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关于鸡蛋与石头的往事
去年的一个夏日夜晚，已故难友苏冰娴女士的一位老同学和我们聊天。当我们说起冰娴的不幸逝世，都不胜唏嘘。她向我们讲述了冰娴在世时的一桩往事，但她事先声明：“我说了，你们可别介意啊！”她是怀着一种愧疚的心情讲述这桩往事的。
事情的准确时间已记不起来了，也许是１９９６年的夏天，冰娴第一次在我们群体的公开信上签名的时候，也许还在这之前，她开始参与我们的寻访、救助活动的时候，总之，当时发生在冰娴身上的一些异常的变化引起了她那位老同学的关注。但是在冰娴生前，我却从未听她本人谈起过这件事。
冰娴的这位老同学告诉我们，她自幼与冰娴一起长大，后来又一起上学；在以后的岁月里，她俩始终是亲密无间的好姐妹。她说那一年当她知道冰娴参加我们的活动时，曾在背地里替她揪着一份心。她说：“在文革中我家破人亡，自己又遭到批斗，什么罪都受过；冰娴的父母还是在‘反右’的时候就挨整了，也受过很多罪，父辈的命运可以说影响了她的一生。所以我劝她：‘冰娴，算了吧！龙龙（冰娴在‘六四’惨案中被枪杀的次子）已经走了，人死不能复生；被共产党整死的人多了，又能怎样呢？等着吧！等着以后平反吧，这也是早晚的事。现在你们要去向共产党讨公道，不等于鸡蛋碰石头，能有什么好结果！’”她说：“没有想到，当时冰娴不等我说完就回了我一句：‘我这个鸡蛋就是要碰碰它那块石头！’她根本就不听我的劝。”
那个夜晚，她还说了些什么，我根本没有再听进去。
这是一位好心人，我完全理解她对冰娴的那份出自内心的关爱。然而，她所讲述的这桩往事，却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先前留在我脑海里的有关冰娴的一点一滴分散着的印象，现在都集中到了她对老同学说的那一句话上了。
这就是曾经和我站在一起的苏冰娴。是啊！苏冰娴不能说别样的话，不能是别的样子！
在共产党的“全面专政”下，鸡蛋与石头的故事以其前所未有的残酷向世人述说着无数正直善良者的苦难和毁灭；而这对于那些不堪摧折的弱势者来说，它又不啻是一种无奈的叹息：“抗拒是徒劳的，认命吧！”在过去的岁月里，类似的警告也曾不时地响起在我的耳畔，也同样是出于一种好意。我虽然不以为然，却碍于情面，从未理论。现在我知道了，我的难友苏冰娴早就对此作出了斩钉截铁的回答。
听她老同学讲述这桩往事，我的思绪不禁回到了我与冰娴共赴患难的那些不平常的日子。
初识冰娴
我与冰娴初识于１９９５年的夏末。
一天，有朋友给我送来了一位“六四”死难者的线索，提供的情况很详尽，有死者父母的姓名、工作的单位和家庭地址。死者就是苏冰娴之子赵龙，一位２１岁的青年，遇难时左胸连中三弹，顿时喋血于长安大街的西单路口。
这个线索是冰娴的一位小学同学提供的，她当时旅居海外，是通过她国内的亲属辗转送到我手里的。其时我们已受到安全部门的严密监控，出门常有人跟踪。但那位给我送信的国内朋友并不惧怕，执意要陪我去拜访死者的亲属。初次接触，我不愿把麻烦带给被访者。记得我们是绕着冰娴所在的城区拐了好几个胡同，确信后面没有人跟踪才进了她的家门。
那天是冰娴的丈夫赵廷杰先生先接待我们，等了没一会，冰娴下班回来了。她当时五十多岁，中等身材，圆圆的脸，体态略胖，一口带京味的普通话说起来又脆又快，一看便知是个豁达开朗的知识女性。起先，我们各自还能克制情绪，互相平静地述说着自己儿子遇难的经过，但当我好不容易把来自海外的一笔人道救助款交到她手上的时候，她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顿时伏在桌上痛哭起来。她哽咽着对我说：“这么多年了，没有想到海外的同胞和留学生还记着当年发生的事情，还关心我们这些受难的亲属。”说着，泪水又湿润了她的眼圈。我理解她此时的激动－－不是因为那一份捐款，而是因为那份不期而至的心灵抚慰。常言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毕竟，那刻骨铭心的丧子之痛已深深地压在她的心底六年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凡难友们相聚，她常来参加，慢慢熟悉了，话也变得多起来。过了不多久，她辞去了在一个公司里的职务，开始投入我们的寻访、救助活动。她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辞去那一份收入颇丰的职务，但难友们心里都明白，她已经把我们这个群体当做了自己的家。她想同我们一起承担风险，也想减轻一些大家的负担。人说“患难与共”、“风雨同舟”，我们这个群体就是这样渐渐汇合起来的。
