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柯云路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芙蓉国》的作者署名“辛克”，是英文“think”的音译。其实，作者就是大陆作家中颇有争议的柯云路。柯云路在八十年代是著名的改革派知识分子，以长篇小说《新星》闻名一时，其主人公即近年来备受媒体关注的、主导山西长治新闻改革的吕日周。在一九八九年的学生运动中，柯云路是积极参与者之一，不仅参加了多封公开信和宣言的签名，还多次到广场上支持学生的行动。九十年代之后，柯云路一度沉寂，后来让人困惑地成为气功等神秘主义的支持者，为之写作了大量的“报告文学”。其中，最让他名誉受损的是为游医胡万林写作传记，而胡万林后来因诈骗罪名被判重刑。

就纯粹的小说艺术来看，《芙蓉国》显得比较粗糙；从反思深度来看，柯云路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次上，无法跟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等反思极权主义根基的巨著相媲美。但是，柯云路勇敢地掀起“文革”的红盖头，这一行为本身就让人肃然起敬。更何况这部七十三万字的宏篇巨著结晶了作者多年的心血，在人人都在迅速忘却历史的今天，这样的写作是对记忆的捍卫，也是对人的尊严的捍卫。

《芙蓉国》介于小说与纪实之间，写上层时多用史家笔法，写下层时则几乎都是虚构人物。小说穿插毛泽东在二十年间的心态变迁，不时展示其隐秘的宫廷生活。第六十二章中，一方面写毛波澜起伏的心理活动，对中国历史的回顾和对中国现实的期待；另一方面又写毛与护士李秀芝之间的暧昧关系。“李秀芝一双绵软而又柔韧的手在他肥胖松软的大脚上搓着，捏着，嘴里还说着：‘我料理这双脚这么多年，都料理出感情了。’”宫廷外的血雨腥风与宫廷内的春色无边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对比，上层的腐化堕落与底层的困窘苦难显示出无比巨大的张力。我猜想，这些细节来源于早于《芙蓉国》而在海外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由此可见，历史资料的发掘对于作家文学创作的刺激和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时代的恐怖、残忍和荒谬，超越了任何富有想象力的作家的文学想象。著名汉学家林培瑞曾经在为李志绥医生的回忆录写的书评中指出：“毛确确实实是一个残暴的恶魔：自大狂、对二十世纪科技和语言充耳不闻、猜疑成性、残忍、诡诈、欺骗、荒淫不堪。如果对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暴君所造成的死亡、苦难和欺骗竟然不感到义愤填膺，那就是愚不可及了。”

我注意到，《芙蓉国》中有关周恩来的描述，也与以前大陆作品中周的“圣人”形象有所不同。周不再是慈父般的总理，而是城府极深的权臣。小说写道，在万人批斗会上，周与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一起出席，他先伸手示意其他人跟在江青后面先走，而自己不前不后地走在江青靠后一点的位置上。周永远知道自己面对成千上万的群众，也永远注意自己身边的一班人。小说用“春秋笔法”写道：“周恩来将这一切都看清楚了，又显得毫无观察。他总是亲切地、和蔼地、平易近人地同时又不失严肃地在自己的角色中。”有人说，周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演员，此言不虚。周一生都在演戏，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恢复真实的生活。小说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江青特意要乘坐周恩来的座车。周恩来有坐车办公的习惯，身旁放着一叠文件。这时为江青腾地方，就把文件收起来放在腿上。江青说：“影响总理办公了。”周恩来用他通常的幽默又不失严肃的口吻说：“和江青同志谈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大的办公。”他顺手将一个有一定厚度的松软而又光滑凉快的草席垫从自己身后抽出来，垫到江青腰后，江青对这样的照顾十分满意。这一细节将周的个性展现无遗，不加一字的评点，而读者自然心领神会。这些细节，也可以参照刚刚出版不久的《晚年周恩来》一书，两相对照，相映成趣。周是中共“先贤祠”中最后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圣人”，而还原周作为毛的帮凶和奴才的本质，还需要更多知识分子的努力。

小说的主人公卢小龙由中学生造反派领袖成为下乡知青，由高干子弟而入中国底层社会，终于大彻大悟，最后因张贴“反革命”的大字报而被杀害。卢小龙的身上有遇罗克的影子。他是小说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一个人物。

对于七十年代以后出生、对“文革”完全陌生的中国的青年一代来说，阅读《芙蓉国》不失为了解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极佳的窗口。

作者 余杰
源自《议报》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