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大陆上穿这种鞋的人已经不多了，在美国就更少了。有一次，我穿着一双新的“懒汉鞋”到一个教会去布道，牧师大惊，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你就穿它们布道吗？
我回答，是啊。
看来，在美国，这“懒汉鞋”是万万登不得大雅之堂的。
我喜欢“懒汉鞋”一是它方便，二是它随便，三是它便宜。在家乡的小鞋摊上买了两双，才十六元。折合成美金，一双还不到一美元，但我能至少穿大半年。如此这般，我何乐而不买、何乐而不穿呢？
但还有一个更深的原因，它与物、与钱无关，而与人与情大有关联。多少年了，我一看自己脚穿的“懒汉鞋”，就想到了我的中学同学徐志诚，就不敢忘记那些有恩于我的朋友们。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懒汉鞋”们，都是志诚同学给我的，那时，他已经离开了我们凤城一中了，在部队中当兵，后来成了军官。
我小时候很少穿什么新衣服，都是捡哥哥穿小、穿旧、穿破了的衣服接着穿。当时提倡艰苦朴素，说这衣服要穿到这个份上：“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上面有两个哥哥，那传到我身上的衣服，算起来，至少也是“又三年”的时候了，用我妈的话说，是补钉锣补钉了。不过我也没觉得丢人，反正和我般大般的朋友们，大都穿着的是打补钉的衣服,不同的只是补丁的位置颜色和形状罢了。
我上中学时,解放军官兵是全国人民最羡慕的人,而最时髦的服装就是军装，男女都喜欢。我一直盼望我能有套军装，但也明白,那只是一个希望而已。后来，我终于穿上了一身军装，正是志诚同学送的。
那时，他已经参军了。
志诚大概是六九年底参军的，十四岁的“小兵”。他参军后不久，就寄给了我一包衣服，有一套新军装，还有一双新军鞋。那军鞋很像“懒汉鞋”，也是不用系鞋带的平底鞋，只是底子比较厚，有一层胶，很结实。从那以后，他送了我许多的军装，一直到我大学毕业，前后共十多年。
上一次回国探亲，我把以前留在国内的衣服整理好了以后，都送人了，只留下了一件六、七层新的军装带回了美国，挂在了我的挂衣间中。那件衣服是志诚哪一年送给我的，我实在记不清楚了，就是最迟，也是一九八零年前后的事了。二十年过去了，衣服依然在，只是人都老了。虽然我知道我这一生大概不会再穿这一件衣服了，但它在我心中的位置，是世界上任何别的衣服也代替不了的。
环绕着衣服的，是永远也割不断的深情：朋友之请,兄弟之情。
但我和志诚刚刚认识时，却把他看成了仇敌。
那是六八年深秋的事，有一天，我们的班主任(当时叫“政治干事”)隋志芬老师让我们欢迎新同学，这时，志诚和几个新同学一起走进了教室。一眼之下，我就感觉到他和我不是一路人，别的不说，单是那衣服就不一样，他穿的是一件没有补钉的干干净净的蓝色的衣服。很快，我们就知道了，这五、六个新同学都是部队干部的子女，住在我们县城西边的西沟。西沟距离我们学校有十多里路，因此，每天他们都要乘部队的班车先到县武装部，下车后走一、两里路到我们学校来上课。放学后，再坐车回家。
我的家乡离北朝鲜很近，驻扎着一个师的部队。师部就在西沟。我们班上的这些部队干部子女，有的父亲是师政委、付政委，有的是政治部主任，有的是付师长。志诚父亲的官最大，是师长。
师长，就是找遍了我们全县，也找不到比这更大的官了。当时我们的“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相当于县长），也就是一个付团级的干部。
你爸是大官，我爸是一个老百姓，单单是我心中涌上来的这一个鬼想法（我可不知道它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就足以使我产生了对志诚的戒心、敌意和嫉妒了。再加上我认为自己的学习成绩比他好，但他有的一切，我却什么也没有，这样，那嫉妒之心有时就像蛇蝎一样咬着我的心了，于是，我怎么看他，看到的都是不顺眼。
志诚很爱整洁，穿的衣服从来都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要是别人这样穿着，我看上去会挺舒服的，但穿在他身上，我看着就别扭。心里想，显什么啊，你穿得这么好还不是因为你们家有钱。
他不大爱讲话，被我解读成了骄傲，瞧不起我们。心想，你讲不讲谁稀罕哪，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爸不就是个大官嘛，他要是不参加革命，你还不是我们一样嘛！直到有一天我打听到了，他父亲参军前的确是农民，我心里才好受一点了。
就连他坐着部队的班车来上学，也惹得我来气，被我认为是仗着他父亲是大官，搞特殊化。我们的县城很小，一辆公共汽车也没有。平时在胡同中，要是停了一辆吉普车，也会被我们小孩子们围观一直到它开走，就是它走了以后，我们还可以继续争论、回忆、梦想两天、三天，或者更多天。再加上我还没有乘过公共汽车，而徐志诚他们，不仅能乘，而且能天天乘，这就更使我强烈地认为他们不应该坐车来上学，又梦想有一天我要是能坐车上学有多好啊。但马上就明白，这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于是又贬低他了：你坐车上学，牛什么呵。我才不稀罕哪，还得天天起大早，还得等车。
