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介绍何清涟来费城的DREXEL大学商学院谢田教授称，他通过朋友的关系邀请到何女士来费城演讲，希望大费城地区的华人有机会参加一场高水平的讲座，以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经济的现状。谢田表示，据主办单位学生社团的负责人说，演讲开始前约有80人在网上注册，加上毋须注册的宾大学生，估计有两百余人会参加这一讲座。
至于此次演讲取消的原因，主办讲座的学生社团“宾大中国经济管理协会”理事会提供的公开解释是“由于他们不能控制的因素，担心有偏离其讲座‘纯学术性质’的可能”。协会主席唐华荣先生则表示不便评论，要等理事会开会。
但据何女士说，“取消的原因是因为举办方有些要求违背新闻自由的原则。”据她说，主办人通知她，有些人不希望新唐人电视台采访，并要求她同意这种做法。何清涟表示，如果此演讲不让新唐人或其它任何媒体采访，她就拒绝去宾大。
而据谢田教授称，取消的另一动机是因为组织者中的一部份人觉得，因为他们不能拒绝包括新唐人电视台和大纪元时报等任何媒体对此一公开活动的采访，也因为他们受到的压力，理事会干脆将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出-取消了这一讲座。
演讲取消后，很多人对此表示不满，认为理事会反应过度。宾大学生网络上的麦克尔-鲁(音译)抱怨说，“很多人特意改变了活动计划准备参加这一讲座。中国政治和国人的思维不应该干扰我们在美国的学习过程，这是美国，不是中国。”
何清涟近年来专事当代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研究。其代表作《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删节版)98年在中国大陆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在海内外引起强烈轰动，成为学术著作中罕见的畅销书，盗版书在大陆据悉达三百万册。据美国商业周刊报导,《现代化的陷阱》尖锐地揭露了中国经济改革中的腐败和阴暗面，在中国成为畅销书后，政府试图禁止该书的销售。大陆读者尊称何清涟为先生，誉为中国“改革的良心”。《陷阱》一书在国际中国研究圈内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也改变了何清涟的命运。在经历了长达两年的被监控和骚扰之后，她被迫远走海外，目前她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访问学者。该书的修订版由美国博大出版社推出，近期又在日本出版，销售量据悉达八万册。政论家胡平先生评价此书为当代中国的小百科全书，台湾大学张清溪教授称何清涟为当代侠女。据悉，该书韩文版的翻译正在进行之中。
**第一次演讲的取消**
何女士第一次受邀请到宾大演讲是去年二月，由宾大东亚系邀请。当时的联系人袁方圆(音译)女士，是宾大亚洲和中东研究系的汉语讲师。她就何清涟的演讲内容提出异议，要求何清涟修改其观点，因何清涟拒绝妥协而不得不取消讲座。本周一，记者特此向袁方圆在宾大亚洲和中东研究系的办公室两次打电话求证而未果。
至于第一次取消的细节,何清涟说：“2003年2月25日，U.Penn的CenterforEastAsianStudy为我安排了一次演讲.这还是2002年5月，我还在芝加哥大学时就预约好的。在演讲前的一个多星期，联系人袁方圆(音译)要求我提供演讲提纲，供翻译事先看看。我写了一个演讲提纲，但她却要求我修改我的观点，理由是翻译的那位女学生就演讲内容提出抗议，认为这是不尊重她的祖国，是反对中国共产党。我实在不知道哪些词语冒犯了这位中国留学生，询问之下，才知道她抗议的是我使用了这一个词语：中国政府越来越依赖政治暴力镇压各种社会反抗。我当即问联系人：这难道不是事实？因为言论与信仰不同于政府的主流观点而触犯共产党，不少人被投进监狱。对付农民与下岗工人的反抗大量出动军队与警察，国家安全部门越来越深地介入社会公共领域，如控制网路，抓捕网上发表犯禁言论人士，等等。
“联系人说，学校必须尊重学生意见，如果不修改你的观点，会让学校感到很困难。我当即告诉这位教师：在中国，我遭受到政府那么大的压力，都从未放弃自己的观点与立场，U.Penn因一次演讲要求我改变论点，也实在是太高估自己，太不了解我是个什么学者了。我在美国也到过不少大学演讲，从未有任何大学提出过如此无理要求。请你转告校方，我的看法是：你们有权决定是否邀请我，但无权要求修改我的学术观点。”
**国家与政府不能混为一谈**
当记者问，“这部分中国留学生为什么会将这种违背民主政治原则的行为当作爱国主义行为呢？”何清涟回答，“我认为这是中国政府的具体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意识形态教育的结果。这种意识形态教育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等同于中国人民的代表，中华民族的代表，甚至在必要时还宣称自己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正统代表，并将自己置于不能反对的“伟大、正确”的不倒地位，对它稍有批评就是犯罪。在这种教育熏染下，爱国与爱政府往往被有意地混为一谈，而既然爱国等于爱政府，那么批评政府包括批评政府的腐败行为，自然也就被当作反对中国，反对中国人民。其实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已经表明，它代表的只是少数精英集团与特权阶层的利益。
