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您的面前，诉说我个人所曾遭受的莫大痛苦，请您帮我讨回人间公道。
我曾是不幸的。我曾被剥夺了言论、个人信仰、寻求法律诉讼的最基本权利；我时常从恶梦中惊醒，震惊之余，那可怕的酷刑与撕心裂肺的喊救声仍在脑中回荡。
但是，与中国大陆仍在痛苦中煎熬，只因不愿放弃个人信仰，甚至含冤失去生命的人们比，我又是幸运的，我活着来到了加拿大，一个和平、友善而又美丽的国家，感谢加拿大政府和人民对我的援救。
我无法保持沉默，我必须拿起笔，为了我做人的尊严，为了那些每分每秒都可能被夺去生命的同伴，起诉那个一手导致这场浩劫的凶手。
尊敬的律师先生，以下是我个人的陈述，从中您可以看到江泽民的罪恶，请您帮我和无辜的人们主持公道。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个人的背景，以便有助于您了解我。
* 凄苦的成长岁月 *
1956年12月31日出生在中国黑龙江哈尔滨市，我15岁的时候正处在文革──那个令无数人疯狂的年代。那时我的父亲身陷牢狱，原因是我父亲对中国当权者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人与人相斗不满，被定罪名是反革命。我的家中所有值钱的物品都被抄走，其中一张全家福是苏联人和我父亲的叔叔的全家照，就凭这张照片就又定罪为“里通外国罪”，父亲被挂着反革命和里通外国的牌子游街示众，母亲一人拉扯大大小小8个孩子。家里没有生活来源，每天还要给父亲送牢饭。母亲因为父亲的遭遇连气带病躺在床上，家里就靠我两个16岁的哥哥在松花江边给人刷洗一种叫水龙布的粗布挣钱养活全家，15岁的我就负责全家的饭食。
每到送牢饭的时候，负责做饭的我总会竭力把全家人嘴边那点可怜的吃食刮出一点最好的，给父亲送去。一看到铁窗里父亲黑瘦的脸庞和慈爱的眼神、那种刚强，再苦的日子都有了欢乐。
76年打倒四人帮后，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我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就在这年考上了大学，一个贫苦的家庭一瞬间出了三个大学生，在当时着实引起了轰动。
* 发达的中年 *
79年我迎来了生命中的幸运年，当时我所在的一家电子公司愿意花钱送我去读大学，攻读自动控制专业，毕业后我一直在这家工厂做技术工程师。89年公司因经营不善倒闭，我就靠着过去积累的经验和资金办起了自己的电脑公司，同时经营各种办公用品。那时电脑在中国还不普及，我算早期掘到了第一桶金的人，并逐步发展自己的企业。
* 修炼法轮功重获身体健康 *
因为商业的关系，我在1998年认识了一个客户，这位客户热心地送给我一本书《转法轮》，当拿起这本书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生命会因这一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之前我曾疾病缠身，经常头痛发胀，看书眼晕，无法正常步行。两只腿沉重的象栓个砂袋一样，尤其有一个奇怪的毛病，就是会不时地被一种症状钳制着走不动路。有时去见客户，走到半路突然一步也动不了，抬抬腿都不行，只能坐在地上休息，十几分钟后恢复过来再走，中西医都看不了，修炼法轮功3个月这个病症就好了。亲身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快乐，法轮功救了我。
但我修炼法轮功还并不全因为这个功法给我治了病。从凄苦的童年到发达的中年，我经历了太多的人世炎凉和苦楚，静下来的时候，撇开我所拥有的：丈夫、孩子与事业，望向内心深处，我总是看到一个疲惫的自己。
当我翻开法轮功的书，书的开篇就明白告诉我，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修炼人必须遵循“真善忍”磨砺心性，达到往更高境界的升华。我惊喜于这个“真善忍”的境界。虽然以前我不知道信佛的意义，但我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早已有修炼文化的存在，换句话说，我并不认为修炼是迷信。能够遇到一个真正的佛家功法，我从内心深处感到幸运。
从此我就经常和炼功点上认识的朋友们一起学法炼功，佛法修炼开始给我洗去尘世的铅华，我的身心逐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健康与和谐，那时，我感到疲惫的生命越来越变得愉悦和坦然。
* 环境的逆转
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在法轮功传遍中国大江南北、老百姓正在人传人、心传心的时候，那个坐在中南海最高位置的人会凭着自己的权柄和意愿，酝酿起一场铺天盖地的迫害运动。1999年7月20日，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那时国家体育总局统计的法轮功群众人数已有七千万。转瞬之间，这七千万老百姓，包括我在内，成了“人民的敌人”。
从那时起，我经历了人生最可怕的一场恶梦。三次被抓人间地狱。
* 在中国，法律被专制者亵渎 *
法轮功教给了我人生的道理，在生活中，我按照“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在遇到矛盾时向内找。我修炼法轮功，在利益面前把心态摆正，公平交易，与人平等相处。
（一）上访被关押
我认为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打压是错误的。中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我履行宪法赋予公民的义务，于2000年春节到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警察对我拳打脚踢，强行把我塞入警车，之后我被戴着手铐子铐在列车上，押送到哈尔宾。
