以前，他是江门市长，广州话江、肛同音，加上他的普通话确实不敢恭维，此类口误，不无可能；但也不排除有人故意奚落而生安白造。孰是孰非，已经很难查考。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一位市长退休后，市民竟热衷编造这类笑话？至于他当教授，却有一段颇堪玩味的故事。上一世纪90年代，他还在广州市长任上，有一次到中山大学同学校各级领导和教师代表见面，真诚地表达了切实支持中山大学建设的盛意。据说，有位教授当堂站起来说：黎市长如此关心我校，建议学校聘请他为客座教授！黎市长立即说：“这个玩笑开不得！我是初中生。”博得不少掌声和笑声。我虽没有参加这次盛会，也为他谦逊得体的回应深受感动。可是，没有过多久，就听说他真的成了敝校政治学系的客座教授！一个说法是南开大学为酬谢他筹款之功，开了先河；敝校不甘落后，快马跟上！当然，对大陆习惯略有了解的人谁也没有那么傻，真的去请这位市长先生就政治学内容教授一番；请他拨冗光临，兴之所致，做个报告，已是莫大荣幸。即使是后者，也没听说过有这样的活动。
窃以为黎子流市长当教授，是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
一个市长关心他所在地的大学的建设，尽力为之服务，这是当然的责任。为什么有的教授受宠若惊，马上想到应该用客座教授的学衔回报？更值得重视的是把教授一类学衔和博士之类的学位给予党政官员，已经成了颇为普遍的现象，甚至已成流行甚速的传染病。前几年看到报载：交通大学在佛山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市长立即被聘为该校教授和博士后导师。我不知道这位市长的学术造诣如何，甚至连他姓甚名谁也记不得了。但按照中国大陆的常规，市长们确实是日理万机，加上几乎连绵不断的宴会和送往迎来，通常不可能再从事学术研究，拿什么去指导那些进站的博士？说穿了无非是大学贪图方便，官员捞取学术头衔。于是，聘请有关官员为教授；给手上有权的官员“在职攻读”学位提供一般学子无法得到的方便……这是双方都感到有利可图的交换，各有好处的投资。世界不少著名大学，都有拒绝给总统、首相等头头脑脑授予荣誉学位的记录，凛然不可侵犯的大学独立、学术尊严令人景仰。这在今日的中国大陆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恐怕连有这样想法的大学校长、书记都会被视为不识时务！
有的论者把这样的现象归入行贿受贿，可谓一语中的。还应深入思考的是：这类现象如此普遍，是不是说明我们的体制有重大缺陷？答案在于：大学独立地位丧失，它成了政府的附属物，大学和大学教授的尊严在降低。
大学应该是思想、学术、文化更新的中心，是国家创新能力的标志。它的独立和尊严是完成其使命必不可少的条件。不是说要建立世界一流大学吗？一流大学的标志应该是出大学者、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企业家、大政治家……。他们的共同点就是敢于冲破天罗地网，超越前人。藏书丰富并且常年开放的图书馆（与各国大学图书馆不同，敝校也许是整个大陆大学图书馆的现状是：图书馆工作人员和教师享有同样的假期，以示平等！于是，寒暑假、周末及各种公共假期，合计每年40％左右的时间，馆中与研究有关的关键部门，一律关门大吉）；一流的实验设备；充足的教学和研究经费；合格的教师和较高的足以维持学者尊严的薪酬；如此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而最重要的一条是有不可侵犯的思想和学术自由。正如美国著名哲学家詹姆斯1903年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说：“真正的哈佛是看不见的哈佛……最值得人们合理仰慕的大学是孤独的思想者最不会感到孤独、最能积极深入和能够产生丰富思想的大学。”她有“对例外和奇特的宽容”；她是“一个催人思想的思想之家”！（詹姆斯：，《詹姆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452－456页）在委琐和恭顺的文化氛围中，不但培养不出巨人和灿烂的群星，就是有较强创新能力、不甘平庸之辈，也会累遭白眼，甚至遭到三流文人的举报和围攻。可是，在中国，至今还有不少大学校长和管教育的官员不懂这个道理。好一点的以为花大钱去请一些著名学者来执教，就成为名校了。他们不了解请名师固然是好事，但“没有状元先生，有状元学生”，能否青出于蓝胜于蓝，关键在有没有切实保障思想和学术自由的制度与校风。等而下之的甚至可能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异端邪说。加上经费和许多办学条件处处受制于官府，于是，官员成了不能不巴结的对象。有大小权力的人们从有关大学捞取学位、学衔成了时尚；国家长远利益看不见、摸不着，只好留给上帝去管了！
其次是我们的官员是在人治社会中成长的，头脑中的法治观念非常淡薄，虽然他们也常常将这个词挂在嘴上，那不过是说给别人听的。经过多年努力，我们的大学在授予学位、评定职称（学衔）方面，已经有一套规章制度。如果严格执行，也可减少很多令学校蒙羞的现象。例如，规定取得博士学位后，先当讲师，两年后才可申请为副教授；这与多数发达国家和地区实行的新毕业的博士聘为助理教授（讲师）是一致的。可是，有的官员今天刚刚拿到博士学位，明天摇身一变，立即成了教授！这又使我想起另一个台湾故事：另一个“法务部长”廖正豪也是一个官声甚好和官学两栖的人物。有位台湾朋友告诉我：廖正豪在“行政院”当了局长、部长之类的官员后，为了谋取大学教职，断断续续整整念了14年博士班，老老实实拿到博士学位后才当教师！我想，这不是因为这位局长、部长特别奉公守法，而是有强大的
独立的舆论监督，任何公众人物行差踏错，立即有人在报端揭露，除非你想自毁前程，否则不敢轻易以身试法。同时，学校的独立地位和权益也有法律保障，不必担心官僚借机报复。
笔者无意为台湾张目。台海两岸都是中国人，互相学习对方之长，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在某些方面彼岸走得快一点，此岸同胞学一学并无不妥。办科技园，人们自然想到学新竹；办大学，学点他们的好处有何不可？何况他们也是从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学来的。
1958年有个口号叫得很凶：“不要怕教授”！这是一个十分有害的假问题。只要人人依法讲理，人际之间不存在谁怕谁的问题。何况反右刚刚告一段落，知识阶层有如惊弓之鸟，敢于维护自身尊严的教授无不饱受羞辱，甚至身陷囹圄，教授怕官和精神萎靡已经成了全国性的非常严重的现象，“怕教授”云云，简直不知所云。实践已经证明，这不过是彻底摧毁本已荡然无存的大学和大学教师独立性的错误口号。随之而来的是全民以鄙薄知识阶层为乐，官员和工农兵进占大学。后果是科技文化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迅速扩大，花了很大代价才开始扭转这个危险的下滑趋势；而知识精英外流则至今尚未完全止息。
时至今日，大学和大学教授的名声鹊起，但附属地位没有改变。于是，官员利用这个制度缺陷和自身的强势地位捞取学位、学衔。这种歪风，本质上与当年官府和官员利用权势，践踏大学和大学教授的尊严和独立性并无二致。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和顺利发展，必须堵塞制度缺陷，制止和讨伐这种歪风。
转自《万维网》 ，送交者: 袁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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