冰娴的加入，给我们群体带来了新的活力。她性格直率，胸怀坦荡，做事不辞劳苦，勇于承担。对于这样一位好姐妹，难友们都觉得相见恨晚。
第一次碰撞
１９９８年秋，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以所谓“侦察需要”为由，下文通知中国银行无锡市分行非法冻结了以“丁子霖”名义存放在该行的一笔人道救助捐款。这笔捐款来自旅居德国的留学生，款额为１１６２０德国马克。为此，我们在无锡以我个人名义向北京市国安局及中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同时呼吁联合国人权专署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夫人）、各国政府首脑及议会议长、各国际人权组织及各国留学生组织，对此一事件予以严重关注，希望各方向中国政府施加影响，立即发还这笔人道捐款。
消息传到北京，难友们群情激愤。随即由张先玲女士牵头联络周淑庄、李雪文、徐珏等６０多位在京难友，向政府当局发出了“愤怒谴责，强烈抗议”的公开信。随后，又邀集难友两次前往国家安全部交涉。第一次向国安部信访局递交了抗议信函，但杳无音信。第二次前往国安部要求与有关官员直接对话，以求得冻款事件的合理解决。这后一次前往的难友共有十几位之多，其中有年迈的老母、年轻的遗孀、拄着拐棍、坐着轮椅的伤残者。这次冰娴也闻讯赶去了。
起先，国安部官员不肯露面，硬是把这些老弱病残晾在接待室里两个多小时。难友们都很愤慨，自然不肯离去。这样相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出来了一位工作人员。但他根本不听难友们的申述，而且开口就是恶言训斥：“你们懂不懂这里是国家要害部门！你们想干什么？想聚众闹事啊！快走快走，快离开这里！”难友们再次被激怒了。他们原本是来讲理的，却居然遇上了这么一个不讲理的小官吏。
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难友们围向了那位工作人员。此时，冰娴大步走上前去，一下站到了那人跟前。她大声怒斥：“你神气什么？！别拿什么机要部门来吓唬人，国安部不也是一个国家机关，有什么特殊的。要不是你们冻结了我们的捐款，请我们都不会来！”
她不等那位工作人员回过神来，又一溜儿地说了下去：“你们国安部的人不也是人，不一样有父母、有儿女。‘六四’时政府打死了那么多人，你难道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告诉你，我儿子被打死了，他不就是你们国安部的亲属？你能这样无动于衷！这种事要搁在你身上你又会怎么样？”
难友们当时并不知道冰娴的公公生前曾是国安部某局的一位局长。按一般老百姓的观念，只要一提起中共的国安部，就很容易联想到出现在中共电影里的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心里也就自然会生出一种莫名的戒惧。然而，对于冰娴来说，这种戒惧却并不存在。
也许是冰娴理直气壮、咄咄逼人的话语起了作用，这时从里面出来了一位姓刘的女处长。她换上了另一副面孔，语气也缓和了下来。她对大家说：“这事不是我们部里办的，让我们了解一下，研究以后再答复你们。你们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能不能先回去……。”难友们是通情达理的，他们并没有想到这不过是一种搪塞。此后他们曾多次打电话催问，却毫无结果。（这里顺便说一句，冰娴已去世三年了，但这笔捐款至今仍冻结在无锡的银行里。）
这件事发生在北京，而我们当时正滞留在无锡。上面那一幕面对面的较量是我们回京后难友们向我描述的。这次较量虽无结果，却大长了难友们的士气；数月不见，我明显地感觉到难友们精神面貌的变化；而在大家的心目里，苏冰娴也就成了最值得信赖的一位难友。
她作了另一种选择
打这以后，我们与冰娴的来往多了，也就更增加了对她的了解。
