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面临的困境是非常复杂的，对其进行改造也非常困难。正因为兵团不是一个法制产物，缺乏制度支撑，因而难以达到平衡状态。半个世纪中它要不断随形势变化调整自己，在不同的夹缝中拓展空间，做各式各样的局部修补。虽然那些具体应对中不乏令人称绝的聪明，但是经年累月，众多局部的拓展和修补层叠盘错，却变成了整体的畸形，而且牵一发而动全身，越修补越难作整体改变，越难做整体改变越得小修小补，从而更加层叠盘错，陷入更严重的畸形，困境也越来越深。
我直觉意识到，搞清兵团的状态和问题的征结，首先应该从兵团的法律地位着手。例如中国宪法对行政区域的划分没有兵团，但是兵团却有上百块“飞地”分布在新疆全景，总面积达到7.43万平方公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98年年鉴》），有240万属于兵团户口的居民，而且存在着一个新疆州县各级政府无权管辖、由兵团垂直领导和任命的政权体系。在中央政府下发的各种文件上，除了“各省、市、自治区”的抬头，还要单独加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俨然它就是并列的一个省。新疆本是进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个自治区，却在这个自治的区域内插进上百块另外的“自治的区域”，形成对原本自治区域的割裂。这在法律上怎么解释？能不能解释？
再如宪法规定地方政府首长、法院院长和检察长都要同级人大选举。但是像石河子那样的城市，1950年只有几十户人家，完全由兵团从无到有建成，现在人口达到20多万，是兵团农业第八师的师部所在地，同时又是新疆自治区正式建制的区辖市。兵团把石河子视为自家财产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法律无法那样认可。折中的办法是目前搞了个“师市合一”体制，农八师的师长同时担任石河子的市长。这本身就是矛盾－－作为师长，应该由兵团任命，作为市长，应该由石河子市人大选举，到底按照什么来执行？兵团当然坚持自己的任命权，但对地方从法律角度发出的质疑却无法做出言之有据的回答，只能靠中央摆平。而中央的摆平同样缺少法律根据，从长远看是无法坚持下去的。同样，兵团自身的法院系统和检察系统也面对这个问题，过去都是兵团各级党委任命法院院长和检察长，现在进入强调法制化的时代，如何面对与法律的冲突，一直是兵团的困境。
兵团对此往往用政治说法来应付，专制社会的政治是可以超越法律的。每当遇到冲突，兵团就会本能地到中央去拉大旗做虎皮。其中最现成的说法就是新疆的主权稳定。
与早年充当抵抗“苏修”的前线不同，今天新疆最大的危险已被说成是民族分离主义。J这样说：“兵团的作用就是保证新疆这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永远姓‘中’！”我不怀疑J对此的真诚，但这无疑也是兵团解决自身与法律冲突的护身符。尽管以此为由可以让兵团一时得以回避矛盾，长远看却会使兵团更深地陷入自我封闭和对外冲突，使其无法理顺关系，筹划久远，无法以开放的姿态与当地社会结合。因为这种强调和强化兵团充当新疆“看守”的思路，相伴的必然是要把新疆地方和当地民族当作被看守的对象，兵团因此不可能不成为新疆人民与当地政府的异己者，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敌视，遭到地方势力抵制和拆台也就是毫不奇怪的。
因此，理清兵团与现行法律的冲突，搞清楚它目前在以什么方式回避和解决这种冲突，其中什么是可以继续利用的资源，什么是继续制造麻烦的源泉和产生隐患的温床，在我来看可以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我知道这个研究将很麻烦，首先要去研读那些叠床架屋的法律、规章和文件，从中找出逻辑路径和现实接口－－这一最基础的工作就已经让我望而生畏，那必定要求投入太多的精力。但是既然已经看出这是一个切入点，我在收集材料时就开始有意识地注意与此相关的文字。
7、秘密文件
