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想一下,戴晴没有疯,她是在极为理性、极为冷静的状态下说出这些话的,这不仅是她深思熟虑的结果,也是她一开始就有的判断。作为红色贵族的后代,屁股决定脑袋,无论她在80年代写过什么好文章,无论她曾拥有“自由派”知识精英的名声,都掩盖不住她骨子里的政治认同、政治身份、政治角色。所以,最终她都只能在政治上下结论,在政治上作出自己的选择,她只能遵从成王败寇的逻辑,只能从权力的角度看问题。面对历史的劫难,她的头上没有星空,她的心中没有道德律令,她选择的首先不是道义的立场,不是秉承良心的召唤,而是政治成败的权谋、利害,难怪我们在她身上连女性的善良、母性的光辉都看不到。按她的逻辑,人类文明史上发生过的每一次民众争自由、争人权、争民主的浪潮,只要失败,那就一定是一无是处,只能接受被嘲弄、被谴责的命运。说穿了,她的心中只有成败、没有是非,这是极端权力化、功利化的倾向,也是与根深蒂固中国专制传统一脉相承的。自古以来,我们评判一件事往往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成败的标准,这是专制社会的根本特征之一,也是我们长期徘徊在现代文明社会门槛外的主要原因之一。什么时候中国人、尤其是掌握更多话语权的知识分子能超越权力成败的逻辑来看问题,中国就开始出现转机了。
我从来不认为,15年前发生的那场铺天盖地的民主运动不是没有缺陷的,也不是不能批评的,但我们首先需要作出的是道义判断,而不是政治判断。戴晴以某一政治派系的成败为标准否定整个运动,她的评判至多只是一种狭隘的政治评判、权力评判,决不是道义评判。知识分子本来是社会的良心,应该超越于政治权力之上。从这一讲话公开之日起,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戴晴已宣告死去,剩下的躯壳活多久已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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