那时我们班有五十四、五个同学，我是学生干部中的“第一把手”－－“付政治干事”。我每天早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当老师进来时，大声喊：“起立”，然后领着大家一同高呼：“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我们敬爱的林付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喊“万寿无疆”是一定要挥舞“毛主席语录”本的。并且，一律用右手举起，高过头部。这样，在喊大家起立前，我必须在书桌的过道中走两遍，认真地检查同学们是否把语录本都拿出来了，并且放在书桌的右上角，放正了，并且语录本封面上的头像一律要向着前方。放颠倒了，放得不正，都不行，因为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是“忠”还是“不忠”的立场问题，事关大是大非，含糊不得。
有一次，我走到志诚的书桌前，不动了，他的语录本没有放正。他起先没有注意到我，正和同学小声说话。但看我不动了，就纳闷。他看看我，我没有理他，眼睛还盯在语录本上。很快,他就明白了。但装作没看见。
我们俩人就这么对峙起来了。不一会儿，全班的同学都静下来了。
我打破了寂寞，对他说：徐志诚同学，请你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本放好。他不得不放正了，我心中出了一口恶气。心想：你们干部子弟就怎么了。
妙的是，以后我们彼此过了几招后，竟然印证了不打不成交的古语。到他一年后离开学校去参军时，我们已经成为最好的朋友了，并且一直到今天，三十多年。
这些年我时而会想起，我当初为什么和志诚闹别扭？原因就是两个，一个是嫉妒，一个是自卑。而造成这两点的，就是因为他爸是官，并且是大官。
从我记事起，我就对有钱的、当官的人家的孩子就保持着一种矛盾的态度：又羡慕，又嫉妒，又瞧不起。其实我当时所认识的人也没有什么人家有大钱。我眼睛中的有钱人，也就是父母都上班，一个月收入一百元左右而已，但相对于我父亲每月挣的那四十多元钱，一百元对于我的想像力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而我认识的官，其实是不是官我都不清楚，只要他们工作的地方是在县政府，我就觉得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官了。想象他上班时能见到县长、付县长什么的，连我都替他们激动了。
就这样，虽然我嘴上不说，但我嫉妒他们，嫉妒我的一些同学们有这么好的父母，这么多的钱，嫉妒他们有新衣服穿，能背上新书包，嫉妒他们一听到门口响起来了叫卖声：“凉冰棍了！三分钱一根！”马上就能跑回家，要到钱，把冰棍买到手。等等。
在这一切面前，我又感到自卑。要不是他们的新衣服，我不会觉得我衣服上的补钉那么显眼。要不是他们父母的职业，我不会不好意思告诉同学我爸是作饭的。在他们面前，惟一能令我站得起来的就是我学习好，考试不是得第一，就是第二。而这一个好，就令我更看不起他们了：看看你们那个熊样，吃得那么好，那么有钱，还考不了第一！
现在细想起来，自己的这个嫉妒心，并不是仅仅只对着居住在我们大杂院的几户人家的，其实，它是针对着一切比自己显得有钱的人，有势的人，甚至是有学问的人，那是以后的事情了。只是当自己居住在大杂院的时候，嫉妒的面也就那么大。那些更有钱、更有权的人离自己的视线太远，还构不成自己对之嫉妒的实际对象。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年，我虽然才十来岁，但嫉妒心已经基本上发展成熟了。于是，那些报纸上、广播中被批判的人，虽然我过去对他们连嫉妒都不敢，但现在我敢了，并且把这个嫉妒美化成了恨，名之为“阶级仇恨”,或者“革命义愤”。
最能激起我“革命义愤”的，就是报纸上和广播中所揭露的那些革命的敌人的“腐朽靡烂的地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就像前国家主席的夫人－－王光美到印度尼西亚去访问时穿上的漂亮衣服，原来在文革前放的记录片中也看过，觉得真漂亮，还为她鼓过掌。哪里敢嫉妒。但一到了文革，那妒火就中烧了，别说是王光美穿的漂亮衣服，就是她脖子上戴的项链，我怎么看怎么想都认为那的确是地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所以，她被批斗，我觉得是活该，罪有应得。
打倒“四人帮”后，我看到了许多揭发批判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的材料。印象深刻的一个材料就是，文革初期江青之所以折磨、丑化王光美，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嫉妒王光美。她看到王光美在外国人面前大出风头，而她作为毛的夫人，却默默无闻，于是，她实在忍受不了了。
文革前还听说毛主席讲了，说他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要是他自己这么讲讲，也没什么。但若知道了连我这个小孩子都知道了这句话，他心中是什么滋味呢？
多少年来，我最向往的就是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共产主义的宣传之所以能吸引我，就在于它勾画出了一个没有差别、人人平等的新社会。文革中毛泽东的号召之所以能激动我的心，就是因为他指责“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特权，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而在这一切背后的，是我那颗嫉妒的心。
文革后许多人曾经感叹十多年来大陆“人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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