对于没有体制内身份的研究者，看“文件”－－这个词在中国往往专指党政部门的内部文件－－是最难之事。一个偶然机会，我在兵团某办公室的书架上发现一本文件汇编。那是一本装帧简陋的32开书，厚厚一本，是兵团内部印刷的。上面汇集了从中央到新疆自治区针对兵团的有关文件，涉及各方面内容。如果能得到这样一本文件汇编，我可以省掉太多的事。让我喜出望的是，当我试着索要的时候，那办公室的负责人爽快地答应。也许是我的迫切之心过于外露，就在我生怕人翻悔，拿起就想溜时，办公室另一人突然抛出一句“内部文件不能外传”，搞得那负责人只好又把他的慷慨收回。当时他还尴尬地向我表示抱歉，但是若能知道后面发生的事，他一定会感谢手下人的及时提醒。
那文件汇编的封面上的确印着“秘密”二字，然而我当时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一是既然做研究就需要看到秘密，何况自以为是为国家来解决问题，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二是中国一向把什么都搞成“秘密”，印着秘密的东西反而到处能看见，让人也搞不清什么是真秘密，什么是假秘密了。
自从发现那本文件汇编，它成了我心里的一个事，很想拿到它，不是简单看一遍，而是有一本。因为从法律角度切入研究，必须依据精确无误的文本，琢磨每一个字，而不是靠笼统模糊的想法。笼统在法律面前毫无价值。于是问题就变成了这样，研究能不能搞下去，相当程度就取决于能不能得到那本文件汇编。
在我去见J的时候，事先已经打这个主意，我相信以J的身份，应该会有那本文件汇编。果然，我在他家的沙发上刚一坐定，马上就在他身后的书架上发现了已被我记在心的那个不起眼的书脊。
我能和J接上头，是他过去一个老部下给写了信，再加上作协的介绍信。他没有下层机关人员的官僚气，只要感觉出你真心关爱新疆，问题也能问到点上，就会视你为知己。他的谈话排山倒海，精彩纷呈。当然，他也不是信口开河，他讲的很多话隐含着要将其传到北京决策层那里的愿望。他似乎把我当作一个可能的中介。虽然我没提到任何与上层有关的渠道。但我这个作协的人兴趣太明显地与文学无关，因此就难免显得有点神秘，让人可能联想起一些“特派”之类的角色。J话中有话地向我感叹，从北京看新疆，会比从新疆看高得多，远得多，深得多，中央领导人应该学古代那些贤明君主，不用多，派几个人下来搞点“微服私访”，就能打破地方的粉饰太平，了解到真实情况。
当我提出借那本文件汇编看时，他爽快地答应，没有丝毫顾虑。我接受了在兵团办公室得而复失的教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随便翻翻，没有透露复印的打算。
为复印我又费了一番心思。虽然满街都是复印的地方，钱也不是问题，但是我记得不久前一位台湾记者就是在乌鲁木齐复印或传真稿件，被店家举报稿件中有对中央领导人的议论而被警方抓起来。我若上街复印一整本文件，当然更逃不过乌鲁木齐人民的火眼金睛。后来是辗转在私下做的复印。
再一次见J的时候，我还回了文件汇编。由于担心复印的文件丢失，我把它放在随身包里携带，而没有随通过邮局寄的材料一块走。就这样，我心满意足地认为完成了此次到新疆的任务，对正在身前身后张布开的罗网，没有丝毫察觉。
8、被跟踪
事后想起，我感到奇怪。似乎在新疆被捕前的一段时间，我的所有关于自身安全的感觉都关闭了。以前可不是那样，往往通过直觉我就能意识到危险，而且可以在事后得到证实。照理说此次到新疆没有理由放松警惕。一年前我刚出版了《天葬》，同时对外公开了《黄祸》作者的身份，可想已经被记帐。1999年又是国内政治转为进一步强硬的当口，我来新疆的前两个月，刚有数人因为筹组民主党被判重刑。可是我为什么没有一点警惕之心呢？
事后想起临到新疆前我在北京与两个外国人的谈话，不禁有点羞愧。我那时对他们这样解释中国的政治－－今日中共已经比过去聪明，虽然他们在打击底层造反者时依然强硬，但却可以容忍持不同意见甚至充当反对派的知识精英，因为从农民转变为知识官僚的共产党已经懂得，与他们不那么一致的头脑能够产生更多思想资源，是可以为他们所用的。我说那话的时候，暗中是在为自己属于知识精英以及能为当权者所用而沾沾自喜的，似乎只要把自己与底层造反者划分开，就可以被恩赐表达不同意见的特权。我想我对安全的敏感在新疆之所以失灵，可能就是由这种肤浅认识造成的。我后来所遭遇的一切，都应该被看作是对这样一种特权心理的讽刺与警醒。
我虽然从未把自己当作权势集团的人，但却自以为我的研究对高层有可能产生影响，也愿意有那样的效果。因此当J暗示我可能有“钦差”身份时，我并没有特地向他说明不是。可想而知，带着那样一种自我感觉，难道我还能注意身后有没有盯梢，旁边有没有密探，电话有没有窃听吗？我把每日行程都做详细记录，每天整理采访谈话，所有的文字、录音磁带、联络地址都摊在旅馆房间里，丝毫没去想在我每次离开时监视者就会大摇大摆地进去尽情查看。
