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对旧政客失望、厌烦、腻味、恐惧的时候，便每每期待新救世主的出现。当每一任新人物在政治舞台上登台亮相，总是伴随着某种所谓新形象、新口号、新许诺。即所谓中餐馆里的“新人事新作风”。台下芸芸众生又再次翘首望明月，期盼新舵手将我们领向天上人间。
既然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不同领导人物，自然拥有来自不同娘胎的不同风格，于是我们便有了期盼的充分理由。这种期待几乎就是中国人一种坚贞不渝、万古常新的历史情结。不妨将审视的目光回眸一下刚从身边走过的二十世纪，我们从中或许可以获得某种提神醒脑的答案。
历史回眸让我们蓦然发现，中国人对“青天”的期待是一次又一次重覆着历史的天真。
在上个世纪开元之际，中国人期待着先行者孙中山将五千年帝制历史的中国引向共和，结果走向的是蒋家皇朝。也许有人说，那是因为孙中山早逝，只完成了“推翻”，来不及“建立”，如果……。既然是一种假设，那么它还有另一种“如果”，一种更大可能性的如果。共产党所以也竟相像它的敌人国民党那样郑重其事地要尊孙中山为“国父”，是因为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在共产党建立初期曾起过助其一臂之力的重要作用，因而使得毛泽东不得不违反自己的“最高指示”：“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也拥护起他的敌人所拥护的对象来，这完全拜孙中山早逝所赐。如果孙中山多活它十年八年，从“推翻”走进“建立”过程，孙中山在他一统天下的新政权里还会继续“联共”，容纳与他争夺天下的共产党吗？如果不能，孙中山如何建立“共和”？孙中山在进入“建立”之前告别革命，实在是孙中山得以名垂青史的幸运。
当人民寄寓厚望的蒋介石走向独裁、黑暗、腐败的时候，中国人民又将希望投向“大救星”毛泽东，结果迎来的是一场更大的恶梦、更非人的专制、更无天日的黑暗、更深重的灾难。
当总设计师从红太阳手中接过千疮百孔、濒临崩溃的“大清江山”，重新设计它的明天，中国人民又一次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期待。总设计师设计了一个“春天的故事”，最后却用坦克碾碎了春天的童话，做了一件以无法无天著称的毛泽东也未曾干过的壮举。
春天故事的结束，是“第三代核心”的崛起。刚从天安门血腥中爬起来的中国人又有了新的期待。中国人象看舞台剧一样观看着“第三代核心”的精采表演：吹拉弹唱、能歌善舞、出口成诗、无所不能，在世界舞台上出尽大国领袖的风头与洋相。江核心还能操两种外语，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能操外语的国家元首的先河。当人们正要喝采鼓掌，却发现这一连串精采表演全与他们的期待无关。这场精彩表演的压轴戏是镇压法轮功。如果说毛泽东邓小平镇压的是“企图颠覆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而江泽民镇压的却是些迷恋气功以求健康长寿之道的老头老太太，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当历史走进二十一世纪新时代，我们又有了更充分理由展示一次集体期待，灾难深重的中国人又一次迎来了新世纪的新希望，新一代领袖胡锦涛在新世纪的辉煌礼花中昂然登台，第一个亮相立即获得一片喝采：胜斗萨斯、新三民主义、胡温新政……。
是的，新核心的第一个亮相是漂亮的。但在我们刚刚回顾过的历史中，哪一任“明主”不曾有过漂亮的开端？即使复辟帝制千夫指的袁世凯，也曾有过漂亮的登台亮相。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为公为私，为建功立业，新上台的人物都想要表演一番，图放三把火。但这三把火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个人权力，而不是相反。这是由这个政治体制的专制主义性质所决定的。比如胡温新政获得一片喝采的第一个亮相：战胜萨斯，表面上是为国为民，但在其背后，它的最终本质却是对新掌权者胡温地位的一场政治考验，他们能否渡过这一危机，将危及他们刚刚接捧的权力地位。这一权力，总是被觊觎的目光包围着，而它的前主人江泽民又极不甘心就此交捧给旁系。因此与其说战胜萨斯是胡温新政为国为民的一项功绩，不如说是胡温联手为巩固捍卫其新权力而战的一场战役。
每一位要巩固、坐牢、扩大其权力的当权者，都必须依靠某种力量去战胜反对力量。他常常要面对来自两方面的反对力量：内部，对其权力的觊觎者；外部，来自民间的反对派。当内部反对力量强大的时候，当权者便要从外部、民间寻求支持力量。而一旦内部反对力量被肃清或削弱，当权者便会反过来镇压这些支持过他的民间力量，演出兔死狗烹的历史一幕。从毛泽东对红卫兵、造反派的利用到邓小平对西单民主墙的利用都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民间呼声与自由主义最终总是专制主义的敌人。现在胡锦涛提出的新三民主义，也是意在寻求民众力量的支持。且看内部政治局常委名单，前老大江泽民上海帮势力占据着大部分码头。胡锦涛若想站稳脚跟，只能师从毛泽东、邓小平的传家宝，从外部寻求民众的力量了。