冰娴原本有着中共高干的家庭背景，除了她公公生前曾经是中共国安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她父母也都是上世纪２、３０年代就加入中共的“老革命”－－其父就是当年河南省的著名老诗人苏金伞。冰娴自幼在中共的子弟学校长大，也算得上是一位高干子女。但是，在中共奉行“残酷斗争”的年月里，其家庭却连遭厄运，成了中共祭坛上的牺牲品。５７年毛泽东搞“阳谋”，她的父亲一下子成了右派分子，而且连她的母亲也未能幸免。这在冰娴的人生道路上，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以后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她曾因此遭受过恋爱上的挫折，也曾饱尝过政治上的种种歧视，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她始终没有象她父辈那样，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她于１９６２年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与赵廷杰先生组成了小家庭，但随即又一起南下去了上海，被安排在一个海军单位当译员，一待就是十八年。在上海工作期间，她一连生养了三个子女。丈夫经常随舰队出航，一去又都是多半年。这对她来说将要付出多少艰辛啊！她和她丈夫于“文革”后才回到北京，她被调入中央编译局当了一名德语编译。在以后的岁月里，她又苦熬着把大儿子和小女儿陆续送进了大学。可万万没有料想到，她最疼爱的二儿子却没有等到自立就离她而去了。她多次对我说：“龙龙挺聪明的，就是兴趣太广泛影响了学业。那年要是能活下来，现在说不定也考上大学了……。”可以想见，这给她的心灵留下了多么深重的伤痕。
儿子之死，改变了她的整个人生，也改变了她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她从不讳言自己过去的愚昧，更容不了眼皮底下的沙子，碰到她认为不能认同的事，从不随便放过。记得有一次我去她京郊农村的家中小住，一天她家来了一位儿时的老同学，冰娴热情地接待了她。农村没有什么款待的，便从小店里买来了一些包子。在用餐的时候，她兴匆匆地向她的老同学介绍：“这位就是丁子霖，我们是生死之交……”不料还没有等她说完，那位老同学的脸顿时沉了下来，冷冷地朝冰娴说：“你们没有必要这样做，现在稳定是大局。”一听这话，把冰娴气坏了，正待发作，我在桌子底下踢她的脚把她制止了，大家不欢而散。饭后那位女士又去了另一位朋友家，冰娴越想越生气，一定要追到那家去同她论理，又被我拉住了。后来冰娴告诉我，她这位老同学的家庭，就是当今的所谓“高干家庭”，不折不扣的既得利益者。
人生看似偶然，实为命定。在中共的暴政下，有着象苏冰娴那样家庭背景而又蒙受不白之冤的，又何止千百万。然而，能象苏冰娴那样敢于直面邪恶、挺起腰杆向恶魔般命运挑战的，又有多少呢！历尽苦难的人们有可能走向沉沦，也可能走向觉醒与反抗。苏冰娴断然选择了后者。
奔波于寻求正义之路
转眼就是“六四”惨案十周年。这对于那场惨案中的死难亲属来说，这是最难熬过的一个年头。在以往的十年时间里，他（她）们受尽了屈辱和打压，不仅被剥夺了向世人说出真相的权利，而且连公开地悼念死者的权利也被剥夺了。现在，第一个十年临近了。那日甚一日的思念与痛楚，那沉冤莫白的悲愤与压抑，都赶着朝同一个方向汇集，且凝成了一个共同的意志，这就是控告大屠杀的刽子手李鹏。
为此，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我们要向世界公布一批“六四”死难者的名单，还要向一些死难亲属和伤残者征集用以控罪的证言和证物，我们还答应了“自由亚洲”电台“目击者说”拦目的请求，要安排难友们接受该台的定期录音采访。我至今都无法忘怀，在前前后后半年多时间里，冰娴同其他许多难友一起，承担起了多么繁重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她拖着一条长期被关节炎折磨得不听使唤的病腿，手里拎着一个手工缝制小布包，常常奔波于北京城区的大街小巷。“六四”十周年前后的国内形势是严峻的。我和我先生的行动受到了严密的监控；最紧张的时候，不仅住宅周围，就是连单元楼道和居室门口都有安全部门的“便衣”把守，以致本校的一些邻居和同事，在经过我的家门时都匆匆侧目而过。但是，冰娴却毫无畏惧，她照样三天两头来我们家里，因为有很多事情需要商量；我无法去做的事情，也都得由她和难友们去完成。
