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受了特务长达两年多的全天候监视及其他种种政治迫害后，笔者不得不忍痛逃离中国。这两年当中种种噩梦般的经历，至今笔者都不愿意多去回想。曾有朋友要求我将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但我却一直没有写作的冲动。除了种种不得不顾及的因素之外，最主要是因为现在还不是时候。但是在梦中，我还是常常不由自主地回到中国，也常常因梦中“回去的经历”而被惊醒，浑身冷汗。过去几年的创痛，要想从心中彻底清除，恐怕不是短期内能够做到的。
民众的心态，尤其是精英的心态在这五年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犬儒主义已经成了一种普遍奉行的生存哲学。不少中国人已经不愿意面对现实，他们的想法是：“只要我过得好，别人怎样，不关我的事。哪个社会都有失败者。”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让人们将自己的良心负担轻轻卸掉。
就在前几天，两位刚刚回大陆探亲的朋友对我谈到过他们回国的经历，一位已经功成名就的名牌大学教授对他们谈到：“‘陷阱’写的虽然都是中国的现实，但我看着就觉得堵心，写这些干什么？我已经不再年轻，也不想在自己年纪渐老，竞争能力与承受能力都弱化的时候，再在乱世中度过。有些事情，眼不见心不烦。”我无意责备这位教授，也相信持这种看法的人不是个别。
但我却清楚地知道，这种心态并不能让他们就此自外于中国的风风雨雨，该来的一切最终还是要来。只要这世界上有一个“奴隶”存在，每个人都有可能沦为“奴隶”，因为罪恶的“奴隶制度”还存在，任何人就不能保证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子孙孙能够不成为奴隶。
这位朋友谈到的另一件事情让我为之动容，尽管我见惯了“黑夜”。她谈到，与她父母同住一所军队大院的一位女孩，其祖父是军队高干，其父母都是高校教师，女孩大学毕业前夕在公司实习，受到上司的性骚扰，愤而离去。回到学校宿舍与同宿舍的女同学谈起此事，结果同学们异口同声地劝她：“你可要想清楚呵，这是个机会，别后悔啊。”这位女孩痛苦莫名，其父母亲也愤怒伤心，无奈中得出一个结论：“就算是父祖两辈保住了中上层社会地位，但儿孙辈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怎么活啊？难道真要当婊子？”
我想起了美国与美国民众。我来美国之后不久，美国经历了“9．11”劫难，但美国人民让我看到了什么才是伟大的人民。我曾经两次到一位美国农民家里做客，男主人年事已高，不能够再从事农活，现在帮电脑公司设计软件。夫妇俩为人和善，心态开放，对美国的政府、政治以及国际形势都有自己的看法，中国许多大学教授的看法未必比他们高明。
我喜欢他们，当听到他们从容不迫地纵谈天下大势时，我就不由自主地想到，我们中国的民众如果也能像他们一样，能接受好的教育，能够告别怯懦，不再崇拜权势，可以无所顾忌地自由批评政府与总统而没有任何担心，那该有多好啊。我还想到了美国人的祖辈，是他们的负责任与勇于牺牲，使得他们能够在地球上建立了一个自由的国家。
我读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波士顿倾茶案”发生之时，移民们就要不要与英国这一宗主国开战发生了争论。最后的结论是；战争也许不是近期内必须的，但在未来也不可避免。既然只是迟与早的问题，那么就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要将它留给我们的后代。
鸣谢
我还必须提到Scholar at Risk与the Scholar Rescue Fund这两个项目，及其负责人Rob Quinn先生的热情帮助。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他们给了我及时的帮助，为我从国内逃出来的最初两年提供了必须的生活条件与学习条件，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时期。我还要感谢芝加哥大学与纽约城市大学斯塔腾学院，以及我在复旦的同学夏明教授，我来美国的前两年是在这两个大学度过，这段时间使我能够学习英文并从身心交疲的状态中得以恢复。
我还要感谢宋永毅先生，普林斯顿大学与Perry Link教授，他们给我提供了我亟需的帮助。由于许多原因，还有一些曾给予我许多帮助的朋友，我不能一一列他们的名字，但我将永远记住他们的慷慨与热情。在时下的中国，锦上添花之举随处可见，但能够雪中送炭的朋友却是越来越少。
我希望有一天，我，以及与我命运类似的其他流亡者都能够在免除恐惧的状态下，有人格尊严地回到中国。因为那样一个中国，正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目标。
2003年7月上旬写于美国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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