一直到我离开乌鲁木齐，什么事都没有。后来我明白，那是安全部门的工作习惯。只要你在他们掌控之下，他们就不会着急抓你，会监视你到最后一刻，为的是看还能不能发现更多的线索。新疆如同一个口袋，向东的出路只有两条－－或者说只有一条，因为从若羌翻越阿尔金山的路远在千里之外，且偏僻荒凉。几乎所有出入新疆的汽车都走乌鲁木齐到兰州的公路。在新疆甘肃交界处的星星峡，新疆方面设了一个关卡，对新疆安全厅来讲，那就应该是我最终不能逾越的界线。
开车穿越天山，听着喜多郎的“西域”。A在旁边座位上沉睡。我喜欢在孤独中欣赏窗外的雪山戈壁。一辆日本产的越野吉普车超过我，逐渐又被我超过，丝毫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后来我知道，那车里坐的就是正在跟踪我，并且准备抓捕我的秘密警察。他们就像猫捉老鼠之前那样，正在玩味着我这个没有知觉的猎物。
快到吐鲁番，那辆日本吉普车快速超车先进了城。在乌鲁木齐跟友人电话告别时，我说的还是要在吐鲁番过夜。八十年代初我曾在吐鲁番住过一段，很想故地重游忆一下旧。我在电话里询问了吐鲁番宾馆的情况，因此监听了电话的警方不仅知道我将住吐鲁番，还知道会住哪家宾馆。他们急速超过我，大概是去我将入住的旅馆安排监控。然而他们没想到，吐鲁番让我太感失望，长久怀念的异域小城荡然无存，变成了一个平庸俗陋的丑八怪。为了不败坏回忆，我甚至不要再多看它一眼，车都没停，一踩油门就永别了吐鲁番。后来听说，准备抓我的人等不到我的踪影，可让他们着实忙乱了一阵。
傍晚时我们到达哈密，在城边找了家旅馆住下。吃完饭A留在房间看电视，我去逛黑夜的哈密城。在迷宫般的小巷中我转了又转，两三个小时才回到旅馆。A仍然躺在床上看电视，不过说刚刚来了一帮警察，说我们的车有问题，把车开到交通大队扣下了，让明天去听候处理。我出去看了看，车的确不在，知道不是A捉弄我。我和A讨论会是什么问题。那车是我到了银川后A才买的。当时若等待办完一切手续，上好牌照，至少得十天。我们都不想等那么长时间，就打主意利用新车的“移动证”。所谓“移动证”是供新车从购车地开到用车地的证明，我们当时把用车地写成乌鲁木齐，那样不办牌照也可以上路。然而来的时候可以蒙混，现在又反着往回走，当然就成了问题。如果交通警追究这一点，只好认倒霉。但也仅此而已，多出一份麻烦，没什么了不起，可以解决。
后来在监狱里我曾幻想，如果那晚我能产生警觉，有没有机会逃走？我可以雇辆出租车到星星峡，也就200公里，用不了三小时。在到达关卡前下车，趁着夜色从戈壁滩上绕过关卡，步行30公里到甘肃的马莲井，从那里搭车去内蒙或是青海，捉迷藏的余地就大得多。当然那纯粹是一种精神游戏，既然我当时丝毫警觉都没有产生，也就没有了后悔的理由。何况还有A的车被扣，我肯定不会留下他单独面对麻烦。
9、我们出了人命？
第二天，1999年的1月29日，我们先去交通队。像中国各地的交通队一样，里面挤满了人，烟气腾腾。人们比赛着谄媚警察，托关系说情走后门的人络绎不绝。警察个个都是大权在握的样子，傲慢冷漠，说不上话。我们努力了半天，得到的回答只是让我们等。我们的问题在哪，没人给我们说明。
正当我楼上楼下乱走不知该找谁的时候，一间办公室内突然有人打招呼，一个看上去像个当头的人向我招手。我的感觉就好像是突然找到了组织，总算有归依了。那人和别的警察不一样，和蔼可亲，对我的一连串提问，他娓娓道来地解释：昨天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载有两个人的摩托车被一辆超过的轿车别了一下，造成摩托车翻下公路，驾驶员当场死亡，另一人受伤。据现场目击者说，超车的轿车是一辆黑色的桑塔纳2000，无牌照，跟我们的车一样。我说不可能，我们的车没有别过任何摩托车，你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车上没有任何痕迹。他说出这种事不一定非得直接接触，对你们而言，有可能只是超车后回轮太快，一个小小的操作不当，但是被超的车做了一个幅度过大的躲闪动作，就可能冲下公路，造成事故。因为出事的时候你们已经在前，速度又快，因此你们可能都不会察觉发生了事故。
他这番话说得很圆，我无法辩驳，尤其他也说了也没有认定事故就是你们造成的，但是因为死了人，也报了警，总得把事情查清楚，所以只能麻烦你们在这里呆一段时间，配合查清问题。他为耽误我们的行程表示歉意，对我接着就事故时间、地点等问题，也耐心地一一做了回答。我问他姓什么，他回答姓薛，还跟我扯了一会家常。