在当时情况下，难友们提供证言、证物，接受外台的采访，都是冒着风险的，尤其是对于那些从未与外界有过接触的受难亲属和伤残者，必须把要做的事情向他们说清楚，征得他们的同意，不能有丝毫勉强。那时有一些受访家庭还尚未装上电话，或者其家庭成员还有某种顾虑，冰娴就一趟一趟上门拜访，或主动邀请他（她）们到自己家里，向他们作耐心的解释和动员，甚至就在她自己家里安排难友们的录音采访。
我们这个群体是由共同的血泪连结在一起的，恐惧一旦消除，就会从沉默中走出。冰娴和难友们的巨大付出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在“六四”十周年前夕，一个不屈的群体，终于以其前所未有的规模和声势，在这个古老国度的肃杀、晦暗的地平线上站立出来了，而“见证屠杀，寻求正义”，就成了这个群体的共同心声。在前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３０多位母亲、妻子和伤残者通过“自由亚洲电台”把这个声音传遍世界的各个角落，而一张记录了这些声音的“六四光碟”如今已作为当年那场大屠杀的见证留给了历史。我想，历史也将会记住苏冰娴这个名字。
当大家最需要她的时候
冰娴是我们这个群体中不可替代的一员，只要有需要，哪怕再危难的事情，她都从不推辞。她又是那样的善解人意，每当我心里想着：“冰娴该来了吧！”她就常常会不期而然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一如既往地拖着她那条被关节炎折磨得不听使唤的病腿，手里拎着那个手工缝制的小布包。
难友们都不会忘记１９９９年５月１７日这一天－－这是我们向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控告李鹏的起诉状的日子。
那时我和我先生已被软禁在家无法外出了，事先我与先玲商议递交诉状的人选时，我们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冰娴。冰娴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我想，假如没有她和先玲挺身而出，很可能就会耽误难友们的重托。那天她俩是在“便衣警察”虎视眈眈的注视下，从容地从我家取走了诉状的文本，直奔地处东城区北河沿的“高检”所在地，把诉状送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传达室。大家更不会忘记，一周后，又是她俩带着一份诉状的补充文件去了最高检察院。但这次递交的文件却遭到了接待人员的拒绝。正无奈之际，她俩猛然发现一辆“首长”专车正驶进“高检”的大门。情急之中，她俩冲向了那辆汽车，准备拦车递状，却被两边的警卫粗暴地挡回了。然而她俩并没有气馁，又通过电话与有关主管官员进行了反复交涉，最后接待人员不得不奉命把文件接受了下来。冰娴事后告诉了我，当时她俩什么都顾不得了，唯一想的就是要把状纸递上去。现在想起这件事来，我都还为她们心里发怵。可没有想到，当时的最高检察长韩杼宾竟然当着众多媒体矢口否认他们收到过我们的诉状，说什么：“绝无此事，纯属造谣”。这哪象是堂堂一位检察长说的话！
我与冰娴相识五年多，最令我难忘的要算２０００年４月１日那一天－－这是斯诺夫人来访被阻的日子。
在前一天的晚上，我突然接到一位女士从瑞士打来的电话，她说她是斯诺夫人的女儿。她告诉我，她母亲和她的哥哥克里斯多夫。斯诺已经抵达北京，准备于明天上午１０点来人民大学看望我，询问我是否方便。她还希望我能请一位译员，因为她母亲和哥哥都不能说汉语。对于斯诺夫人的来访，我自然是欢迎的，但立时要找一位译员，我却作难了。无奈之下，我又想起了苏冰娴。我知道她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虽然学的是德语，但第二外语是英语。于是拿起电话向她求助。她一听便爽快地说：“别犯愁，我明天一早就过来。”
第二天清晨，我先生打开家门，发现住宅对面马路边早已布满了“便衣警察”，而在马路的另一边，则有好多闻讯赶来的外国记者，情势异常紧张。我心想，这下斯诺夫人恐怕是来不了了，冰娴能否来得了，也很难说。
