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叫吴国锋，男，出生于１９６８年７月３日，时年不满２１岁，生前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管理系８６级学生。
吴国锋的死讯是我丈夫从北京邮电医院带回到学校的。那是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的清晨，当我们得知儿子在木樨地遭到枪击的消息后，我丈夫立即奔赴邻近的各家医院，心想不管是死是活，都得把他找回家里。但是，一连找了几家医院都没有儿子的下落，最后，他来到了西单附近的邮电医院。在该院，他翻阅了登记在册的所有死亡者名单，又找遍了存放在该院的２８具尸体，也都没有发现儿子的踪影。正待离开，该院的一位大夫向聚集在大门口的人群大声询问：“你们这里有人大的吗？我们这里有一具尸体是人大的学生，能不能带一个信给你们学校，请校方把尸体拉回去。”我丈夫一听说有一位人大的死者，以为是自己的儿子，但当他接过这位大夫手里的小纸条一看，上面写着的名字却是“吴国锋”三个字。他带着一种绝望心情回到了学校，把那张小纸条交给了学校的领导。
这以后，我和我丈夫被儿子的死击垮了，再也顾不上别的。当我们再次想起吴国锋这个名字的时候，时间已几个月过去了。为了求得同难者的相互安慰，我们曾试图从死者所在系的领导、老师、同学那里打听寻找死者亲属的线索，但都失败了；我又曾通过朋友从死者家庭所在的省区去打听其亲属的下落，结果也失败了。本来，可以从学校保存的学生档案中查到死者的家庭地址，但据悉所有在“六四”中丧生的学生，他们的档案都封存了，任何人都无权查阅。至此，我几乎放弃了进一步寻找的念头。但是，这件事一直重重地压在我的心头，难以忘怀，更难以放下。
记得是１９９７年的秋天，我先生当年的一些老同学去南方我们乡间的住所看望我们。闲聊间，有位老同学无意中提到他儿媳当年的一个中学同学在“六四”期间被打死了，死者当时正在北京的一所大学上学。听他这么一说，我当时还以为这是新发现的一位死者。于是，我请那位老同学转告他的儿媳，希望她能提供死者的详细情况，尤其是死者亲属的姓名和地址。后来这位老同学告诉我，他儿媳原来保存有那位死者亲属的姓名和地址，可时间久了也就丢失了。所幸她从其他省市的一些同班同学那里得到了一个不甚确切的地址，让我写一封信去试试。于是，我抱着侥幸的心理按所提供的地址，试着给那位死者的亲属写去了一封信。事情出乎我的意外，不几天，我寄出的那封包括姓名、地址、邮编均有错漏的信件，竟然让对方收到了，而且给我写来了回信。我这才发现，原来给我回信的不是别人，正是我八年来苦苦寻找的吴国锋的亲属。我当时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我为死者亲属在信中描述的那些年来他们在精神上遭受的痛苦折磨落下了眼泪，但我又为最终能够找到这家难属而感到安慰和庆幸。
我从这家难属的回信中得知，死者吴国锋系四川成都新津县人。父亲在县城开一个小铺，做一些小买卖来维持全家的生计。吴国锋１９８６年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他是县里“解放后”４０年来第一个考上这所重点大学的，当时在全县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本来，在８９年的５月底，吴国锋曾向家里发过一封电报，要家里寄一点钱去，说他就要回家了。然而，次后家里再也没有得到儿子的任何信息。吴的父亲在信中对我说：
６月８日上午９点，镇政府派人通知他去谈话，他到了镇政府，镇上的共产党书记对他作了如下的问话：“你的儿子怎么样？”
“我的儿子在北京读书。”
“这次天安门绝食，有没有你儿子？”
“我不知道。”
“你儿子是不是暴徒？”
“我也不知道。”
“那你知道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我儿子在北京读书，很快就要回家了，我已经把钱都寄去了。”
这位书记停顿了一下，然后对吴的父亲说：“老吴，你的儿子已经死了。”
这时，吴的父亲猛然站了起来对书记说：“你们这是骗我的，我不相信。”
那位书记不得不把省里怎样通知县里，县里又怎样通知镇上的情况向吴的父亲说了一遍。
吴的父亲一下子扛不住了，因为不容他再有任何怀疑。他说镇政府离他家里不过一百多米，但他却觉得路途是那样的遥远。他是拉住水沟边的小树枝一路踢踢撞撞回到家里的。到了家里，他不得不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了老伴，老伴哭得死去活来，随即昏了过去。周围邻居都围到了他家里，问出了什么事，当大家得知国锋遇难的消息后，顿时哭声、骂声混成了一片……。
吴国锋死得很惨，实在太惨了。他身上一连中了四枪，肩、肋骨和手臂部位都有枪伤，但致命的一枪是在后脑勺上。据吴的亲属讲，这后脑勺的一枪弹孔有筷子那么大，里面冒着血浆。他们在整理吴的遗体时，还发现死者的肚脐右下方，有一条７～８公分长的刺刀刀口，在吴的双手手心，有被刺刀勒过后的伤痕，那是吴国锋在被刺刀刺下的那一刻用尽所有力气抢夺刺刀时留下的。可以断定，吴最初虽连中数弹，却并没有立即死亡，戒严士兵又用刺刀捅进了他的腹部。最后是后脑勺上那致命的一枪，夺去了吴的生命。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吴的遗体从上到下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一位好不容易从千里之外考来北京的优秀大学生，就这样死在了戒严部队的枪弹和刺刀下。
