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选结果出来后，北京虽然只在中选会公布陈吕当选后由国台办发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随后就保持了沈默，但却在其他几个方面展开了连串的动作，来实际因应台湾大选带来的冲击。其中的大动作就是正面迎战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案谴责北京人权不彰，以及主动对香港基本法附件提起人大释法，把香港政改的最终决定权牢牢掌握在中央手中。此外，在美国副总统钱尼访华时，必然也会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制约陈水扁在连任期间的制宪建国“挑□”。
仅以对香港基本法的选举办法进行释法一事来看，北京已经不顾香港“一国两制”对台湾的示范作用，而是彻底堵住香港民主派籍立法会议员和特首普选来操作“港独”的可能性。
这种明显违反港台民意的做法，表明北京已经彻底放弃用“一国两制”模式来进行统一台湾的宣示。
对此，从积极的角度来说，北京或许正在准备提出“一国两制”以外的诉求来吸引台湾民众的向心力，迫使陈水扁走上两岸谈判桌；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北京可能对陈水扁已经失去所有信心，也对日渐走向本土化的台湾未来失去信心，从而放弃了和平统一的期待，准备在实力完备时推动武力解决。
但是，如果我们更深一步来看，北京的这些大动作，表面是在对外，实际是在对内，“攘外”是要“安内”，更要“威慑内部”。
虽然陈水扁的台独政策不受两岸三地的大部分中国人和国际社会的认同，但包括公投在内的台湾大选带来的民主冲击力，对大陆内部的民主化暗流不免有强大的催化作用。
同样，布希提出人权谴责案，虽然有为美国大选作秀的痕迹，但也有击中北京要害的功能，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就以他自己和赵紫阳的亲身经历来驳斥北京的“人权最佳时期”论；而北京在第一时间以对话为诱饵阻止香港民主派议员上京，之后又通过强硬的释法草案，显然是不让香港的民主争议延烧到北京。
归纳来看，北京虽然对陈水扁的台独深具戒心，对香港民主派勾结“洋和尚”非常愤怒，对美国仗势压人高度不满，但中南海更担心中国内部的矛盾被引爆，所以必须采取大幅度的“先发制人”防御策略，防患于未然，中共在内部对蒋彦永医生的消声，对丁子霖的捉放，无不缘于此。
上述的外部矛盾，集中在民主人权这个焦点上。
六四事件十五周年将届，如果赵紫阳突然去世，极有可能引爆累积的矛盾，中共的紧张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中共的危机其实都是中共自己的错误造成的，中共要真正排除危机，就应该在赵紫阳临危之际，解除对他的软禁，宣布摘掉扣在他头上的“分裂党”的帽子，肯定他推动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功绩，这才对赵紫阳公平，对历史负责，也为六四最后的平反埋下正面的伏笔，而这才是社会避免动乱，长治久安的上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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