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将起源于马吊，兴盛于明朝的一种纸牌，只有四十张牌的马吊吸引了士大夫没日没夜的玩乐，所以，吴梅村作缓寇纪略说，明之亡是亡于马吊。四十张牌的马吊纸牌先是在清朝变成五张的麻雀纸牌，清朝末期才变为四张的麻将牌，136张牌子，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兴打“赖字”，四个红中开杠，杠花算翻；进入二十一世纪，又花样百出的大兴八个赖子、七个赖子，一时间风靡南北。花样愈来愈多，赌钱的码子愈来愈大。以前躲躲闪闪、羞羞达达只能藏在室内玩的麻将已堂而皇之的走进了餐厅、商店、甚至是会议室，各种名目的茶社、麻将馆、娱乐城到大街小巷的门店，到处都闻清脆的麻将声，以前被官方围攻堵截的麻将，已成为维持家庭和睦、单位团结、社会稳定的良方妙药。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玩麻将赌博成为一大禁令，公安彻夜不眠的抓赌，只要一抓到，就三千五千的罚款，公安部门因此发了大财，由此，下岗工人找厂长论理的多了，堵塞交通要道、堵塞政府大门争个人权利的人多了，到了九十年代末，麻将管制放松了，下岗工人愈来愈多了，反而堵塞交通、政府大门的人少了，“聚众闹事”的也人少了，虽然《社会治安管理条例》没有明令将麻将赌博取消，但公安很少涉足打麻将的场所。官方以暧昧的态度对待麻将。
在官场上，首先是“只输不赢”的麻将，也称“曲线行贿”的麻将，现在行贿受贿太过直接，当今的“士大夫”有的是不肯要的，麻将是拉拢感情、大行贿赂的最好方式，玩的都是大码子，行贿的人想方设法、千方百计的送子给对方吃，打牌给对方胡，那些“士大夫”，得的也心安，受的也理得，行贿的人钱也送出去了，感情也交流了，皆大欢喜；“士大夫”与“士大夫”之间有了什么矛盾，第三者出面协调，麻将桌子上一坐，在刺激的气氛中缓和了关系，在谈笑中化解了分歧，各种意见就慢慢消除了；有的“士大夫”以打发日子为目的，车子一开，以检查工作之名到管辖地带，吃喝之余坐半天麻将，下级哪敢赢上级的钱？只有保持着自己不胡牌，揣摩着上级要吃什么子，胡什么牌。在官场上，“士大夫”们谈论的最多的除了权力的争斗和女人外，最主要的是麻将，因此，民间流传的“玩女人二个三个不累，打麻将三天四天不睡”是最贴切的写照。
“士大夫”大玩，那些普通干部职工自然在小玩了，常常是“上班时间签个到，哥们相约茶馆泡。”工作能推就推，能躲就躲，有才能的人和没有才能的人，麻将桌上一决高低；不求上进，但求无过，麻将桌上混日子，没提拔重用也好，没得到公正待遇也好，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往往是几天后还在津津乐道麻将桌上的战绩。
“有工作”的人玩，农民和工人也在玩，铺天盖地的下岗工人更是成天泡在麻将桌了。下岗工人是中国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缺衣少食的工人到处找不到事做，拖儿带女的又不能远离，电视上不是广告就是古代帝王将相的伦理故事，要不就是现代正面题材的传记，天天看了心烦，又没有别的娱乐，文化资源普遍匮乏，只有玩麻将打发时间，虽然是小码子，道也“其乐无穷”。在内地，从农村到城镇，从机关到街头巷尾，到处是摆开的茶社，到处是清脆的麻将声。有的官员公开说：“麻将是摧化剂、是催眠曲，是维护一方稳定的良方妙药。”所以，麻将的开发日兴月盛，花样越来越多，越来越刺激。愚民思想和愚民政策，培养内地城乡国民固有的听天由命，逆来顺受。
不难否认，麻将成了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核心支柱，在麻将的氛围中，国民的个性精神和正义元素消磨殆尽，从一掷千金的豪赌，到打发时间的小赌，一些人赌的昏天黑地，麻木不仁，把精力和光阴葬送在136张牌上，有的人没有钱，就借着钱赌，张三欠李四，李四欠王五，只要有了麻将，一切事情都与自己不相干了，麻将衍成内地从城市到农村一个百病丛生的畸形社会，一些人在麻将的赌桌上倾家当产、父子成仇、夫妻离异，家破人亡，社会道德体系日益失效，伴随着贫穷与落后，酱化成国民一种“认命”的扭曲心态；麻将使人与人之间变的不仁不义，冷漠无情，加上政治的作孽和法制的滞后，从官场到民间，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愈来愈混沌；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使人性对社会的不平等、制度的不公，则普遍的麻木和冷漠。可以说，麻将是现阶段恶化整个社会肌体的病源体。
早在一百年前，麻将就被一些革新人仕称为“四害”，与此相辅相成的还有鸦片、八股和小脚，胡适先生曾说：“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那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闲’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今天，麻将虽然维持了内地人们忍气吞声的稳定，随着经济的下滑，众多的下岗工人生活日益没有保障，麻将能永久地维持这种畸形的稳定吗？
（作者邮箱： [email protected]）
－－原载《新世纪》(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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