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龙应台为何不批评大陆？

　　二○○四年一月三十一日，龙应台女士到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一次座谈会。我恰好与会，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当年以一把“野火”烧遍台湾的著名知识分子。这天晚上，龙应台演讲的题目是“文人参政的感想”，她首次在公共场合回顾了自己做台北市文化局局长三年半的经历，谈到了一个天真的文人加入到庞大的权力结构和官僚体系之后的困惑、痛苦与挣扎。

　　近一个小时的主题演讲结束之后，是听众提问的时间。在座的几位香港的大学教授，都对龙应台的谈话竭尽恭维之语。而我认为这场演讲比较平淡，并未显示出龙应台应有的锐利与锋芒。在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中，龙应台对台湾和香港的政治有诸多不留情面的批评，却对大陆的情况闪烁其辞。

主持人越俎代庖破坏游戏规则

　　在多位学生和学者提问之后，几位同时与会的朋友希望我也参与提问，并把麦克风塞到我手中。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很关注龙应台的文章和思想脉络，于是便提出了一个长期以来很感兴趣的问题：“龙女士，您在以往的文章和今天晚上的演讲中，把‘知识分子’定义为‘批判现实、特立独行、体现社会良心’的一群人。您还多次使用‘中华文化’的概念，对自己的定位不是‘台湾知识分子’，而是‘中华知识分子’。这说明您希望自己是一位有大胸襟和大关怀的知识分子。在今晚的谈话中，您用了许多尖锐的言辞批评台湾政府及陈水扁、连战等政治人物，对香港政府也有诸多的批评意见。但您似乎没有批评过中国大陆的情况，我想知道这是甚么原因。”

　　为了让问题显得“温和”一些，我回避了自己经常使用的“中共专制政权”的说法，而用了“中国大陆”这个中性的词语。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情况发生了：我的提问话音刚落，充当主持人的、也是香港中文大学逸夫楼总经理的某先生（后来我才得知此人还是香港艺术局的委员）立即宣布：“我们与龙应台女士的交流，以后还有很多机会。由于时间关系，这个问题就不用回答了吧。”听到这两句话，我感到非常震惊：这难道不是一次平等对话的沙龙吗？龙应台女士当然有权利不回答我的问题，但作为主持人绝对不应当带头破坏“游戏规则”，越俎代庖地宣布哪个问题可以回答、哪个问题不可以回答。我在大陆若干所大学讲演的时候，学生提问的纸条经常遭到主持人的“甄别”，比如涉及到政府腐败、“六四”和法轮功等问题的纸条，通常会被主持人“拦截”。对此，我不断表示强烈抗议，但今天，在号称言论自由的香港，尤其是在以学术自由为首要原则的香港的著名大学，居然发生类似情况，的确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尽管如此，颇有风度的龙应台并没有理会主持人的阻止，还是回答了我的问题。在此问题结束之后，这位主持人立即改用广东话主持会议。我对某些香港文化人的狭隘和胆怯深感遗憾，虽然二十三条已经被无限期搁置，但某些有身份的香港人已然比大陆知识分子还要深味“自律”之道。

龙应台从三方面响应批评

　　对于我的问题，龙应台在回答中，她也坦陈自己在讨论两岸三地问题时的某种尴尬状态，她使用的不是同一个尺度的尺子。

　　龙应台回答的第一个原因是：“我生长在台湾，对台湾的情况很熟悉，所以我能够用最尖锐的语言来批评台湾。但是，我没有在大陆生活过，对大陆不熟悉，所以我无法更多地批评大陆，我不能在评论我不熟悉的地方的时候把话说得太满。”

　　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认为，身处海外不足以成为回避批评大陆的借口。首先，中共政权的专制、腐败与残暴，是连文盲也知道的事实，也是无须经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就明白的“常识”。它并没有龙女士所说的那么“复杂”。岂能用“不熟悉”来轻轻带过？

　　其次，今天信息的发达，以及世界日益变成“地球村”的现实，使得两岸三地的联系与交流日益裘堋Ｔ诖吮尘跋拢(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