“这种观点的悖谬之处在于：将国家与政府二者混为一谈。其实，国家更多的是个疆域、主权与文明概念，政府则只是某一时期管理这个国家的行政机构。国家的生命力远远长于政府。西方民主国家中，政府每几年一换，却不影响国家的存续与发展。美国人对此分得很清楚，美国人民都很热爱美国，但却从来不会认为批评某位政府首脑就是不爱国。我来美国不到三年，美国各界人士对布什总统的批评从来就没停止过，但美国人民却没有因此指责这些批评者为‘不爱国，美国政府也从未以美国人民对本届政府的爱憎而发表有悖民主政治原则的言论。
“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利用民众的盲目爱国主义热情，以转移国民对国内矛盾的关注，历来是独裁者的统治法宝，中国政府对此也运用娴熟。所以，如何看待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并弄清楚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国，对中国人来说至关重要。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在区分下列两类行为何者是正当行为，不少中国人就很糊涂。一种是U.Penn少数中国留学生已经做过的那样，不顾任何原则地护卫中国政府，包括护卫中国政府的贪污腐败行为，并以‘家丑不能外扬’作借口限制他人的言论自由；另一种是不计个人私利，勇敢地批评中国政府的种种恶行，促进中国政治改革，以保证大多数中国人的福祉与国家的长远发展。海外一些中国人在这件事情上就是非不分，第一种行为被认为是爱国，第二种行为被指责为反华反中国人民。”
**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什么**
何清涟说，“这件事情在我心目中引起的情绪与其说是愤怒，还不如说是悲哀。这种悲哀来自两方面，一是为U.Penn的部分中国留学生感到悲哀。他们在美国留学，竟然将最应该学习的美国自由精神弃如敝履，只注重技术层面的学习。这就好比中国买椟还珠那个成语中所谈的，卖者所卖物品其实是价值连城的宝珠，但买者花费高昂代价购买到宝珠之后，竟然将宝珠丢弃，只保留了华美的盒子。”
她认为，“从这一点来看，目前中国留学生的整体素质确实值得打个问号。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中国总共有四代留学生，第一代是清末，时间是1870年代后期至民国初年；第二代是中华民国时期，以30年代为盛；第三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留苏学生；第四代则是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留学者。第一、二两代留学生出国以后都非常清楚向西方学习，不仅是学习物质层面的器物之利，还得学习制度层面的西方文明。张之洞的捍卫中国封建制度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所谓‘体用之辨’，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炉的。”
何清涟指出：“我觉得中国留学生应该想清楚一个常识问题：美国的强大的基础是奠基于美国的民主政治之上，而民主政治的要义是尊重个人自由，而个人自由中最重要的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出版自由。我为U.Penn部分中国留学生感到悲哀的是，他们正在崇尚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美国生活，却将中国共产党控制言论自由的这种极权政治的作法当成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必要手段，不知道这种捍卫对中国进步与民主化的伤害。他们甚至连这句名言都不知道：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将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现在的情况还不是要他们捍卫，只是要求尊重，可惜连这点都做不到。这当然是中国政府多年来通过意识形态教育灌输的结果，这种意识形态教育的最重要后果是培养出一群不能明辨是非的国民。”
**中国人最后一道防线是社会良知**
何清涟告诉记者,“今年在U.Penn再次发生这种事情，我觉得是U.Penn的悲哀。”“我记得美国历史上两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制宪会议都是在费城召开的，也就是说，费城是美国宪法的诞生地。事隔两百多年，在同一个地点发生了违背美国宪法精神的事情，让人感到非常遗憾。
“记得我早就讲过，中国人最后一道德防线是社会良知，而明辨是非则是保持社会良知的基础。正如我不断讲到过的，中国的问题不仅在于政府的高度腐败与不负责任，也在于有不明是非的国民。记得有句名言：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也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二者确实互为因果。”
何清涟最后说，“我还想说一句，人之所以具有人的尊严，就在于人有能够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国内，中国人说话时需要小心，我可以理解那是强权压制的结果；而到了美国之后，少部分中国留学生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言论自由的权利，并且还试图剥夺别人的自由权利，这实在只能说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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