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老军医本人相当低调和谦虚，没有觉得自己做了多么了不起的大事，而仅仅是尽到一名医生和一个人的基本责任。他说：“我是一名医生，看到人命关天的事，我就要管。”“不这样做，中国可能会多感染很多人，是要死人的。”“在可能有越来越多的生命遭到威胁的时候，我自己的一切真是微不足道。”“我不是甚么英雄，只要说蒋彦永是个说老实话的人就行了。我一直认为，人的生命最重要，讲老实话最重要。”
然而，这样一位良知老人和优秀医生，无论在SARS泛滥的当时、还是抗炎结束之后，皆受到在中共政权及其御用媒体封锁和压制。最初，他的投诉信，在中共卫生部、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的封锁下，遭遇石沉大海的命运。无奈之下，老军医只能藉助于境外媒体公之于世，才有境外媒体和WHO的联合施压，以及中国抗炎的转折。这种封锁关系到巨大公益的公共信息的黑箱政治，不仅是对世人的犯罪，而且使中国的国家信誉在世界上蒙辱。
继而，在中共当局被迫转向全民抗炎之后，大陆主流媒体关于SARS的新闻铺天盖地，却独独没有民间良知和真话英雄蒋彦永的名字；将大夫非但没有被表彰，反而受到当局的迫害：院方领导警告他不要再与境外媒体接触，军报发文对他进行点名批判，其行动也受到监控。以至于，种种压力逼得蒋大夫的女儿不得不出面为父亲鸣不平，她在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时说：“不是要中国丢脸，只想救人一命。”当局如此下作，已经是耻中之耻了。
最后，抗炎结束之后，胡温体制受到铺天盖地的赞美，藉此迈出了巩固权力的第一步；当局也召开了各种形式的表彰大会，高调嘉奖了许多抗炎英雄，王岐山因领导北京抗炎有功而成为明星市长，钟南山也独领医务界的抗炎风骚，二人还双双成为2003年《南方周末》十大明星人物的前两名。但是，当局对蒋彦永，非但没有任何表彰，反而被再次打入冷宫（只是极少数媒体藉助于抗炎期间的舆论放松，极为策略地介绍了蒋彦永的为人、行医和敢说真话的勇气）。这无异于不知羞耻的无赖行为。
更令人气愤的是，当SARS危机早已过去之后，抗炎中被解职的谎言部长张文康和失职市长孟学农也相继重新露面，孟学农出任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张文康出任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而揭露二人隐瞒真相的蒋彦永，早已从国内媒体中消失。
中共现政权的以上作为，源自独裁的制度本性：对良知勇气、求真精神和公益的敌视，也凸现了倍受赞扬的胡温体制所奉行的统治策略，仍然是传统的黑箱政治和抑善扬恶，专门鼓励谎言和歌功颂德，专门压制诚实和揭露罪恶，也就是专门戕害良知的逆淘汰制度。它所造就的必然是个势利而冷血的社会，以便让政权所敌视的良知者统统被遗忘，将人性置于道德上的万劫不复之境地。
凡是独裁国家，皆有两种历史，一个是官方所编造的虚伪历史，一个是民间记忆的真实历史。前者以销毁罪证、封锁信息、淡化记忆为前提，后者以保存罪证、突破封锁和强化记忆为前提。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中华民族已经在暴政的打压和腐蚀之下，丧失过太多的真实记忆，我们再不能失忆了，否则就将没有未来。
好在，现在的中国，民间意识已经觉醒，民间维权正在扩张，不仅是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而且是伪历史伪英雄在官府而真历史真英雄在民间，还原历史和记忆苦难、清算罪恶和嘉奖良知，也已经成为争取民权的重要组成部份。最近，就在2003年南方周末年度人物候选名单刚刚出炉，民间网站里马上有“颠覆版”流传，老军医蒋彦永名字在“颠覆版”中列在第一位。
为了使中华民族避免失忆的悲剧和拥有真实的历史以及善待人性的未来，大陆民间应该通过强化记忆来对抗强制遗忘，为揭露官方造假和保存民间诚信而记忆、而揭露真相，特别要记住那些为了公益而仗义执言的勇者。只要类似蒋彦永大夫这样的良知仍然被官方打压，民间就要不断地大声地重复这些良知者的名字，以民间的记忆和嘉奖对抗官方的遗忘和贬低。
2003年12月6日于北京家中(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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