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面纱

苏维埃即代表会议，是苏俄在一九零五年革命时期设立的一种政治制度。一九二七年广州起义时中共就建立了短短数天的苏维埃政权，一九二八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建立了正式苏维埃地方政府。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苏俄国庆日）共产党人在江西、福建交界处的瑞金县叶坪村召开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的有中央区，闽西区、湘赣区、湘鄂赣区、赣东北区、湘鄂西区、琼崖区及上海、武汉的工人代表共一百九十人，鄂豫皖苏区因战时交通不便未参加这次会议。这次大会宣布成立了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设劳动、土地、财政、军事、外交、内务、教育、工农检查部等部。中共正式宣布中国已经分裂为苏维埃的中国和国民党的中国，公开主张武装推翻国民政府，并在苏区并进了长达五年的专制统治，给中国特别是所谓苏区带来了深重灾难。几十年来由于中共的片面宣传，人们对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真相知之甚少。今天我们从不同角度反思历史，戳穿数十年的欺骗性宣教，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十分必要的。

一、 伪“宪法大纲”
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伪“宪法大纲”开宗明义地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是“有系统地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僧侣····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在这个政权的武装力量上规定“惟手执武器参加阶级斗争的权利，只能属于工农劳苦大众”。在“公民”选举权上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在选举时给予无产阶级以特别的权利，增多无产阶级代表比例名额。一切剥削者的政治自由，在苏维埃政权下都绝对禁止”。它的民族政策是“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由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蒙古、回、藏、苗、黎、高丽人等，凡是居住中国区域内的，他们有完全自决权，加入或脱离中国苏维埃联邦”。在宗教政策方面规定“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供给费用。一切苏维埃公民有反宗教宣传之自由”。在“外交”政策上则宣称“中国苏维埃政权宣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是客观存在的巩固联盟”。

这个伪“宪法大纲”是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天坛宪法》基础上的严重倒退。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贯穿着民主精神，规定“中华民国为永远之民主国”，设立有上下两院的国会并充分保障人权。一九一三年由袁世凯颁布的《天坛宪法》也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并保障国民的言论、出版、结社、请愿、营业和迁徙自由。即使是被人指为一党独裁、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也明确了委托国民党代管政权是临时的，最终目的是回归宪政，而实际上国民政府也于一九三六年公布了“五五宪草”，规划回归宪政，还政于民。可见不管是孙中山时代、还是袁世凯、蒋介石时代，追求民主始终是时代主流。即使某些政治家们打着民主的旗帜，心怀不可告人的目的，但他们也不敢公然主张实行阶级专政。即使前进的道路曲折迂回，中国社会一直在民主政治的路程上艰难跋涉，没有一个政治集团公然宣称进行专政统治。

伪“宪法大纲”在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以最高“法律”形式规定一个可以阶级凌驾于其它阶级之上，规定只有他才能手执利刃实行阶级专政并剥夺其它社会阶层的一切政治权利；在“选举”权上第一次给一个阶级以特别的权利，肆意破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公理；它剥夺所有人的自由经营权利，排斥、拒绝一切宗教，公然践踏公认的基本人权；它的所谓民族政策无疑为国家分裂打开了绿灯；它的“外交”政策显然是一纸投靠赤俄的卖身契，是自甘做赤俄儿皇帝的政治宣言。这个伪“宪法大纲”与《临时约法》、《天坛宪法》比较，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和保障公民权利上都出现严重倒退，而且公然主张建立一个恐怖的独裁专制政权，从世界政治史和中国政治史上衡量，都称得上是一部臭名昭著的恶法。

二、 赤俄领导的中共“革命”及卖国行径

中共是在赤俄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一九二零年俄共远东局派维经斯基来华，会见李大钊、陈独秀，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共“一大”纲领提出了“联合共产国际”，“二大”提出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完全交出了革命领导权。共产国际不仅直接向中共下达行动指令，而且干预、参与了中共党内的反陈独秀、李立三、罗章龙的路线斗争。共产国际为中共培训干部、提供经费，派出以德国人李德为首的军事顾问指挥作战。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塞的过问下，王明被安排进中央委员会，后又挤进了中央政治局。中共在以赤俄为首的共产国际领导下，以推翻国民政府为目标，成为中国政局的动乱源。实际上，中共不但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成了赤俄的“儿皇帝”，它唯苏俄马首是瞻，几乎一切政令都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准。