不到十点的时候，我们着急地向门外马路上张望，没有斯诺夫人的身影，却远远就见到了冰娴，她还是步履艰难地拖着她那条坏腿，手里拎着那个小布包。等她进了我家，没有让她坐定我就对她说：“冰娴，你看这架势，快回去吧！”她这才意识到我家周围紧张的气氛，就立即转身告辞。但过了不多久，她放不下心，又反身回到了我的家里。恰在这时，两位北京市安全局的官员进了我家的院门。来人对我说：“你今天不能出去，你要配合我们，我们进屋谈谈。”冰娴见此情形，只耽了一会，再次转身告辞。
没有想到，她出了我的家门，并没有回到自己家里，而是直奔人民大学的东大门，她决定代我去迎候斯诺夫人。这以后发生了什么呢？我当时无从知道。我这里保留着冰娴事后撰写的一篇文章，还是让她自己来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吧。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我见到了斯诺夫人》，文中的那些文字我至今都无法卒读。
她在文中写道：
当我返回到学校大门口时，那里聚集了很多人，其中有不少便衣警察模样的人。在靠近门口的中间有一些外国人，我想一定是斯诺夫人到了，于是急速地在人群中寻找。我发现有两位外国妇人，一位是年轻些的，一位是长者。后者个子不高，很瘦，背微驼。她穿着极其随意，肩上背着一个皮包。我看到她那慈祥的眼睛里透露出一种无奈的神情。由于语言不通，她无法与门卫交涉，进不了门；而丁子霖正在家里与国家安全官员谈话，能不能出门迎接一时还难以预料。我很着急，我想我可以帮助她，把她带到丁子霖家。可是，我怕便衣警察阻止我。于是，我先走到一辆卖花的小推车前，看了看车上那些可爱的鲜花。我猛然转向离我较近的那位年轻妇女，指着距离较远的长者说：“那位是斯诺夫人吗？”
“是。”年轻妇女随即拉着我走向离我们两米外的一位和善亲切的妇人身边。
“您好，斯诺夫人！”她听到我招呼她的声音，向我伸出手来，紧紧地握着。
“你是丁子霖吗？”斯诺夫人期待地问。
“不是，我不是丁子霖，我是丁的朋友苏。”我很抱歉地回答。
“为什么您能来，她不能来？”斯诺夫人问。
我真不情愿告诉她丁子霖家里现在正发生的事情，何况我一时还难以断定安全官员与丁子霖谈判的结果。于是我对斯诺夫人说：“丁子霖可能会来的”。我当时想，如果丁不能前来迎接，冷落了斯诺夫人，她一定会受不了的。斯诺夫人的真诚使我深受感动，为了表达我对这位外国朋友的情谊，我拥抱了她。有很多外国记者摄下了这个镜头。
为了让斯诺夫人能与丁子霖见面，我想我应该做点什么。我很有信心地说：“走！我们进去吧！”我挽着斯诺夫人的骼膊，一群记者跟随着我们向校门口走去。在紧贴门卫的地方，有５、６个人并排着站在那里，很象是一道人墙。我们必须穿过这道人墙才能通过校门。这时，突然一位身着彩色茄克衫的中年男子笑容可掬地挡在我们面前，很干练地出示了他的工作证，并说：“你是谁？请出示你的工作证或身份证！”
“对不起，我忘记带了。”我也微笑着很客气地对他说，同时我把我的电话告诉他，让他向我的单位询问。我由于忙着和他说话，当时没看清他的身份证，我于是对他说：“可以再看一下你的工作证吗？”他立刻又翻开，我看清了，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保卫处长。我拉着斯诺夫人的手，仍然友好地、微笑着对他说：“你看，这位就是斯诺夫人。斯诺夫妇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毛泽东当年的朋友，她是来看丁子霖教授的，让我们进去吧！”我拉着斯诺夫人想穿过人墙走进去。但那位保卫处长说：“外国人不能随便进入学校，你可以登记进入。”
“斯诺夫人有护照，那就是证件，让她进去吧！”
“你是谁？”保卫处长问我。
“我是‘六四难属’，我的儿子也是在‘六四’中被枪杀的，我和丁子霖是朋友，我本人在中央编译局工作，现已退休。”我很平和地对他说，希望能打动他，让我们进去。
可保卫处长断然地说：“没有上级单位安排，外国人不能随便进去！”
我据理力争。我说：“保卫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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