当地警察抄了我的家，把我抓到派出所，所长逼迫我写保证不进入北京，因为我没有错，坚决不服从，不写。所长又说：交出两万元就放人，我和家属坚决不交，他却拿着枪对准我的亲人，围观的人都说简直是土匪一样，法轮功真行！
所长看榨不出任何东西就迫不及待的说：我只有听江泽民的命令了：法轮功是X教，你们就是X教徒，就是把你整死了，你们家人找江泽民告状吧，这样就扣紧手铐子非法拘禁我。到了看守所，每天被强迫坐在地上不准动团腿曲身，不准说话，20多个人在15平方米的房间里，监栏上挂着一个大电视，电视上播放的都是诽谤法轮功的假宣传，逼听诬蔑大法的谎话，让我们两眼直视前方，让电视上播放搅混我们的正常思维，每天管教还要来找，让我转变思想，放弃修炼法轮功，我抵制他们这样做，就受到折磨辱骂，不背监规被罚站，不让上厕所，一天24小时站在地上，夜间我站迷糊了，闭上眼睛，站在我左右的犯人，来回的推打我，我的脸肿了，腿也肿了，脚后跟不能站立。那是非常痛苦的。我被关押了7天后释放了，我已无法正常行走。
（二）印真相材料被抓
2000年7月15日，我印刷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材料。在印刷时被警察绑架。中国宪法第35条，“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可是江泽民的权力大于法律。对于我们法轮功，没有法律，也不容许请律师。不法警察对我刑讯逼供，拳打脚踢，脸被打肿了，骼膊、手都不能动，青一块、紫一块，眼眶发黑，警察让我在拘留证上签字认罪，我不服从对我的任何指使、要求和命令。这样警察强行将我投入看守所，我在一个潮湿的房间里整日不见阳光，每天一个姿势地坐在地上，吃的是粗杂粮，周围是一些贩毒的，卖淫的、卖摇头丸的和抢劫犯，晚上我和这些犯人挤成坨，必须侧着身子与他们贴的紧紧的，呼吸都很困难。我无法理解这样的事情：一个以真善忍为生活准则的人被折磨，同时管教利用这些犯人要“转化”我。这个世界的好坏在这里整个被颠倒了，警察和管教难道是想把好人“转化”成坏人吧？14天后，他们虽然把我释放了，但仍对我不断地骚扰和监控，使我经常笼罩在恐怖之中。
* 我被通缉悬赏5万
在2000年10月期间，我印刷10万张传单：1）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的十大罪状的，2）江泽民推卸不了的历史责任，3）江泽民是镇压法轮功的总策划者，当时在本地引起了轰动。省公安厅定为大案，惊动了政法委书记罗干，我被公安上网通缉，照片、名字贴在街道的电线杆上，悬赏5万抓我，我亲属都遭到骚扰与监控，我被迫流离失所。
他们从2000年11月份开始通缉我，一共9个月的时间没有抓到我，却耗尽了大量资金。首先他们从街道下手，把我的名字和照片贴到马路的电线杆子上，谁提供线索赏款至少5万。他们按照上级的命令，拿着纳税人的血汗钱，从国库中开支迫害法轮功。
2000年11月的一天，我看到十几个警察发疯似地的将探照灯照向我家，我从家里绕过警车，又从黑暗的地方逃走，逃到外地以后，我听说，在我家门口仍有三辆警车，警察将探照灯照向我家昼夜执岗，十几个警察全副武装，如临大敌，轮流监视，当时正是北风呼啸的严冬天气，他们每天吃住包酒店。我逃到辽宁省，警察追到亲属家在门外蹲坑，撒下密网。他们花费了大量的资金和经历，到处去找我的下落。因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太长，也使得他们疲惫不堪。这些公安人员不得不交给当地公安人员侦察我的下落。但当地警察也并不甘心，因为抓到我要请功领赏。他们明着、暗着进行侦察。
更是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我流离失所期间，我的儿子那年12岁也流离失所。我费了几天的时间把他送到一家大连的郊区私立学校，因为吃住有人照管，可是被公安电话监控到，发现了我的孩子在大连上学，这样警车每个星期去两次我儿子的学校，在门口去堵，抓我。孩子被迫退学流离失所。教师曾问我说：“这么多的警察来看孩子，你家的亲属都是警察吧？”
* 我第三次被关押 100万调查假案
为了支付生活费用，2001年7月16日我到银行取款时被认出并报警。被以“里通外国”的莫须有罪名抓进监狱，省公安厅组织20多人闯入我住过的亲属家将我的15万美金存折抄走，电脑手机全部私分，冻结我银行资金，并刑讯逼供我的亲属。
江泽民利用国民经济和纳税人的血汗钱刺激腐败的恶人，当时我被非法关押期间，我和不修炼的哥哥遭人举报，说我们与国外法轮功勾结携带几十万美金参与中国的法轮功活动。直接举报到北京公安部，震惊了黑龙江省和610，当时被北京公安部列为中国法轮功第二大要案，由公安部部长刘京主抓。为此，从中央到地方公安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将我们家人上下调查个底朝天。我们家人都是守法公民，她们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况且又没有炼法轮功的，我在中国制作真相材料用我个人积蓄的资金，与国外根本沾不上边。
听我外地的家属说特务跟踪他们几个月，连扔出的拉圾都被捡起来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东西，他们回国就立即被监控，从南到北地跟踪监视，亲友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找到当地公安部门，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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