一九七九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仅供党内传阅的《王明言论辑》记载：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中国问题委员会上，斯大林就对中国同志说：“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便不会有革命的胜利”。一九二七年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的宣传大纲》中要中共注意革命过程中的困难，逃阵和变节。一九二八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所谓《对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指出“党应准备应付新的广大的革命浪涛的高涨；党对这新高涨的革命浪涛必须的任务，便是组织，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因革命的任务，只有用武装暴动和推翻现存政权的方法才能解决”，怂恿中共举行武装暴动，并指责中共“一部份在农民区作指导工作的同志，迷恋着零碎的必遭失败的游击战争，而不注意把运动准备扩大到广大的范围”。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决的反对一切在城市和乡村中没有准备的暴动”，“党应明了自身主要的任务，在准备城市与乡村或邻近各省共同联络出动，并在一广大范围中组织与准备这个动作（暴动）。因此，便须与过去重视散漫不相联络的必致失败之游击斗争的倾向奋斗（这种危险已见于湖北、湖南及其他等地）”。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对中共引狼入室，卖国求荣的指责并不是没有根据。

在武装暴动上，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在现在当革命失败的时候，我们必要在农村中重新建立自己的组织，重新创造自己之政治影响的基础，在动员农村广大的群众，特别是贫民····采取坚决的勇敢的斗争”（一九二九年《红旗》第六十期）。指示中共组织雇农工会和贫农团。在苏维埃区域实行军事纪律。要争取一省，几省的首先胜利，然后争取全国的胜利。

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决议》指出：必须在最有保障的区域里建立起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真正能够为这一政府的支柱，建立起工巩固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国际指示中共“党团必须是苏维埃的提案与决议的首创者及召集报告会与其他各种会议的发起人。”

关于土地问题共产国际几次指示“苏维埃区域之中，党的注意的中心，应当是土地问题的解决····同时，党要宣传国有土地的中心口号”。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给中共发出《关于农民问题的信》指导对于富农的工作。

在经济方面，国际指出在苏维埃区域要有一定的经济政策。“实行向富农及一切剥削者征发，限制或调节一部份为境内广大人民自己所要求或军事上的必要的物品（如烯料、盐、煤油等）底价格。“有些地方限制一切商业自由，限制一切物价，甚至实行强迫挨户征发”。

关于国统区的斗争，国际决议：“党应当联系政治的经济的斗争，尽量去发展政治罢工，定出准备各地的或者几个主要工业城市的同盟罢工方针。组织政治罢工的时候，除反对军阀和国民党的口号之我，必须提出接近一般工人群众生活的····经济要求，····同时，应当尽量去巩固赤色工会，坚强工人自卫的团体”。国际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里农民运动的策略是：应当是发动和领导抗捐、抗税、抗债····等各式的斗争引导农民群众走向游击战争和地方起义。

关于民族问题，以苏俄为首的国际再三指出：“中国境内有千百万回民，还有千百万的藏、蒙、苗、瑶、满以及安南、朝鲜等等少数民族，对这些民族的工作与反帝运动及土地革命有极大意义和作用”。企图挑起民族矛盾，从中渔利。

在党的建设上，国际指出：首先就要使党数量发展，党报和数量与质量加多和提高。

由些可见，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完全没有所谓革命的自主权，它的一切行动都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命令和精神，中共在实质已成为赤俄颠覆中国政府的工具。

对此，中共并不讳言。它公开地说“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实行在国际直接领导之下，号召各级党部完全遵照国际决议及指示执行实际工作。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党员····像一个人一样，一致起来实行共产国际的路线（《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出版社）。“我们党在中央领导之下，不怕这一切困难和复杂性，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己的总政治路线──列宁主义的共产国际的路线”。

中共四中全会更是提出：“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这个口号，是使党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和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证”（《共产国际》中文第一期第五卷）。中共领导人在分析中国革命的优越条件时兴致勃勃地说：“中国共产党有以斯大林为领导的列宁主义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王明《中国革命危机的加深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连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后来的清剿中土崩瓦解，不得不仓皇逃窜前，也需向共产国际请示，共产国际复电同意后才狼狈出逃。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东北中东路理事长兼全路铁路总办吕荣寰根据国民政府的指令，以武力接收中俄共管的中东铁路。八月，中苏边境战争爆发。蒋介石政府以耙恢露酝狻焙耪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