随后我在交通队门口张贴的警察照片中想找到这位亲切的警官，但所有警察中只有一位写着姓薛，职务是交通队的指导员，而照片上那张脸却对不上号，不是他。刚才他的确是在指导员的办公室里叫我，中间有一个到交通队办事的人从门外进来，很熟悉地叫他“处长”。交通队怎么会有处长呢？不过我那时没有对此深想，我的思维完全缠绕在我是不是杀了一个人之上。那是比什么都大的事，使我受到震动。我无法遏制自己，非要去想那是一个什么人，他的家人正在怎样的状态。而且我越是回忆昨天的情景，越是好像真地看到我开车超过了一辆摩托车，连那骑手的棉帽是什么形状都在眼前。是我造成了他的死亡吗？
当我和A在街上一个清真小馆吃拉条子的时候，我向他说了刚刚了解的全部情况。A沉吟半晌，说他不认为是这么回事，里面肯定有文章。A平时表面大大咧咧，一般总是对我言听计从，实际上内心精明，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但我当时没有在意他的看法。我被那个“死者”缠绕着。
下午，我们找到了真正的薛警官－－交通大队的指导员。他说办案的警察正在调查事故现场，得等他们回来才能进入具体处理。于是我让A在交通队继续等，自己回到旅馆，想睡一觉，看能不能躲开那个“死者”的冤魂。
10、哈密被捕
后来我把一些线索联系起来，判断当时情况大概是这样：从乌鲁木齐一路跟踪的警察在吐鲁番宾馆没有等到我，找遍吐鲁番还是没有，才知道我没有住下。他们会把我在电话里说的当作是个金蝉脱壳之计。不过他们并不慌张，只要是开车走，必得通过星星峡，那里警察和武警众多，插翅也飞不过去。除了布置堵截，还要通知沿途城镇的警察进行查找。听到终于又发现我的踪迹，执行抓捕任务的小组肯定松了口气。他们只能第二天再从吐鲁番往哈密赶。所谓的交通事故是哈密警察编造的。他们知道只要扣下车，我们在冬季的新疆就无法行动。第二天交通队继续拖延时间，是等待抓我的小组从吐鲁番赶到。至于那位自称姓“薛”的处长（他后来再没有露过面），应该是哈密地区安全处的处长，亲自来坐镇指挥。那天我周围一定布满了便衣，走到哪里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直到傍晚才动手抓我。吐鲁番赶来的小组应该是在下午2点就到了，因为那个时间我正靠在交通队走廊的墙上看书，一个人走过我面前，他看我的眼光使我感到奇怪。我当时想可能是我在交通队那种从不读书的地方如此读书过于异类。但是当我被抓时发现，那人穿着警服也在其中，而且是负责人。后来我知道他姓杨，是新疆安全厅九处的一个科长，主办我的案子。
被抓时我正躺在床上看书，“死人”缠绕着使我无法入睡。听见有人敲门，我连想也没想就去开门，却看见外面黑压压一堆人，随着门开潮水般涌进。为首是一个近两米高的大个，把一个安全警官的证件伸在我眼前，宣布因为我随身携带危害国家安全的物品，要对我进行搜查。另外一些人团团围住我，照相录像，闪光灯不停，使我产生了是在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感觉。我当时没有特别惊慌，脑子转了一圈，知道只有我复印的文件可以成为他们的目标。我从旅行包里拿出那叠文件，问他们是不是这个。
好，证据确凿（他们当然早就知道），就可以对我名正言顺地实行拘捕了。下面一切都是按程序展开，检查我的物品，一一进行登记，凡是他们要收走的，除了要我确认，还要在场的旅馆保安见证和签字。正在搜查的时候，A回来了，照相和录像的又对准了他。他愤怒地抗议，当时我还劝他冷静，照个相有什么了不得。同时我告诉警察，我做的所有事A都不知道，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说那时我对自己将会怎样完全不清楚，至少一点可以感到安慰－－我不会连累A，因为我什么都没有跟他说过。我来新疆要做什么，背景是什么，见过什么人，搞过什么材料，他一概不知。倒不是出于我对他保密，实在没有什么密值得保，只是我知道他对那些不感兴趣。我从北京出发前他要我带一些新写的东西给他看，我特地打印了一份尚未完成的书稿带着，但他只看了一页就昏昏入睡，从此再没有翻过。我被抓后，那书稿中间的“反动内容”成了我的罪证之一。我和A当时被分开带走，整个被捕期间我们再没有见过面。后来我知道三天后就让他开车回宁夏了，因为他一问三不知，的确什么都不知道，那种效果是装不出的。审问者最终只能认为他是个傻帽，糊里糊涂就被我利用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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