一切政治的实质都不外是权力问题。关于“权力”问题毛泽东有过两个著名论断，一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个是“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给的”。这两句关于权力的话语是互为对立的。第一句话说出了毛泽东的权力本质，第二句话则完全是一句谎言欺骗。正是这两种不同的权力来源划分出现存世界两大对立的社会制度：专制主义与民主体制，即所谓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胡锦涛“新三民主义”中的一句话：“权为民所用”，恰好是这一专制主义政权的最佳注脚。权力的游戏规则是：它来自谁的手上，就只对谁负责，只为谁服务。在民主政体中，权力来自选票，它就必须听命于选民。而在一党专制主义体制中，权力来自枪杆子，革命暴力，来自斗争与权谋，所以它自古以来、天经地义只为握枪把子的“专制者”、当权者、“劳心者”服务，只对当权者负责，只听命于握权柄者的意志与利益。所谓“权为民所用”，只是胡锦涛目前需要争取民间力量的一个姿态，它是一句在一党专制体制中永远不可能兑现的慌言。专制主义权力有它自身的运行规则。如同计划经济不同于市场经济规律一样。美国新上台的总统立即获得全权，而刚登台的“弱主”胡锦涛却被“枪杆子”指挥着。由于权力交接的非公平竞争性，不可避免会引发许多潜在抵触与挑战。因此，胡锦涛目前最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而那些民主派、自由主义人士却期待此时的胡锦涛作出会动摇他权力基础的所谓政改，实在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自邓小平以来就不断有过政改的跃跃欲试，但每次政改列车还没出站就立即刹车，为什么？因为任何政改都会动摇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权力基础。
从胡锦涛登台后的第一次正式对外国事访问，在澳洲国会上发表演说背后的故事，我们便可以窥见胡锦涛的某些玄机，它是比智斗萨斯更能展示胡锦涛真实面的一个亮相。在胡锦涛发表演讲前一天，美国总统布希先胡锦涛一步在澳洲国会上发表演讲，期间遭到澳洲绿党国会议员公开抗议。这一幕把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吓呆了，担心胡锦涛第二天会遭遇同一场景，于是展开了紧急深夜外交，会见澳洲外交部长。第二天一早，又会见澳洲众议院主席，要求其在胡锦涛发表演说期间保证不发生类似事件。胡锦涛发表演说的时间是9：30分，而李肇星的交涉直到9点钟还无法敲定。最后李肇星以放弃胡锦涛的演说为威胁，最终迫使澳洲方面屈服，停止两位表达抗议的国会议员的参会权利，又禁止应澳洲国会议员正式邀请的两位藏族人士、一位民运人士进入国会。于是，胡锦涛成了比布希更受“欢迎”的人物，在没有任何异议声中“一致通过”了他的演讲。
当这个地球上两种社会制度的代表人物登上同一讲坛，我们看见了什么？一个从容面对自由抗议，即便也不高兴亦作出“我爱言论自由”的高姿态；一个则不允许有任何不同声音与人物出现，这样一个场景意味着什么？这证明了胡锦涛什么？这表明专制主义在民主社会里战胜了所谓民主自由，在专制主义面前，所谓自由民主社会居然禁止民主自由。胡锦涛来到一个西方自由民主社会作客他乡还要颐指气使设法禁止不同声音的自由表达，那么在一党专制的中国内，我们还能期待胡锦涛进行自由民主的“政改”吗？如果在西方国家都不能在胡锦涛面前表达不同声音，那么胡锦涛的所谓“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牵”是否共产党谎言的又一次重覆？又一次手段的利用？所谓“民”不但包括而且更应该指的是反对派与不同声音，“民”需要的不是“皇恩浩汤”的施舍。胡锦涛这一次的国际亮相再次宣示了专制主义的法则：权力尊严至高无上，在它面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决不容许任何挑战。如若中国再次发生四五运动、天安门示威、法轮功事件，可以预见，只要还是一党专制，他们依然会遭到无情镇压。这也说明为什么胡锦涛上台近一年，言论自由不但没有更宽松，而是更收缩。因为那些“自由化”言论触动了专制主义的权力基础，也是胡锦涛的权力基础，胡锦涛能够赞成、支持吗？胡锦涛能亲手推动这样的“政改”吗？
在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被认为深藏不露的胡锦涛终于亮出了他的旗帜，他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其中有一句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这就是胡锦涛的原面目：新“凡是”派。而一些所谓民主派人士还一厢情愿，书生意气地将胡锦涛比作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看看戈尔巴乔夫失去权力后的潦倒落魄，胡锦涛决不会去当什么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而宁当身后继续垂帘听政的军委主席。
中国人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去学习外国的戈尔巴乔夫？我们中国就没有自己的戈尔巴乔夫吗？不但有，他还走在戈尔巴乔夫前面，他就是蒋经国。蒋经国已然给中国带来了没有流血、没有动乱，从一党专制和平走向民主政体的曙光，他比戈尔巴乔夫干得漂亮得多。只要向蒋经国学习就足够了。共产党在经济上落后国民党三十年后赶上来了，而它在政治上还要落后台湾多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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