６月１０日，吴国锋的父母从成都乘火车赶到北京，两天一夜未沾一点饭食，未合上一会眼。
到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的领导要他们先休息，第二天再谈事情。第二天上午，国锋所在系的领导向他们通报了国锋遇难的情况，问他们有什么要求？吴的父亲对校方说：“我的要求只有一个，请你们帮我们找一个冷藏柜，把国锋的遗体从北京运回四川，所有费用由我付。”校方问为什么？吴父说：“因为他有爷爷、奶奶，有姐姐、弟弟，姑姑，都想见国锋一面。”校方答复说：“这不行，中央命令就地火化，其他都好说。”最后，经多次交涉，校方允许家属照几张遗体相片带回去，但要求家属严守秘密。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就是这么几张遗体照片了，这是历史的见证，证明共产党领导的所谓“人民子弟兵”，竟是如此的野蛮和残忍！
６月１２日，吴的亲属在西单邮电医院为国锋举行了告别仪式，国锋的在京同学都到了，但由于当时北京处于全城戒严的状态，学校其他系的学生却被校方劝阻了。吴父对我谈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当我们抬着花圈从学校出发的时候，很多同学，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向我们询问是不是国锋的父母，我们回答说是的，他们就上前向我们鞠躬，说：‘爸爸妈妈，别悲伤，我们都是你们的儿子，我们一定要为国锋报仇！’”可以想见，那时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怎样一个悲壮的场面啊！我想，当时在场的人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国锋的遇难给吴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爷爷奶奶想念孙子变成了半疯状态，长年生病，生活不能自理；父亲经不起这么大的打击，肢体麻木，几乎瘫痪，很长一段时间无法独自走路；母亲得知儿子遇难后跌倒在地，头部留下严重创伤，落下脑痛后遗症，一想起儿子就头痛，一见到国锋的同学就哭，引起视力严重下降，从此失去了劳动能力。
这些情况我都是后来知道的。１９９６年我与这个家庭建立了联系，如今已７年过去了。２０００年春天，我与我丈夫去外省看望难友，第一站就去了四川。我们愿想从重庆经成都再去新津县吴家的，但一到重庆就受到当地安全部门的严密监控，无论走到哪里，都难以脱身。最后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计划，只在成都的一位朋友家里与国锋的父亲和弟弟见了面，而且只耽了２０分钟。然而就这短暂的会面，也受到了“便衣警察”的严密监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哪里谈不上什么公民自由啊！１９８９年一场血腥的大屠杀，留下了那么多失去儿女的父母，他们遭受的伤害和痛苦是别人难以想象的，但是，连这一点点同难者之间的相互安慰都要受到政府当局的限制和干涉，天下还有什么公理可讲！
然而，普通百姓又是怎么对待“六四”死难者和他们的父母的呢？吴父告诉我，当年国锋的骨灰迎回家里后，他们在临街的铺面房为他安排了一个简单的灵堂。一连几天，都有很多乡亲前来吊唁。吴父对我说：“我这３０平米的铺子，每天都挤满了人，一批一批的来人不断。”
但三天后镇里的干部来干涉了，他们对吴的父亲说：“灵堂已经摆了三天了，可以不摆了。”
吴父问：“为什么？”
来人答：“后天要传达邓小平接见军以上干部的讲话，我们这里有许多农村干部，他们恐怕不能理解你的心情，不理解就会发生冲突，引起矛盾。我还是劝你撤了吧。”
镇上既然这样说了，吴父并不坚持，但他提出一个条件：铺面的灵堂可撤，但必须答应他把灵堂设在家里。他说，国锋的死在当地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即使他把灵堂移到了住家，每天还是有很多人前来吊唁，包括一些从乡下到县城来赶场的，他们先前与吴家素不相识，都是一些正直的农民。
在以后的几年里政府有关部门多次来吴家劝说吴的父亲把儿子的骨灰埋了，说是“入土为安”。但吴父断然拒绝。他对来人说：“除非把我枪毙了，同儿子一起埋！”来人一定要他回答“什么时候才埋？”吴宰钉截铁地说：“摆到国锋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吴的父母是坚强的，但这个家庭却是悲惨的。２０００年春天我们与吴的父亲和弟弟见了一面之后，吴家又连遭厄运。吴家唯一能寄于希望的二儿子，也就是我们曾经见到的国锋的弟弟，不久又患了尿毒症，经家人多方奔走，包括我们难属群体为他们向海内外呼吁，都无法凑满为病人换肾的高昂费用，结果不到两年，就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了这个世界。紧接着，吴父本人的肾上又患了恶性肿瘤，再一次把这个家庭抛入了绝境，最后不得不把那个坏肾切除了，才保住了性命。
那么多灾难都落到这个家庭的砩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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